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楚帛书研究综述

楚帛书是20世纪40年代发现的重要楚文献。在当时，是文字最多、篇幅最长的战国文字材料。楚帛书文字、内容研究的突破，不仅与古文字、古文献的研究深入有关，而且与帛书处理的技术有关。每一个用新技术处理的文本的公布都会大大地推进帛书文字和内容的研究。

楚帛书自蔡季襄《晚周缯书考证》(1994)(注：1945年春印行。)始行于世。此书初附摹本，蒋玄怡据此本临写的摹本公开发表(1950)(注：蒋玄怡临写蔡本，《长沙》上海今古出版社，1950。)，帛书才广为人知。此后数年间，陈pán@(20)(1953)(注：陈pán@(20)《先秦两汉帛画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四册，1953年3月。)、郭沫若(1953)(注：郭沫若《关于晚周帛画的考察》。《人民文学》1953年第11期。)、饶宗颐(1954)(注：饶宗颐《长沙楚墓时占神物图卷》。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第1卷l期，1954年：《帛书解题》，《书道全集》第一卷。[日本]平凡社，1954年。)、董作宾(注：董作宾《论长沙出土之缯书》。[台北]《大陆杂志》第十卷六期，1955年。)等人据此本研究，发表了一些论著，但由于这个摹临本漏摹、误摹文字达半数以上，所以这一时期的研究不可能有所突破。

美国弗利亚美术馆全色照片摹本和原照的行世，开创了楚帛书研究的新局面。从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中期，以这套照片及其摹本为研究对象，研究取得突破性成就。大量漫漶不清的字得以确认，使得对帛书内容的理解更为深入。饶宗颐《长沙出土战国缯书新释》(1958)(注：《选堂丛书》之四，香港义友昌记印务公司，1958年。)、《楚缯书十二月名核论》1965(注：[台北]《大陆杂志》和30卷1期，1965年1月。)，李学勤《补论战国题铭的一些问题》(1960)(注：《文物》1960年第7期。)，陈楚家《战国楚帛书考》(作于1962，发表于1984)(注：《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商承祚《战国楚帛书述略》(1964)(注：《文物》1964年。)，林巳奈夫《长沙出土战国帛书考》(1964)(注：日本《东方学报》第36卷，1964年10月。)，陈邦怀《战国楚帛书文字考证》(1981)(注：《古文字研究》第五辑中华书局1981年。)都是重要收获。其中李学勤所指出的帛书四边文字中的十二神与《尔雅•释天》中十二月名相关，是突破性的发现。经过大家的努力，文字大部分已能通读。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帛书红外线照片的问世，又给帛书破究带来新的突破。这套高清晰放大照片使得过去一些不清晰的文字不考自破。一些疑难字也因文句的贯通而理解得更近真实。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海外学者首先利用这些文本研究，发布了一批研究成果，创获良多。主要有林巳奈夫《长沙出土战国帛书考补正》(注：日本《东方学报》第37卷。1966年3月。)，严一萍《楚缯书新考》(1968)(注：[台北]《中国文字》第26至第28册，1968。)，金祥恒《楚缯书“@(21)”解》(1968)(注：[台北]《中国文字》28册。1968年。)，饶宗颐《楚缯书之摹本及图像——三首神、肥遗与印度古神话之比较》(1968)(注：[台北]《故宫月刊》第3卷第2期，1968。)、《楚缯书疏证》(1968)(注：[台北]《历史语研究所集刊》第40册(上)1968年10月。)，陈pán@(20)《楚缯书疏证》(1968)(注：[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0册(上)1968年10月。)，唐健垣《楚缯书文字拾遗》(1968)(注：[台北]《中国文字》第30册，1968年12月。)。在西方学者中，巴纳博士对楚帛书用力尤勤。50年代在《楚帛书初探》中首创棋格式摹本(注：巴纳《楚帛书初探——文字之新复原》。《华裔杂志》第17卷，1958年。转引自曾宪通《楚帛书研究述要》。关于巴纳的主要研究成果，请参阅曾宪通先生的《楚帛书研究述要》。)，广为学者采用。六、七十年代对红外线照片的研发与摹写，成就突出。但由于他的论著都是英文版，在国内读者不是很多。

红外线照片自七十年代末传入中国内地，学者们纷纷著文，帛书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侧重文字考释、文意疏通的重要论著有吴九龙《简牍帛书中的“夭”字》(1985)(注：《出士文献研究》，文物出版社1985年。)、高明《楚国缯书研究》(1985)(注：《古文字研究》第十二辑。中华书局1985年。)、李零《长少子弹库战国帛书研究》(1986)(注：中华书局1986。)、何琳仪《长沙帛书通释》(1986)(注：《江汉考古》1986年第1、2期。)、朱德熙《长沙帛书考释五篇》(1986)(注：《文物研究》1988年第4期。)、陈秉新《长沙楚帛书文字考释辩正》(1988)(注：《湖南考古辑刊》第一辑，1982年2月。)等。这些论著或考疑难字，或综述研究历史与现状，或通释全文，都各有可观。

