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之道，在于至刚至健，循环往复，贵在“不已”，“如日月东西相从而不已也。”(《礼记·哀公问》)有道德修养的仁人君子，就是要“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乾卦》)在“天地之心”的激励之下自我超升。“天地之心”者，诚也。“君子终日乾乾，”“修辞立其诚;”“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乾卦》)“性与天道合一，存乎诚。”(《正蒙·诚明》)天道的根本法则，本来就是人的性命之源。所以，“中孚以利贞，乃应乎天。”(《中孚卦》)孚(在《周易》中出现42次，是《周易》最重要的概念之一)者，诚也。是故君子反身而诚。诚，作为一个极为重要的哲学范畴，后来在《中庸》、《孟子》、《荀子》等等著述中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 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

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离

娄》)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唯仁之为守，唯义之为行。诚心守仁则形，形则神，神则能 化矣;诚心行义则理，理则明，明则变矣。变化代兴，谓之天德。(《不苟》)

诚，是心之本体，是守仁行义，尽心、知性、知天的必由之路;更是天玄地黄，正位居体，与天地互参，大化流行，天人合一的本体。周敦颐说：“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通书》)原来，诚，就是“反善”通向“复始”的桥梁、基础，是天人遥契的精神源泉。“反善”以修德者，就是在通向“至诚”的道路上永不止息的跋涉，跋涉的终极目的就是“复始”。“始”者，本也，天地也，性命也，宇宙万物之堂奥也。只有抓住了“反善复始”的理论来源和依托，我们才有可能真正感受到它的思想深度。

二

《系辞上传》有“原始反终，故知生死之说。”《礼记·礼器》有“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礼记·郊特牲》有“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大戴礼记·保傅第四十八》有“皆慎始敬终云尔。”《老子》还有“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上篇》)似乎都应该给予“反善复始”以启发，或者说与“反善复始”之间有什么关系。但是，“原始反终”，乃生死之说;“反本修古”是宗法之论;“报本反始”为礼仪之德(也含有天命的意蕴);“慎始敬终”言婚嫁之慎;“归根复命”则属虚无之思。唯独“反善复始”，上承《周易》，下开思孟，磨练性情，扩充主体，刚健来复，天人合一，人文主义的精神更强，形而上的哲学视点更高，显示了儒家人学的深层转进。[3]

转进的标志就在一个“善”字上。从上文的叙述中我们已经知道，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材料，在“反善复始”的命题出现之前，只有“反身”、“反己”的说法。但是《性自命出》的作者却用“善”取代了“身”，取代了“己”。“反身”、“反己”就是“反善”。这当然是一个巨大的理论飞跃!它反映了先秦时期人文主义思潮的发展，也体现了儒家人学理论水平的提高。“善”在《性自命出》中凡七见，除四处动词外，其他三处为名词，而且都与“性善论”有关：

义也者，群善之?也。习也者，有以习其性也。(第13简)

?思而动心，?如也。其居次也旧，其反善复始也慎，其出入也顺，司其德也。(第26、27简)

未言而信，有美情者也。未教而民恒，性善者也。未赏而民劝，含福者也。(第51、 52简)

理解这三个“善”的关键在“义者，群善之?也”一句。“?”者，本义是朝会束茅表位次的尊卑，引申为“标志”。“群善”者，仁义礼智信也，就是郭店楚简《五行》篇的基本内容，也是后来《孟子》“四端”之说的主体。因为“义”是“仁”的外发，是“知而行之”、(《五行》第27简)左右人们视听言动的基本信条，所以才是“群善之?也。”《性自命出》说：“智类五，唯义道为近忠;恶类三，唯恶不仁为近义。”(第40、41简)在仁义礼智之中，它既是社会行为规范的准绳，又是自我磨练的基本路径，“始者近情，终者近义。”(《性自命出》第3简)性情的外发、激荡，最后都要回归到“义”上;所以，“厉性者，义也。”(《性自命出》第11简)“义”， 就成了锤炼性情的基本手段。

“群善”之谓的重大意义在于，《性自命出》认为“仁义礼智信”都是属于“善”的范畴。因此，对性情的锤炼，就是对“善”的追求。这是对《周易》“厚德载物”、“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坤卦》)“敬德修业”、“修辞以立其诚”(《乾卦》)的继承，也具有与《孟子》“性善论”完全相同的路径。况且，如上文所述，“反”与“复”连用，来自《周易》，因此，“反”与“复”的对象都是循环往复，互为依持、互为其根的。所以，在“反善复始”中，本来就有“善”就是“始”，“始”也就是“善”的暗示。这就与孟子的“四端说”相去无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