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人们都在力求探知科学完备意义的“档案”所包含的真义，但就目前来说，这一任务并未完成，今后能否实现，笔者也不敢肯定。纵观中外档案界对档案的定义，不下千余种，似乎远未完结。就档案定义的纷争来说，无疑是正常的学术现象，但究其原因，不能不从认识的和社会的角度去探究。美国社会学家布鲁默提出社会科学领域的概念都只是属于“触引性概念”，起着引导性的作用，笔者极为赞同。在档案学研究中，基于研究主体对档案属性的不同把握，会使“档案”这一客观对象在研究者心目中呈现不同的“意象”，如原始的历史记录、归档保存的文件材料、本源性信息、可以追溯的社会记忆、备以查考的文件、具有历史联系逻辑排列的文献实体等等。这种种“意象”是档案学研究者档案意识的一种图像，表明我们是在不同的相互关系中去看待和研究它们。我们姑且不去对这些“意象”进行解读或科学意义上的评价，单就这些意象的呈现而言，它融汇了研究者(个体或者群体)的个体意识与社会意识、历史知识与自我认知，是一种档案世界观的呈现，以及对档案所赋予的不同意义。

2、档案属性的把握决定着研究者的档案价值意识与价值取向

客体的属性是产生价值的基础条件和原因之一，客体属性的分析是功能分析、价值分析不可缺少的前提和基础。“我们知道，世界上客观存在的纷繁复杂的事物，自身都具有很多属性。它们可以在不同的方面对人有用，因而具有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价值。但是，人要使物的属性成为现实的有用性，实现其满足人的需要的价值，就不但要发现和了解物的属性，而且要按照自己在社会中历史地形成的需要和本性，按照自己内在的尺度，就这种物的属性对自己是否有用和是否有满足某种需要的价值作出评价”[9]。因此，对档案属性的研究和运用体现了人们的价值意识和价值倾向性(价值取向)。

在我国早期的档案学研究传统中，学术共同体较为普遍地强调了档案的史料属性和历史研究价值。古代史家司马迁、刘知几、司马光、章学诚等对档案史料价值的重视自不必说。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随着安阳甲骨档案、敦煌文书经卷、西北汉晋简牍、内阁大库明清档案为突出代表的四大档案史料的发掘、发现，史学界、学术界对档案史料价值的评价可说是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徐中舒、沈兼士等在整理明清内阁大库档案时认为：“史料来源，当然不限于档案，而档案却是一切史料当中最重要的史料。”禹贡学会的领袖顾颉刚说：“近年来中国学术上有很大的进步，促成这种进步的泉源”，“最重要的则为直接史料的发现和利用。不过最惹人注意的：一是殷商甲骨文字的发现，这是上古直接史料的宝库，一是清代档案的保存，这是近代直接史料的大本营”[10]。梁启超、傅斯年、陈垣等史学大家对此都有精辟的论述。

档案的史料价值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之前，可以说都是档案的核心价值观之一，然而80年代以后，随着信息论的传播、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社会的兴起，史料价值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档案的史料属性也随之被“边缘化”。代之而起的是人们从信息角度对档案属性及其信息价值的重新认识和定位，学术共同体对档案的属性及其价值的表述出现新的转向：“档案是信息的一种，是信息大家族中的一个重要成员”;“是一种最真实、最可靠、最具权威性与凭证性的原始性固化信息”;在信息家族中具有“基础支撑性地位和作用”;“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前所未有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