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文用C代表这个字形)，莫敢不C。”注释[六三]：“裘按：此句(指最后一句)首尾各有一从‘水’的相同之字，似当读为‘浅’。它们的右旁据帛书本当读为‘察’。‘察’、‘窃’古通。‘窃’、‘浅’音近义通。《尔雅·释兽》‘虎窃毛谓之戋+虎猫’郭注：‘窃，浅也。’”“某读为某”实际上是“某借为某”的换一种说法，可见注者是把“言+D”当作“察”的借字的。广濑熏雄先生就直接说“言+D”是“察”的假借字[xiii]，反映的正是裘注的观点。这种释读由于有“言+D”字跟“察”字的异文为证，而且还发现了跟“察”读音相近形体也相关的“窃”和“浅”，所以得到广泛赞同。如刘钊先生就认为裘说“有内容相同的帛书或传世典籍的对照，可以肯定是确切无疑的”[xiv]。

 

裘先生的说法对讲通有关辞例确实很管用，但还留下三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证实。第一，如果“A”是“察”的借字，那“A”究竟是个什么字，它的本义是什么，文献中有这个词的用例吗?第二，如果“A”“B”“C”中的“D”是同一个构件，表示相同或相近的读音，那这个“D”究竟是什么字，本来应该读什么音，这个读音跟“察”相同或相近吗?第三，“A”“B”“C”中的“D”的各种不同形体(见第2组至第5组)是怎么变化来的，为什么会有那么大而整齐的差异?它们跟楚简中已经确释的读“pu”音的“D”(见第10至第14组)又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言+D”中的“D”总体上会跟已知读“pu”音的“D”写法那么一致?这三个问题分别反映了义(构形本义)、音、形三个方面，总起来说就是一个字源问题。在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裘说也只能算是假说。如果仅仅因为帛书本的异文就断定“A”当读为“察”，仅仅因为《庄子》的异文就断定“B”可读为“竊”，亦即“A”为“察”的借字、“B”为“竊”的借字，其实是难以让人信服的。顺便就可以举出个反证：上引《语丛四》“B邦者为者侯”《庄子·胠箧》作“窃国者为诸侯”，“邦”与“国”也是异文，我们能说“邦”是“国”的借字吗?显然不能[xv]。而且这段话还见于《庄子·盗跖》篇，作“小盗者拘，大盗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义士存焉”，然则“B”又与“盗”为异文，是否又该说“B”应读为“盗”呢?其实刘钊先生自己也明白异文不能证明同音或同字的道理，他曾否定有人根据帛书异文把郭店《五行》篇“不D于道”的“D”释为“辩”，理由就是“郭店楚简的‘察’字在马王堆帛书中作‘辩’是同义换用，并不能证明郭店简的‘察’也应释‘辩’”[xvi]，为什么到了“A”要读“察”、“B”要读“竊”时，就因为“有内容相同的帛书或传世典籍的对照，可以肯定是确切无疑的”了呢?作为异文，“甲”字可能是“乙”字的异体字或同义字，即使“甲”是借字，也不一定就是异文“乙”的借字，还有可能是借用为“乙”的某个同义字“丙”，“乙”也可能是借用为“甲”的某个同义字“丁”。例如《包山楚简》用来纪年的句子“东周之客许呈至胙于戚郢之岁”，其中的“至”字同书又作“归”字，这是一组很典型的异文材料，但我们不能据此认定“至”就是“归”的借字或者“归”是“至”的通假字。其实这里的“至”和“归”用的都是借字，“至”借为“致”，“归”借为“馈”，然则“至”和“归”本身并没有形音义上的关联，而是因为它们各自的本字“致”和“馈”具有同义关系才构成异文的。可见仅用异文来证明“A”是“察”的借字(通假字)是靠不住的。

那么，“A”“B”“C”三个字的偏旁“D”形体相近，是否就一定是同一个声符，它们的读音就一定得相同或相近、因而“A”就一定得读为“察”呢?恐怕也未必。首先，这三个字中被看作同一构件的“D”其实形体并不完全相同：左边从“水”的两个字样(第2组)右下也都明显从“水”;右边从“攴”的四个字样(第3和第4组)左下都明显从“大(矢)”;左边从“言”的字样较多(第5组)，除包山简有个“

