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也颇难人寻味，迄今为止本人看到的来自历史学界的关于历史题材文学艺术作品的论说，一无例外地都是批评的声音。这是为什么?历史叙事为什么要“越界”地去规范文学叙事?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先听一听历史学家们是如何进行批评的。

批评要点之一：有硬伤。这是最常令历史学家诟病的事情。例如“孝庄”本是顺治皇帝生母死后的谥号，她本人生前是不可能知道的，即使知道也决不会以此自称，可笑的是在号称“历史正剧”的电视剧《康熙王朝》中，这个人物却是口口声声“我孝庄”如何如何。由于中国历史文化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再加上影视剧编导的文化水平有限，敬业精神不够，故而此类硬伤在今日荧屏上的确比比皆是，令人喷饭。其他如某大臣与别人谈及皇太后时称之为“母后”，让宋代武士穿上明朝锦衣卫的服饰等等知识性错误，都是历史学家深恶痛绝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完全认同历史学家的立场。

但是另有一些被历史学家看作是“硬伤”的，就值得商榷了。例如我们常常看到历史学家的文章指责某影视剧中某个人物在做某件事时的年龄与历史记载不符，某件事情根本不是某个历史人物所为，某个剧中人物的经历与实际的历史记载大相径庭，等等。此类指责是最为典型的将历史与文学混为一谈的例子。文学叙事，即使是以历史事件为题材的，也还是文学叙事，其叙事准则是文学的而不是历史的。剧中人物的年龄、经历、脾气秉性甚至其存在与否等等均可以，而且应该是根据整部作品的总体构思来安排所的，而不应该是根据史书记载来安排的。这些都不可以“硬伤”视之。

批评要点之二：评价不当。最为历史学家不能容忍的还不是历史题材作品中的“硬伤”，而是对历史人物或事件的评价问题。这也是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共同面对的难题之一。一般说来文学叙事是比较敏感的，易于接受新的思想观念的影响，所以喜欢做翻案文章。而历史叙事由于研究对象的关系，一般说来比较保守一些。这样一来，在对历史事件与人物的价值评价上文学叙事与历史叙事就常常是圆凿方枘，甚至针锋相对的。例如对于古代帝王的评价，历史学家根据历史记载往往从“定论”出发来指责文学或影视作品。殊不知凡是“定论”都是剔除了血肉的“筋骨”，是毫无趣味的，文学叙事如果以此为准则就必然脸谱化、类型化。比如雍正皇帝，除了清代官修的史书之外，这位皇帝在历史叙事中的形象一向不大好。然而，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制作的大型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中，雍正成了一位令人尊敬的杰出政治人物，而且也是令人同情的孤独者。电视剧播出后受到观众和文学界影评人的高度评价，收到空前的收视率。但是史学界的批评亦随之蜂起。锋芒所向除了对其中“硬伤”的指责之外，主要集中在对雍正的评价之上。许多文章认为，雍正这个人在历史上是以刻薄少恩、残忍冷酷著称的，电视剧却把他描写成很有人情味的人;历史上的雍正虽然的确常常通宵忙碌，但那是为了阅读各地送来的成千上万条“密折”，而电视剧却把他描写成为了江山社稷操劳……。在我看来，这样的指责是站不住脚的。雍正皇帝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某个符号，他在与臣下或仆从的关系中表现出一定的人情味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历史叙事往往只关注事件的原委而不注意事件的过程，尤其不关注当事人的精神和心理状态，所以对一个历史人物往往根据事情的结果来下断语。文学叙事则刚好相反，其最为关心的不是事件的结果，而是事件发生过程中人们活生生的情感体验。在《雍正王朝》中，编导和演员对于雍正那种处于国与家、权力与人情、光明正大与阴谋诡计等多重矛盾之中的复杂心态演绎的淋漓尽致，这也正是电视剧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看完这部电视剧，我们会说：历史上的雍正也许不是这样的，但是他有可能是这样的。而看完某些史书的记载我们则会说：实际生活中的那个雍正肯定不是这样的。

这就是说，历史学家依据史书的记载来否定文学叙事对于人物和事件的独特的价值评价，这种做法的合法性是值得怀疑的。那些历史文本的建构者在特定文化历史语境中对历史人物和事件作出的价值判断都是值得怀疑的，所以今天的历史学家依据历史文本对历史人物和事件做出的价值判断也同样是可以质疑的。在历史人物与事件面前，文学叙事与历史叙事同样拥有价值判断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