李零的《长沙子弹库帛书研究》是成书较早，多有创获的一部楚帛书研究专著(1985)。

李学勤对楚帛书研究有很大贡献。这个时期又有《论楚帛书中的天象》(1982)、《楚帛书中的古史与宇宙观》(1984)(注：《楚史研究初集》湖北人民出版杜，1984年。)、《长沙楚帛书通论》(1987)(注：《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一集，1987年1月。)、《再论楚帛书十二神(1987)(注：《湖南考古辑刊》第四辑，1987年10月。)等文章，阐发了对帛书内容的新见。文章虽然不以考释文字为主，但在重新做的一些释文和注解中，也多有新意。

饶宗颐对楚帛书孜孜以求，自五十年代起几十年不懈探索。从《帛书解题》(1954)、《长沙出土战国缯书新释》(1958)、《楚缯书疏证》(1968)到《楚帛书新证》(1990)(注：载《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不断吸收新成果，不断有新发明。其研究成果主要汇集在《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1993)(注：饶宗颐、曾宪通《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中华书局1993。)一书中，蔚为大观。

这一时期的研究以曾宪通的《楚帛书研究述要》(1993)(注：载《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和《楚帛书文字编》(1993)(注：《楚帛书文字编》，中华书局，1993。)作结。前者是对楚帛书问世以来五十多年研究的综述，文后附有研究简目，甚便读者;后者则集中反映了当时的识字水平。该字编摹写精美，收字齐全，体例谨严，不仅吸收了当时的最新成果，而且多有创见。

进入九十年代后，由于大批楚简公布，人们对楚文字的认识更为深入，帛书中的一些疑难字也得已破解。李零《楚帛书与“式”图》(1991)(注：《江汉考古》，1991年第1期。)，刘钊《说“”、“@(22)”二字来源并谈楚帛书“wàn@(23)”、“ér@(24)”二字的读法》(1992)(注：《江汉考古》1992年第10期。)，冯时《楚帛书研究三题》(1996)(注：《于省吾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吴振武《楚帛书“@(25)步”解》(1996)(注：《简帛研究》第二辑，法律出版社，1996。)、曾宪通《楚帛书文字新订》(1999)(注：《中国古文宇研究》第一辑，吉林大学出版杜，1999年6月。)都是新的收获。

楚帛书还有一些残片存世。商志@(26)在《记商承祚教授藏长沙子弹库楚国残帛片》(1992)(注：《文物》1992年第11期。)一文中公布了一部分。在此之前，李学勤已有《长沙子弹库第二帛书探要》(1990)(注：《江汉考古》1990年第1期。)一文，肯定了第二帛书的存在。《试论长沙子弹库帛书残片》(1992)(注：《文物》1990年第11期。)对公布残片的内容及性质进行了探讨。惜这些残片面积太小、文字不多。我们期盼着海内外收藏的“第二帛书”能早日公布。

楚帛书经过五十多年的研究，照片或摹写的文本已很清晰准确，模糊不清的文字已经不多，尚无定论的疑难字已所剩无几，甲、乙、丙三篇文字都能通读。将来对个别疑难字的考释须和其它楚文字材料密切结合，对其内容的理解也需密切结合新出土楚文献，尤其是楚简日书。

三　楚简文字研究综述

在现在公布的出土战国文献中，楚简是最丰富的。

五十年代在长沙仰天湖、杨家湾、五里牌发现的三批楚简，保存均不很好，内容都是遣册。其中仰天湖简文字较多，字迹也较清晰，在当时已是重要的发现。当时可资比较的战国楚文字主要是楚帛书和一些楚铜器铭文，数量无多，且楚帛书的研究自身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再加上遣册所记皆为名物，内容与帛书等完全不同，所以许多字未能正确释出，对楚简内容也仅是初步研究。罗福颐《谈长沙发现的战国楚简》(1954)(注：《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9期。)，史树清《长沙仰天湖楚简研究》(1955)(注：群联出版社，1955。)、饶宗颐《战国楚简笺证》(1955)(注：《金匮论古综合刊》第1期，1955。)、陈直《楚简解要》(1957)(注：《西北大学学报》，1957年第4期。)等文，筚路蓝缕，是楚简研究的良好开端。

五十年代末河南信阳长台关楚简是重大发现。墓中所出竹书虽然全部残损，多为碎片，但首次见到战国竹书实物依然令人振奋。李学勤《信阳楚墓中发现最早的战国竹书》(1957)(注：《光明日报》，1957年11月27日。)及时地介绍并作了一些初步的研究。