”的写法其右下跟从“攴”的“B”的左下偶然相同即都从“大”(矢)外，还有右下从“又”(“又”的左向斜笔跟上部的横画相连)从“廾”和同时从“又”从“人(刀)”的写法。就构形的系统性看，这三组字形中的“D”特别是下部从“水”的“D”形体上是很难沟通的。这样一来，要用“B”“C”跟“A”所从“D”的同形关系证明“A”当读为“察”也就失去了依据。其次，即使这三个字中的“D”形体上可以认同，也不能证明它们的读音就一定相同或相近，因为汉字中存在大量的同形字和同形构件，即形体相同而读音和意义并不相同。且不说隶变以后的偏旁混同现象，战国以前同形字和同形构件就已经普遍存在了。如古文字中的“舟”是既可以表示船(读zhou)也可以表示盘(读pan)的，“幺”是既可以读“you”(幼小)也可以读“si”(丝线)的。楚文字“丑”“升”不分，“贝”“目”相混，“人”“刀”难别，“夕”“月”任作。就是我们现在讨论的“D”形，如果“A”中的“D”因为跟“B”和“C”的“D”形近就应该读音相同的话，那楚简中还有一系列后来读作“pu”的从“菐”的字，如“僕”、“樸”、“菐+阝”、“镤”、“糸+菐”(第10至14组)等，就更应该读音相同了，因为它们所从的“菐”从总体上来说跟“言+D”中的“D”形体几乎完全相同，那是不是这些公认读“pu”的字也应该读“察”?既然“僕”等可以跟“B”“C”读音不同，为什么“A”就一定要跟“B”“C”读音相同或相近呢?第三，即使“A”“B”“C”三字中的“D”确实读音相同，而且确实“‘察’‘窃’古通，‘窃’‘浅’音近义通”，那也只能证明“A”有可能读为“察”，而不能证明“A”必然要读为“察”。因为如果“A”是“察”的本字或异体字，那也符合这几个字读音相同相近的条件;如果“A”是“察”的同源同义字(就像“命”跟“令”的关系)，那同样符合这几个字读音相同相近的条件;甚至可以反过来，“察”是借字而“A”是本字，那仍然符合这几个字读音相同相近的条件。

 

《郭店楚墓竹简·五行》篇“不D于道也”的“D”，马王堆帛书有异文作“辩”，因而关于这个“D”字的释读就存在两难选择：若强调这个“D”跟“言+D”等字的形体联系而读为“察”，就不得不舍弃异文，若强调异文而读为“辩”，又不得不放弃跟“言+D”等字的形体联系。刘钊先生认为这个“D”就是“A”等合体字的偏旁，故“不D于道”即“不察于道”，“但是这个字在马王堆帛书中写作‘辩’，于是有人认为郭店简的这个字也应释为‘辩’。其实古代‘察’、‘辩’二字可以互训，皆有‘分辩’之义。……郭店楚简的‘察’字在马王堆帛书中作‘辩’是同义换用，并不能证明郭店简的‘察’也应释‘辩’”[xvii]。上文已经提到，刘先生对“D”字异文的态度跟他强调“A”等字的释读“有内容相同的帛书或传世典籍的对照，可以肯定是确切无疑的”的态度是矛盾的。裘锡圭先生针对原注释[五十]“简文此字当读作察”加按语说：“此字之形与当读为‘察’的从‘言’之字的右旁有别。帛书本与之相当之字为‘辩’。待考。”虽说是“待考”，但从裘先生强调“此字之形与当读为‘察’的从‘言’之字的右旁有别”来看，他其实是不同意“D”读作“察”而倾向于“D”读为“辩”的。但从前文的原形对照可以看出，这个“D”跟“当读为‘察’的从‘言’之字的右旁”的差别其实并不比“当读为‘察’的从‘言’之字的右旁”相互之间，以及被认为跟“当读为‘察’的从‘言’之字”具有同一声符因而当读为“浅”和“竊”的几个字形之间的差别大。如果“

”“

”“

”跟“

”“

”这些显然差别很大的形体都能统一起来而“读作察”，那《五行》的“

”看起来不是跟“

”“

”等字的“D”更为接近吗，为什么反而说它们“有别”而不能读作“察”呢?这种对形近字时而求同时而求异的态度也是模棱的。既然刘先生认为异文不能证明“D”必读“辩”，形近才决定“D”应读“察”，而裘先生又倾向形近不能证明“D”必读“察”，异文才决定“D”当读“辩”，那就说明异文和形近字对于判定文字的释读作用都是很有限的。

 

因此，尽管“A”有“察”作为异文，尽管还有“B”“C”等形近字或同形构件可作旁证，“A”是否就读作“察”仍然难以定论，关键还得从该字符本身说明其形音义的来源，也就是得回答前面提出的那三个问题。

刘钊先生从读“察”出发，已经考证过从“D”诸字的字源，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线索，但似乎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刘先生说：“这个可用为‘察’、‘浅’、‘窃’三个字声旁的‘D’究竟是什么字呢?因为其形体与‘察’、‘浅’、‘窃’三个字都无关系，所以显然只是一个用作声符的借音字。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推测这个字有可能就是‘

’字的变体。‘

’本为‘辛’的分化字。古文字中从‘辛’或从与‘辛’类似的形体的字，其上部在发展演变中都变为‘

’或‘

’，这一点与上引‘D’字的特征正相符。‘

’字古音在溪纽元部，与精纽元部的‘浅’和清纽月部的‘察’音都不远，而‘窃’字在典籍中又分别可与‘察’和‘浅’相通。正因为‘

’与‘察’、‘浅’、‘窃’三字音都可通，所以‘

’字的变体也就自然可以分别用为‘察’、‘浅’、‘窃’的声旁。”现在的问题是，第一，前文已经论述“A”是否读“察”、“A”“B”“C”三组字所从的“D”是否为同一构件都还未定，假定未知为已知并以此为前提推论“D”的形音，方法上值得考虑。第二，如果这种以假定为前提推出的读音在形体上能得到合理的解释，也还可备一说，但事实上很难证明“D”就是“

”(下文用“辛”代替或包含)。刘先生说“古文字中从‘辛’或从与‘辛’类似的形体的字，其上部在发展演变中都变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