【摘要】：历史，一是指过去事实的记载;二是指已过去的事实;三是指经历，底细;四是指自然界和社会的发展进程，沿革，来历;五是指以过去的经历和事迹的痕迹;六是指历史学科。精品学习网论文网为您提供历史论文范文参考，以及历史论文写作指导和格式排版要求，解决您在论文写作中的难题。

东汉初，班固著《汉书》，始立《西域传》。他给“西域”下的地理定义是：“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阨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表明所指为今新疆南疆地区。但《汉书·西域传》所述，却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而包括了天山以北的乌孙和葱岭以西的许多国家。自此以后，历代正史皆立西域传，所记录的范围随时代不同而有变化。而“西域”一词，也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西域，一般即指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葱岭以东，玉门以西的地域;广义的西域，则指当时中原王朝西部边界以西的所有地域，除包含狭义的西域外，还包括南亚、西亚，甚至北非和欧洲地区。

依现代地理概念来看，狭义的西域是中亚的核心部分，而广义的西域所指，大多数也在中亚的地理范围内。所以，中国学术界往往就把“西域”和“中亚”等同起来，把“西域史”等同于国际学科划分中的“中亚史”。严格说来，这样做是不科学的，但我国从事中亚史的学者，主要的研究对象是狭义的西域，所以也就约定俗成地把中亚叫作西域;而我国的中亚史研究，也主要是狭义的西域史研究。本文所述，即以狭义的西域史研究为主，兼及整个中亚史研究的范围。

近代以来，狭义的西域成为清朝的一个省份，而国家之间的界线也日益分明，古代的“西域”概念渐渐消失。我们这里所谈的西域史，按一般的历史分期断在1840年为止。

一

从现代意义的历史学来说，我国西域史研究的起步，应当追溯到清朝中后期的西北舆地之学。

从乾隆年间清朝征服占领天山南北的准噶尔部和回部，到光绪十年(1884)建新疆省，有关新疆地区的山川地貌、行政建置、民族宗教等方面的情况，渐次记录到清朝的官书和地图中，使内地的学人初步掌握了有关的知识。另一方面，鸦片战争前后，欧洲殖民主义者东来，对清朝构成威胁，中国的边疆问题日益严重。一些知识分子开始特别注意了解外国的情况，探讨边疆问题。乾嘉朴学考据的方法和西洋制图学的传入，为边疆史地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工具。而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由于种种原因亲身到了新疆，为西北舆地之学在此时产生一批重要著述提供了机遇。这些著作可举以下为代表作：祁韵士(1751—1815)的《皇朝藩部要略》、张穆(1805—1849)的《蒙古游牧记》、 徐松(1781 —1848)的《西域水道记》、何秋涛(1824—1862)的《朔方备乘》、陶保廉的《辛卯侍行记》。

祁韵士1805—1809年间被流放到伊犁，参加《西陲总统事略》的编纂，在此基础上，著《藩部要略》十八卷及《表》四卷，对内外蒙古、厄鲁特蒙古、西藏、回部历史加以系年，记述各部的分合演变。祁韵士还著有《西域释地》二卷、《万里行程记》一卷;编《伊犁总统事略》十二卷，后精简为《西陲事略》;又参与编纂《西域同文志》二十四卷。

张穆曾复校《藩部要略》，其重点研究蒙古史地。他有感于《元史》错误较多，于是参考清朝官书及地方史志，写成《蒙古游牧记》十六卷，记述了内外蒙古、厄鲁特蒙古、土尔扈特蒙古各部的山川城堡、沿革事迹等。此外，张穆还撰有《元裔表》、《外藩碑目》等。

徐松于嘉庆十七年(1812年)因科场案流放伊犁，继续《西陲总统事略》的编纂。他又把祁韵士编《伊犁总统事略》加以增删修定，编成《新疆识略》十二卷。在新疆期间，徐松有机会遍访天山南北各地，做实地考察。他于道光元年(1821年)，仿《水经注》的体例，撰成《西域水道记》五卷，以哈喇淖尔、罗布淖尔等十一大湖为纲，记述嘉峪关以西和新疆境内的水系湖泊，释文中参考史籍和亲历考察的结果，详记沿河的城邑、村庄、军台、卡伦、厂矿、交通、古迹、民族、史事等，对当地留存的碑志材料，也做了辑录。此外，徐松还撰有《新疆赋》二卷，用韵文体记述了新疆的山川形势和民族物产等情况。他还著有《汉书西域传补注》二卷，不仅比勘史料，多所订正，而且结合实地考察，指出今地所在，较前人高出一筹。