七十年代后，有关上述竹简的重要研究成果陆续发表。主要有朱德熙、裘锡圭《战国文字研究(六种)》(1972)(注：《考古学报》1972年第2期，又载《朱德熙古文字论集》。)、中山大学楚简整理小组《谈信阳长台关出土的竹书》(1976)(注：《文物》1976年第6期。)，《信阳楚简考释(五篇)》(1973)(注：《考古学报》1973年第1期。又载《朱德熙古文字论集》。)，李家浩《信阳楚简“浍”字及从“@(27)”之字》(1983)(注：《中国语言学报》1982年第1期。)、彭浩《信阳长台关楚简补释》(1984)(注：《江汉考古》1984年第2期。)。这些文章以释字为核心，通读了一些简文，解决了一些疑难。能取得这样的成绩。究其原因，一是信阳简文字较多，大都比较清楚，有辞例可寻;二是通过对六十年代出土的望山楚简精心整理和深入研究，积累了一些可资比较的知识。

中山大学古文字研究室对五六十年代出土的楚简的研究一直没有间断。一些摹本和考释成果虽然没有及时发表，但以油印本的形式，在部分学者间流传，广有影响。商承祚《战国楚简汇编》(1995)(注：齐鲁书社，1995。)是其中重要的研究成果。

进入九十年代，楚简研究开始全面兴盛。

一、新材料的公布是楚文字兴盛的直接动因。五、六十年代出土的重要材料没有及时公布，研究者限于一个很小的学术圈里。进入九十年代，新发现的重要材料公布十分及时，这就让没有机会接触实物的广大学者有机会投入研究中。1989年曾侯乙墓竹简(注：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1991年包山楚简(注：荆州博物馆《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1995年九店楚简(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九店楚墓》，科学出版社，1995。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九店楚简》，中华书局，2000。)，1998年郭店楚简(注：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2001年上海博物藏战国楚竹书(一)(注：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书(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让学者眼界大开。这个时期，六十年代出土的望山楚简也得以公布。正在整理中的上海博物馆藏楚简(注：朱渊清整理《马承源先生谈上博简》，载《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湖南慈利楚简(注：湖南文物所、慈利文管所《湖南慈利石坂村二十六号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1期。)、河南新蔡楚简(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驻马店市文化局、新蔡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河南新蔡平夜君成墓的发掘》，《文物》2002年第8期。)更激发着研究者探求的热望。这些材料的及时公布，嘉惠学林、首著大功，遍受赞赏。其中包山简，郭店简公布的及时，上博简技术处理的精美尤为人称道。

二、一些高水平的释文和注释，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朱德熙、袭锡圭，李家浩的《望山一、二号墓竹简释文与考释》(1987年定稿，1995年出版)(注：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望山楚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zhǒng@(28)楚墓》附录2。文物出版社1996年4月。)，裘锡圭、李家浩的《曾侯乙墓竹简释文与考释》(注：见《曾侯乙墓》附录1。1999。)，李家浩的九店竹简的《释文与考释》(2000)(注：见《九店楚简》。)是其中的精品。北大的这三位学者在楚简的整理和考释方面，成就卓越。彭浩等人的《郭店楚简》(注：见《郭店楚墓竹简》。)的释文与注释也作得很好，言简意赅、充分吸收了当时的释字成果，再加上裘锡圭按语，更如锦上添花。

三、涌现出一大批考释文章，新人倍出。

遣册简文字的考释有新的突破。李家浩一系列遣册简的研究文章，结合文献和出土实物，每考一字，皆穷究音义，详论名物，甚为精确，令人信服。《仰天湖简十二号考释》(1993)(注：《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一)》，中华书局，1993。)、《包山楚简研究(五篇)》(1993)(注：第二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1993。)、《包山266号简所记木器研究》(1994)(注：《国学研究》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7月。)、《信阳简中的“@(29)枳”》(1996)(注：《简帛研究》第二辑，法律出版社，1996。)、《信阳楚简“乐人之器”研究》(1998)(注：《简帛研究》第三辑，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楚简中的袷衣》(1999)(注：《中国古文字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等都各有发明，代表着遣策简研究的最高成就。

《包山楚简》公布不久，便涌现出一批补释文章。在文字考释方面，吉林大学师生在这一时期的成就令人瞩目。林yún@(30)《包山楚简札记七则》(1992)(注：《江汉考古》1992年第4期。)、刘钊《包山楚简文字考释》(1992)(注：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九届学术研讨会论文，1992。)、汤余惠《包山楚简读后记》(1993)(注：《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2期。)、何琳仪《包山楚简选释》(1993)(注：《江汉考古》1994年第4期。)、李天虹《包山楚简释文补正》(1993)(注：《江汉考古》1993年第3期。)、白于蓝《包山楚简拾零》(1996)(注：《简帛研究》第二辑，法律出版社1996。)、《包山楚简补释》(2001)(注：《吉林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建所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又有《包山楚简补释》，《中国文字》新27期，[台北]艺文印书馆。)、徐再国《包山楚简考释四则》(1996)(注：《于省吾教授百年诞辰文集》。)等对误释文字都有所订正。

