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于一般的"现形记"之处在于，《九尾龟》同时还接受另外两种小说类型的影响：一是古老的侠义小说，一是刚刚输入的侦探小说。

借小说主人公以自况，这是个古老的文学"神话"，实在当不得真，没必要考察"论文则援笔万言，论武则上马杀贼"的章秋谷与他的塑造者张春帆之间的差距，关键在于，这个要功架有功架、要相貌有相貌、要才情有才情的理想嫖客，不单在嫖界很得妓女宠爱，处处占便宜;更难得的是他那古道热肠，自称要"做个现在的古押衙，再世的黄衫客"(137回)，朋友有难，乃至路见不平，他都挺身而出，主持公道，惩罚邪恶。作者显然不懂武功，每到紧要关头，总是"好个章秋谷，忙者不会，会者不忙"这么两句，这当然无法跟真正的侠义小说一争高低。令人感兴趣的是，作家心目中的理想人物，不单应是"平康巷里的惯家"，还应是"烟花队中的侠客"(136回)。于青楼中行侠使义，既有言情小说中才子的缠绵悱恻，又有侠义小说中英雄的粗犷豪侠，如此十全大补，亏作家想得出来。这种嫖客的理想化，刚好跟妓女的漫画化形成鲜明对照，显示出作家艺术观念中某种明显的偏差。

《九尾龟》中写武功处十分蹩脚，写侦探处也不见得高明。面对着形形式式的骗局，作家必须让章秋谷一层层揭开黑幕，方显出大智大勇。于是，小说花好多笔墨写章秋谷如何察颜观色推理取证，侦探、勘破各种奸谋。"自有个莫立亚堆的奸巧诈伪，就有个侦缉他的晤尔晤斯"(22回)。可借鉴福尔摩斯之探案，在晚清实在也是一种时尚，谈不上特别的创造发明。比起《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来，《九尾龟》的侦探故事显然嫩多了。或许是作者过于相信章秋谷的神机妙算，以至没有心机细细推敲，每每匆匆过场，故侦探部分没能给读者留下多深的印象。

章秋谷感情生活的呈现，固然是小说的重要部分;但章作为小说的主人公，主要还是个"功能性人物"。借助于章的交往、旅行，串联起各种奇闻轶事，展示各式各样的社会相，暴露嫖界的黑暗与没落，从而避免《官场现形记》一类小说结构过分松散的缺陷，获得一种表面的整体感。这一点，《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冷眼观》等小说已经做到了。《九尾龟》突出之处在于，作者始终让章这一功能性人物同时介入故事进程，避免成为单纯的观察者和记录者。在这里，侠义小说、侦探小说的渗入无意中帮了《九尾龟》一个大忙。理想化的人物塑造方法，逼得作者不忍心让主人公坐视旁观。每当好人陷入困境，必然有人前来搭救。"这个人究竟是谁，料想列位看官，也不用在下做书的饶舌，一定知道是章秋谷了"(105回)。到了这个地步，人物塑造的真实感和丰富性自然不能不受损害，可小说却因此获得了结构上的完整和严密。而这在一味连缀轶事形同类书的晚清小说中，还是相当难得的。

三

《九尾龟》最为人称道的特点，是它部分采用方言写作。方言文学倘若指各地民间歌谣、戏曲曲艺，那自然是源远流长;倘以小说而论，真正的方言小说则在清末才兴起。明清白话小说中有许多方言成分，这是不言而喻的;但北方话各种方言间语音、词汇、语法相差不是很远，故渗入个别方言描写的小说，对一般读者的阅读并未构成很大困难。倘若大量采用吴语、粤语、闽语来写作，效果可就大不一样了。一方面可能更恰切神妙地表现地方色彩及作家独特的艺术感受，另一方面则可能吓退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其他方言区读者。在二十世纪初，除官话(北方话)外，吴语和粤语是比较有资格推出自己独特的文学作品的。可惜晚清文坛上，出生粤语区的作家虽然不少，其中甚至有梁启超、吴研人、苏曼殊、黄小配等重要的小说家，可就是没有出现比较成功的粤语小说。

晚清的方言小说主要产生在吴语方言区，这里有文学传统的原因，也跟文化氛围有关。胡适在《<吴歌甲集>序》中说过："论地域则苏、松、常、太、杭、嘉、湖都可算是吴语区域。论历史则已有了三百年之久。三百年来凡学昆曲的无不受吴音的训练，近百年中上海成为全国商业的中心，吴语也因此而占特殊的重要地位。加之江南女儿的秀美久已征服了全国的少年心;向日所谓的南蛮舌之音久已成了吴中女儿最系人心的软语了。故除了京语文学之外，吴语文学要算最有势力又最有希望的方言文学了。"对于晚清文坛来说，还有两个不容忽视的文化因素：一是当年的新小说家主要集中在上海，即使外地作家也能操吴语;一是晚清狭邪小说盛行，吴侬软语恰好最能表现青楼女子的聪明伶俐与故作娇羞。

在张春帆创作《九尾龟》之前，有两种类型的吴语小说，一以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为代表，一以张南庄的《何典》为代表。前者叙述语言用官话，人物对话用苏白;后者叙述语言和人物对话全用北部吴语。张春帆另辟蹊径，《九尾龟》中只是部分人物对话采用苏白。不排除照顾外方言区读者的考虑，因纯用吴语对话的《海上花列传》"致客省人几难卒读，遂令绝好笔墨竟不获风行于时";而同写青楼生活的《海上繁华梦》却"年必再版，所销已不知几十万册"(孙玉声《退醒庐笔记》)。这种盛衰对比就在眼前，张春帆创作时自然不能不考虑吴语限于一隅这一事实。于是，《九尾龟》中出现这么一种奇异的局面，"什么人说什么话"--人物对话按身份严格区分，倌人操苏白，嫖客说官话。这样一来，外方言区读者可以大致读得下去，懂吴语者则更能体味其中北里娇娃的神态风情。只是方言小说经这么一改良，人物对话已不再具备写实的意义，而更多带有象征的意味。在小说中，用什么"话"开口，已经变成一种身份地位和文化修养的外在标志。

这里，苏白已成了一种有特殊内涵的文化符号，它代表着晚清海上青楼女子所特有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乃至身段神情。以至章秋谷到天津、南京等地逛妓院，会因为听不到圆转流利的苏白而大失所望。好不容易碰到三个自称苏州人的倌人，一考，原来是冒充的。"苏、杭两处，是个繁华富丽的地方;苏、杭两处的女子，就也是个娇娆的尤物"(144回)。苏州人成了个荣誉称号，苏白成了妓女的"标准语言"。于是乎章秋谷津门点花榜，北人不录，扬州人也是一个不取。不操苏白者，"那里比得上苏州、上海人，一举一动，别有一种温柔软媚的神情"(155回)。苏白--苏州、上海人--苏州、上海的妓女--色艺俱佳的理想妓女。这么一来，方言的使用在小说中获得了更深一层的含意，而不再只是渲染气氛或者刻划人物。作者对苏白、对上海妓女的看法是否准确，没必要深究;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小说中吴语方言的理解和使用，已经深入到文化层面，这为以后方言小说的发展拓宽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