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如果能扩大视野，认真读赵函、刘继增两位前人的上述记载，发现其错误并不是很困难的事。对清初词坛稍加涉猎，对陈维崧、顾贞观、纳兰性德等名词家行止稍为熟悉的人都会知道，“二十三年，性德扈驾南巡抵无锡”时，陈维崧已去世两年了，而严绳孙正在北京参与主持“北闱”乡试，他们此时根本不可能与顾贞观或纳兰性德在无锡忍草庵贯华阁有任何活动。然而，笔者认为，这种错误固然荒谬，但也只能说明赵函、刘继增两人治学态度有不够严谨之处，尚不能直接证明纳兰性德无锡史事也是错误的，要否定纳、顾曾在无锡惠山忍草庵贯华阁有过所谓的“去梯玩月”之事，还需要另外拿出充分的、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这才是科学的态度，对前人、对历史认真负责的态度，以理服人的态度。

早在1930年代始就有史家对纳、顾在无锡惠山忍草

庵贯华阁“去梯夜谈”之说提出否定意见，但在无锡此

说却被确信无疑，一直流传至今。

1930年，张任政先生的《纳兰性德年谱》发表。(3)该谱率先批驳赵函谬见，否定史事：“按赵函序，谓容若扈从南来时，与迦陵、梁汾、荪友信宿其处，此事不确”，理由是“是年荪友、梁汾俱在京师”，而陈维崧已卒于康熙二十一年。

此后，张裕京等数家纳兰性德年谱并出，虽也都对纳兰性德无锡史事持否定态度，但所用资料都取自张任政的《纳兰性德年谱》，显得论据简略，考证粗疏，因而未能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1935年无锡县政府所编的《无锡概览》中“贯华阁”条目下照旧称“清纳兰容若尝与顾梁汾月夜登最高层，摒从去梯，清谈竟夕”。(4)

1964年，柴德庚先生在香港《大公报》著文，再次批驳赵函谬见，否定史事：“容若随康熙第一次南巡在廿三年九月，时严绳孙正服官京师，梁汾亦到京，容若到无锡后曾寄书京师以告梁汾，何能同宿贯华阁?至陈迦陵已卒于康熙廿一年。赵函既为容若撰词序，而于容若与诸名士往来之迹，舛差若是，岂不可怪?”(5)很明显，柴德庚的批驳说法更为直捷明白，然而他所用材料的范围仍没有超出张任政的《纳兰性德年谱》，缺乏必要的新的论证，要彻底否定史事，尚有份量不足之嫌。

进入上世纪80年代，黄天骥先生“在充分地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著有力作《纳兰性德和他的词》一书出版，书中以附录形式刊有黄先生自己所编的纳兰性德年谱。该谱肯定史事：“在江南期间，纳兰性德曾和顾贞观相聚，写了《桑榆墅同梁汾夜望》一诗。桑榆墅是顾贞观在家乡的房子。按，顾贞观《弹指词》在《大河东去》一词自注云：‘忆桑榆野(墅)在三层小楼，容若与余昔年乘月去梯中夜对谈处也。’”(6)在该书的其他部分，黄先生对史事还有进一步的发挥。(7)

笔者注意到，与黄先生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夏承焘先生主编的“天风阁丛书”之一《饮水词》一书中只全文收录了张任政的《纳兰性德年谱》。

这一时期，史事在无锡还是风靡一时。无锡编印、出版的有关文献、著作、资料、文章都是“一边倒”，对史事沿用不疑，如列为国家档案的《江苏省无锡市地名录》称：“康熙二十三年(1684)，满族著名词人纳兰性德随康熙南巡，与顾贞观夜登贯华阁作竟夕谈，成为民族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8)无锡地方史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印的资料、刊物等也作如是说。

这半个多世纪来，史事时正时反，扑朔迷离，已成为神秘的迷团。

纳、顾在无锡惠山忍草庵贯华阁“去梯夜谈”的证据

“一诗一注解”，说的不是同一件事，后人将之作为“证据”，

是未经严肃考证之举，造成了张冠李戴式的错误。

就史事来说，自秦瀛发端到现在的200多年时间里，不论是肯定或否定论者，都未能发现新鲜材料来作自己见解的佐证。这原因张任政先生已作过确切的说明：“太傅公(指纳兰性德的父亲明珠——笔者注)为郭琇疏劾削官，及先生弟恺功涉拥立皇太子胤禩事，雍正初，夺其谥。又其后和珅与政，藉故籍家产。有此三厄，当时文士均不无贾祸之惧，即有传记文字，而复自删抹者，殆不免焉。”(9)

然而，尽管在史料方面存在着这样的困难情况，笔者还是认为只要全面、深入、认真地运用、分析现有的纳、顾两个人的诗文及其他有关资料，就有可能找出证据，用来辨别史事真伪，解开谜团。

肯定论者认为史事存在的依据是上一节中黄天骥先生所引顾贞观《大河东去》词中的自注和纳兰性德的诗《桑榆墅同梁汾夜望》(该诗在刘继增《忍草庵志》作《桑榆墅同梁汾夜坐》——笔者注)，诗是这样写的：“朝市竞初日，幽楼闲夕阳。登楼一纵目，远近青茫茫。众鸟归已尽，烟中下牛羊。不知何年寺，钟梵相低昂。无月见村火，有时闻天香。一花露中堕，始觉单衣裳。置酒当前檐，洒若清露凉。百忧兹暂豁，与君各尽觞。丝竹在东山，怀哉讵能忘!”(10)

纳、顾两个人的诗词大都未注年月日期。纳兰性德的这首《桑榆墅同梁汾夜望》不明写作时间，顾贞观《大河东去》词自注中的“昔年”同样不明具体年份。所以孤立地拿这一注一诗作肯定史事的证据，似乎是非常雄辩的，但在综合其他资料全面分析之后，史事的破绽就显露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