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档案馆是公益性的事业单位,但并不排除从事经营性活动和市场化开发,只要是获得的盈利不在个人间分配,只用于档案领域公共服务事业的发展。[2]因此,基地运行后,可利用档案信息资源整合后的资源优势,对其进行深层次加工,以取得一定的效益。
2.1尝试构建“基地-影视业-城市形象-公众共赢循环模式”。与影视文化机构合作利用档案资源创作影视作品是可运用的一种有效方式,为此,笔者尝试构建了“基地-影视业-城市形象-公众共赢循环模式”,详见下图:
此模式图着眼于充分发挥各单元的作用,优势互补。基地应充分发挥档案信息资源集成及人才集中的优势,系统地整合基地所拥有的资源;影视业则应负责策划档案馆整体档案信息开发,筹集开发影视作品所需资金,利用设备和人才优势进行影视作品创作,对开发出的影视作品进行市场调查、包装、宣传和推销;动员对开发档案影视产品感兴趣的人士,主要是一些学者和文艺工作者,争取他们加盟,发挥其专业优势,对档案内容进行深层次研发,为影视作品拍摄提供咨询和导向服务,预期开发档案影视产品所产生的影响;政府宣传主管部门应加强对档案影视的正确认识,制定出相应政策,如,鼓励档案部门参与档案影视摄制,促进与影视公司的广泛交流合作,加大优秀档案影视作品的宣传、支持、资助力度等。[3]
通过上述四个不同构成单元的努力,开发出优秀的档案影视作品,可促进影视业的健康发展,促使基地处于良好的运营状态,确保档案安全的同时扩大档案事业的影响力,推动其快速发展,满足公众的精神文化消费需求,同时,提高其档案保护及利用意识。此外,基地所备份的档案中尤其是城建档案中记载了大量有关城市记忆,包括文化、历史、风俗、环境和经济发展等各个方面的资料,以影视作品为载体和平台,可全方位展示城市风貌、宣传城市形象,从而提升城市的知名度和美誉感,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
2.2借助“档案展览”平台,开发档案展览文化产品。基地建成后,可以拓宽思路,创造条件,以流动展、固定展、网展等多种形式举办档案展览。可以充分发挥整合后档案信息的价值,扩大基地的影响力。由于公众接触档案展览的时间有限,在展览现场获得的信息和记忆短暂,而展览文化产品的开发可以实现与公众长时间接触这一目标。[4]因此,可以把档案展览作为档案文化产品开发并入市场化的平台,如,上海徐汇区档案馆举办的“上海徐汇百岁老人档案展”,以一百幅画卷,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徐汇区近百位世纪老人的人生轨迹和多彩生活,并公布了这些老寿星的“长寿秘籍”。基地可从有关健康养生的档案中挖掘有价值的信息,编研出版档案书刊,适时推出,一定会受到公众青睐。[5]还可针对展览开发限量门票,推出限量的个性化邮票,做成纪念封、邮册;将印章拓片装帧、加衬、封框编号;制作展览服装、书包及礼品;将观众感兴趣的展品复制并售出拍卖等。[6]
2.3开展增值的集成服务。为档案信息的利用者提供个性化的增值服务也是可供选择的方式之一,即备份基地与管理、利用部门沟通,了解用户可能用到的档案信息内容,综合利用多方资源,进行充分调研,然后,运用人工智能、网络等多种信息技术,为用户提供满足其需要的信息,同时,将传统的档案信息服务转化为知识与技术的增值服务。基地的构建,联合了多方资源,清除了异构数据库相互连接的障碍,使分散在不同区域、不同载体上的档案信息点化为资源流,从而实现异构数据库在最大范围内的资源整合,这就为档案信息的集成服务奠定了基础。
集成服务的形式是多样的,简要介绍以下几种:①多方合作档案信息服务模式,即,由基地作为发起方,根据需要引入博物馆、信息技术部门等第三方、第四方等,对用户所需的档案信息进行主体分析,同用户一起对其进行搜集、整理,在此过程中不断听取多领域专家学者的建议,从而提高档案信息服务的质量。同时,用户的全程参与也可避免档案信息取向的偏差,在最大限度上确保服务流程的正确性。②网络参考咨询服务,即提供在线的参考咨询,通过电子邮件、web表格、QQ聊天工具、BBS等多种形式向用户提供不受空间和时间限制的信息服务。可以充分利用基地所构建的网络化共享平台开展网络化合作咨询服务,由于基地备份了大量珍贵的档案文献遗产信息,因此,可以与图书馆、博物馆等机构的文献遗产信息保障系统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分布”式的虚拟参考咨询服务网络。根据正式协议,传递各种咨询服务项目,服务中心可以把本中心无法解决的咨询问题,按协议规则,交给本系统中的任何一个成员,从而获得满意的咨询结构,并提供给利用者。[7]③个性化的信息推送服务,即根据用户的需求,对档案信息进行分析、加工、整理、整合,根据用户的具体需求,定做或由用户自己定制个性化的信息产品,定期通过internet由智能软件完成全自动的信息推送服务或借助E-mail进行人工推送服务。
3寻求国内社会的援助
目前,在图书馆界,社会援助已经成为支撑其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国外,钢铁大王卡耐基在一个多世纪前,先后向图书馆事业捐赠了3.3亿美元,使美国新添了遍布各地乃至穷乡僻壤的1679座卡耐基图书馆和106座受捐而建的大学图书馆。在国内,我国香港同胞邵逸夫所捐资建设的大学图书馆也是遍布大江南北。[8]像这样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但同为公共文化事业单位的档案馆所接受的社会援助却少之又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档案部门应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积极争取各种形式的社会支持,这对于档案馆加快自身发展,用于异地备份基地的建设,更好地保存好历史的记忆、服务社会具有重大的意义。如何更好地寻求社会援助并对捐赠资金进行有效的管理,建立档案异地备份建设保障基金会是一项可行的措施。
《世界基金会指南》一书中指出:“基金会是一个非政府非营利性的组织,它有自己的资金,由其受托人或董事会管理,旨在资助教育、慈善、宗教等社会公益事业。”同时,在我国国务院颁布的《基金会管理办法》中指出:“基金会是指国内外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及个人自愿捐赠资金进行管理的非营利性组织,是社会团体法人。基金会活动的宗旨是通过资金推进科学研究、文化研究、社会福利和其他公益事业的发展。”[9]由此可见,建立档案异地备份建设保障基金会符合国内外的有关标准,可将其纳入社会公益慈善机构的范畴,合法地接受社会捐赠。由于基金会的设立要通过国家相关机构的严格审核,并对其运作情况进行有效的管理,基金会的建立,从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对档案事业的各项捐赠活动的法制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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