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纵观中外档案学理论的发展，档案学理论的产生都与社会变革而引起的档案工作变革戚戚相关，这对熟悉档案工作和档案学历史的人来说都不是什么新观点然而，近现代西方科学思想是以重视自然科学理论、重视技术实践为传统的:自然科学及科学方法的主导地位使其成为知识的唯一典范。在这种以自然科学形成的科学标准作为衡量一切学科的科学标准的科学主义思潮的统治下，人文科学的研究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和冲击，档案学当然也不例外我国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档案学理论研究者中的许多人，很自然地用这样的眼光去追求提高档案学理论的“科学性”，努力探索档案学理论的发展力一向二许多档案学研究者都很执著地期望有一种具有像自然科学一样严密的档案学理论体系;许多档案学研究者也都期望档案学理论研究能有效地移植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不论是从观察、定量研究、统计分析，还是研究结论的可检验性、操作性，研究成果的可证实或证伪等等，都可以成为档案学科学性的最重要的指标……为此，许多档案学研究者不懈追求，痴心不改，但还是在探索的过程中逐渐远离了时代和实践，形成了“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相对封闭的状态。自然，也有一些跻身于档案学研究队伍的人员以档案学无需强化科学性和专业性为信仰表现出对上述科学主义的叛逆但是，在这些人的眼里，他们看中的只是个人的既得利益，至于档案学的学科一发展的责任早已抛到了九霄云外

在科学的百花园中，特别是自然科学和经济学等被认为具有硬性“科学形态”的社会科学中的专业人员，也常常用上述科学主义的眼光看待档案学理沦，不承认档案学的科学性。在他们看来，把自己从事的学科的研究的观点和方法应用到档案学研究中来，就可以解决档案学理论

中相关问题，档案学理论的整体就是各类相关学科应用研究结果的集合，并没有什么真正的档案学理论可言。在社会上，许多人对档案学知识的了解少得可J冷，普遍认为有关档案学的知识非常简单，档案工作不过是简单的保管和供有关人员查阅，无需进行专业学习，通过实践就可以获得和掌握

20世纪20年代，时代和档案实践的发展使档案学在华夏神州大地上诞生了但是，档案学却没能像其他学科发展的那样迅猛和顺利，在科学的百花园中始终找不到自己合适的位置，更得不到来自社会的应有尊重与支持，甚至还遭受来自业内人士的冷落和轻视，档案学的发展真是步履维艰，这就是世纪之交档案学理论的深层生存困境二虽然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档案学有了较快的发展，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对档案学理论深层次的问题，比如:档案学为什么没有首先在近代中国产生?为什么会在中国形成西方档案学东渐的现象?为什么档案学的引进、移植和创新关系的处理一直是20世纪以来我国档案学发展面临的主题?这个关系我们为什么至今还没处理好?为什么我国的档案学始终未能向西方档案学那样建立独立的、客观的和抽象系统的理论体系等等还没有引起档案学界足够的重视，至今还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正确的答案。当前我们已经进人了21世纪，是对这样一个关系档案学理论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做出思考和回答的时候了。

二

21世纪是一个创新的时代。这不仅靠科学、技术的显性变革及发展，也需要来自人类在更广泛和深刻意义上对自身命运与发展和“生活世界”的关注。当前，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冲破了前面所述的科学主义的禁锢，对新的复杂事物的研究逻辑的探究正在蓬勃兴起，这就预示着可能出现科学百花园的重建。而对这样一个充满生机和挑战的新世纪，我们档案界难道能熟视无睹、无动于衷吗?可以这样讲，21世纪档案学理论的发展肯定不是20世纪档案学理论的简单延续。随着信息社会的飞速发展知识经济初见端倪，我国档案学理论的发展将与社会的改革开放、档案卜作的进一步深化改革同步，需要完成由传统的档案学理论向现代档案学理论的转型，也就是说实现档案学理论形态上的整体转换，发生一次质的变化，要实现这一伟大历史性转变，需要档案界的理论工作者进一步解放思想，打破业已形成的传统的档案学理论的观念，去呼吸新时代的新鲜空气、汲取新时代的新思想、把握新时代的发展方向、感受新时代的新需要、学习新时代的新观点新方法、发现新时代的新问题、以形成新的眼光和新的视角，重新审视档案工作和档案学，找准新世纪档案学理论发展的新起点。我国的档案学理论需要又一次飞跃和突破，时机.已经到来，而且，一定会有重大的突破。只有这样，档案学才有可能在科学的百花园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才有可能为我国档案事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三