黄锡全《包山楚简部分释文校释》(1992)(注：《湖北出土商周文字辑证》，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李零《包山楚简研究(占卜类)(1993)(注：《中国典籍文化论丛(一)》1993。)、曾宪通《包山卜筮简考释七篇》(1993)(注：《第二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1993。)，李家浩《包山楚简“@(31)”字及其相关之字》(1997)(注：《第三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问学社有限公司，1997。)赵平安《释包山楚简中的“”和“@(32)”》(1998)(注：《考古》1998年第5期。)都是同类文章中的佼佼者。

对于信阳竹书也有了新认识。李学勤《长台关竹简中的墨子佚篇》(1990)(注：《徐中舒先生九十寿辰纪念文集》，巴蜀出版社，1990。)、杨泽生《信阳楚简第一组38号和3号研究》(2001)(注：《简帛研究2001》，广西教育出版社2001。)都有新的创获。

九店楚简在发掘报告中只作了释文。刘乐贤(1996、1998)(注：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九店楚简日书补释》，《简帛研究》第三辑，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饶宗颐(1996)(注：饶宗颐《说九店楚简之武夷(君)与复山》，《文物》1997年第4期。)、陈松长(1997)(注：陈松长《九店楚简释读札记》，第三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1997。)、李守奎(1997、2001、2002)(注：李守奎《江陵九店56号墓竹简考释四则》，《江汉考古》1997年第四期。《江陵九店楚墓〈岁〉篇残简考释》，《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1年第3期。[按，此文定稿于1997年，《吉林大学学报》原拟用稿，后因故改刊。]《〈九店楚简〉相宅篇残简补释》，上海大学新出土文物与古代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02年7月。)、李零(1999)(注：李零《读九店楚简〈日书〉》，《考古学报》1999年第2期。又载《中国方术续考》附录，东方出版社2001。)、周凤五(2001)(注：周凤五《九店楚简〈告武夷〉重探》[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2本第4分，2001。)续有苴补。李家浩所作详细的释文与考释在2000年出版。由于这批竹简保存不好，字多漫漶。继续深入研究，有些字或可释出。

郭店楚简的丰富性和重要性是以往所发现楚简无可无比拟的。它保存良好，字迹清晰，篇幅大多完整。《老子》与《缁衣》与典籍文献可以互相对照;《五行》也可与马王堆帛书相比较。一些过去不释或误解的字得到确解。有关郭店简研究的文章佳作纷呈，目不暇给。仅是从文字考释方面来看，北京有裘锡圭、李零、李家浩，李学勤、赵平安、黄锡全等;东北有林yún@(30)、汤余惠等;华东有何琳义、黄德宽、刘信芳、徐在国等;华南有刘钊、陈伟武、白于蓝等;华中有陈伟、彭浩、李天虹、施谢捷等;港台有饶宗颐、张光裕、周凤五、林素清、颜世铉、许学仁、袁国华等。他们都佳作频出，各有可观。对于郭店楚简文字的研究状况，另有专文综述。

综考楚简文字的论文不少，也不乏佳作。刘乐贤《楚文字杂识(七则)》(1997)(注：刘乐贤《楚文字杂识(七则)》，《第三届国际中国古文字研讨会论文集》1997。)，陈伟武《战国楚简考释jiào@(33)议》(1997)(注：陈伟武《战国楚简考释议jiào@(33)议》，《第三届国际中国古文字研讨会论文集》1997。)，徐再国《楚简文字拾零》(1997)(注：《江汉考古》1997年第2期。)、《楚简文字新释》(1998)(注：《江汉考古》1998年第2期。)，刘钊《释楚简中的“@(34)”(缪)字》(1999)(注：《江汉考古》1999年第1期。)，李家浩《楚墓竹简中的“昆”字以及从“昆”之字》(1999)(注：《中国文字》新25期，1999。)，颜世铉《楚简文字补释》(1999)(注：《中国文字》新25期，1999。)，施谢捷《释楚简文字中的悚字》2002(注：《古文字研究》，2002。)，李守奎《楚简文字四考》(2002)(注：《中国文字研究》第三辑，广西教育出版社，2002。)等文章都言不虚发，各有所得。

部分上博简的公布(2001)，再次引起学术界的轰动。对二十一世纪新公布材料的研究情况，我们的介绍暂且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