何秋涛先有《北徼汇编》六卷，后大加增补，把古籍中有关北方地理的史料和他本人的考证抄在一起，辑成一部大书，文宗(咸丰)赐名为《朔方备乘》。此书记汉至清道光间东北、蒙古、新疆乃至中亚、俄罗斯、东欧的历史、地理，尤详于蒙元时期的北方边疆和中西交通，是当时西北舆地之学的集大成之作。

陶保廉在光绪十七年(辛卯，1891年)随父赴新疆任官，一路从山东、天津、北京，经陕西、甘肃，入新疆，由哈密，经吐鲁番，到迪化(今乌鲁木齐)。所著《辛卯侍行记》对沿途城镇沿革、山川道路、古迹名胜、人物风俗均有记述，特别是对古今地名的比定，为今人所重。

清朝各级官府组织学者编纂的一些地理志书，也反映了当时西北舆地之学的盛行。这类书主要有：《皇舆西域图志》五十二卷，乾隆二十一年至四十七年(1756—1782年)修成;《新疆图志》一百六十卷，王树枅、袁大化编，宣统元年至宣统三年(1909—1911年)修成。两书都是既参考了历史文献，又有实地考察成果的大型地方通志，为西域史特别是清代新疆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以上述成果为代表的清朝西北舆地之学，开创了西域史研究的新天地。虽然大多数学者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蒙古史，并由此带动了重修元史的热潮，而且多数学者的著作仍是以记述为主。但是，像徐松这样的学者，除了史籍的严密考订外，还亲身做了实地调查，而且注意到了当地保存的碑志材料，代表了新史学的方向。

在同时代的欧洲，也正在成长起一批区别于传教士和殖民主义者的汉学家。他们研究的一个重点，即有关西域的史料。以法国为例，雷慕沙(J.　P. A. Remusat 1788—1832)著有《于阗城史》(Paris 1820)，利用《古今图书集成·边裔典》，整理了于阗的历史资料。他还翻译了法显的《佛国记》(Paris　1836)。雷氏的弟子儒莲(S. Julien1797—1873)，也翻译了玄奘的《大唐西域记》(Paris 1857—1858)和慧立、彦悰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Paris 1853)。1893年，沙畹(Ed. Chavannes 1865—1918)继任法兰西学院教授职位，他研究的重点更偏重于西域史。他译出一些不同时代的重要史料，并附以注释或研究，如《魏略西戎传笺注》、《宋云行记笺注》等，其中尤以《西突厥史料》(St. Petersburg 1903)一书最为世所重。 此书译出有关西突厥的大量汉文史料，证以西文史料，对隋唐时期占领西域广大领土的西突厥汗国及其在东西交往史上的作用，做了详细的考述。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对于西域史研究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西北地区考古时代的到来。在西域的历史上，由于民族的迁徙、战争、同化较为频繁，本地留存的史料不多，上述东西方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依赖于周边较大的文明所遗留下来的文字材料，如汉文、阿拉伯文、波斯文、希腊拉丁文史料。自从1890年英军中尉鲍威尔(H. Bower)在库车获得梵文写本后，英、俄外交人员开始在新疆攫取古物。随后，西欧各国争先恐后地派考察队前往新疆、甘肃、蒙古、西藏等地，发掘古代城堡、寺院、石窟、墓葬，其中以英国斯坦因(A. Stein 1862—1943 )所率三次中亚考察队，德国格伦威德尔(A. Grünwedel 1856—1935)和勒寇克(A. von Le Coq 1860—1930)所率四次吐鲁番考察队，日本大谷光瑞(1876 — 1948　)所派三次中亚探险队， 法国伯希和( P. Pelliot 1878—1945　)所率中亚考察队， 俄国科兹洛夫( P.　 K. Kozlov)和奥登堡(S. F. Oldenburg 1863—1934 )所率中亚考察队的收获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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