整个20世纪的中国档案学理论建设都是在通过“借鉴”的方式在维系着自己的延续性，这是发展型理论建设无法回避的，也是最简便的一条路径。但是，这种借鉴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对象，先是20世纪初的欧美，继而是20世纪中期的前苏联，再是20世纪后期突如其来的又一次与欧美的“遭遇”。正是这最后一次的遭遇，西方“历时性的话语系统”以“共时性”的特征在我们的土地上传播甚至泛滥，几十年的话语仅用几年的工夫就进入我国。一个时期内，外来话语方式风靡无阻，甚至逐渐内化为进行档案学理论研究的一种习惯。对于一个学科建设相对滞后的国家来讲，这种现象的出现在一定意义上是正常的，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形成一种思维定势，那可就要出问题了。其实，这里不仅有我们自己的特殊心态问题，而且，还有我们认识上的问题，即我们相信不论时空变化与否都存在着不变的档案学理论。因而，当我们看到国外的档案学新理论时，不知不觉地就把它引了进来。好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档案学学科和理论建设，对这种思潮有了一定的察觉和认识，意识到改变这种做法的重要性，并着手付诸于研究中，有很多的档案学研究人员开始关注我国档案事业改革与发展的伟大实践，并把自己的档案学理论研究融入到这一伟大的实践之中。这就是笔者认为可以提出档案学理论原创性问题的理由之一。新世纪随着我国档案事业的不断改革和发展，在档案学理论工作者的不懈追求和努力下，我们有理由相信新世纪我国档案学理论的原创性会有一定的发展，成为世界档案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我们期待着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笔者在这里提出的原创性，是指以本国档案工作以及档案学发展需要和问题为研究的逻辑起点，通过各种手段获取原始性素材，作原始性的研究，进而得出在国内或国际上富有创新性的理论。当然这种原创性未必一定要创建出一种档案学的理论等，但是它必须是站在中国的土壤上在档案学的建设和发展领域中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问题，产生出来的“精品”。大家期望和为此努力许久的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档案学体系和档案学理论的建构，正是要通过大量的、不同类型和方面的原创性研究的积淀才有可能实现。因此，档案学理论研究中原创性的提出，不仅有发展档案学理论的价值，而且还有推动中国档案事业健康发展的重大作用，同时使档案学理论在指导中国档案工作实践的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汲取足够的营养、焕发出蓬勃生机，实现档案学理论和档案实践的双向互动、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我们要求档案学理论联系档案实践，也希望档案实践联系档案学理论;我们反对档案学理论的空洞，也反对档案实践的盲动;我们追求科学的档案学理论，也追求理性的档案实践。

中国档案学理论原创性发展，还涉及到科学研究领域里的民族自尊心问题。说到这里，我们马上想到了龙兆佛、蔡国铭、傅振伦、徐中舒、沈兼士、殷钟麒、何鲁成、周连宽、陈国深、徐望之等造诣精深的一批档案学家。他们为创建中国档案学，奉献出了自己的全部智慧和精力。他们不仅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学术著作，更为可贵的是，他们给我们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的创造精神、敬业精神、奉献精神将永远伴随着各代档案学家的成长之路。在这些先辈面前笔者深感惭愧，自感对本民族的精神和文化大义缺乏深层的理解和感悟;对本国的档案事业发展的状况缺乏深人细致的了解。当今，在我国的档案学界许多理论工作者太多地在书本中讨生活。但是在理论的领域里，又太少有原创的自信。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是处于落后地位，这也就使我们不少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爱心显得底气不足。也许这是时代局限的一种表现吧。21世纪的中国将是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中国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急切需要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民族创新活力的焕发，需要中华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不断增强。因此，档案学界的有志之士，应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大力加强原创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