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叙事的代际裂变有两个代表性的时段：一是明清鼎革，二是近代转型。《白门柳》、《倾城倾国》、《少年天子》等表现的是前者，《曾国藩》、《旷代逸才》、《张之洞》等则反映的是后者。实际上，从异族文化入侵的角度来看，两者有很大的相似性。清兵入关，雉发令一下，酷烈的民族矛盾造成的扬州十日，嘉定、江阴屠城的血泪阴影与近代史上枪炮下的民族屈辱如出一辙。刘斯奋的《白门柳》写明清鼎革，其超出同类题材的地方在于通过对现实文化转型期中的现代民主自由话题的关注，使旧有的《桃花扇》主题有了崭新的开拓。在《白门柳》铺写的历史文化长卷中，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和心路历程被格外凸现出来。小说特意择选的这些明末士人，他们把传统的忠君死义当作高悬于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但对人生的眷恋和对尘俗人性的自然要求，又使他们陷入两难境地不能自拔：方以智从李自成手中逃出后名士做派的大转变，黄宗羲卷入南唐实际政务后对明王朝的彻底失望，冒襄逃难途中的家国矛盾。这是传统文化遭到异质文化冲击后产生的深刻危机在知识分子身上的痛苦裂变。一方面，民族气节要求他们死难;另一方面，清王朝入关后的充满生机同明王朝的糜烂腐朽形成鲜明对比，又使他们酿生解构封建纲常的某种现代民主思想萌芽。于是作家笔下的这些人物似乎日益明显地看到狭隘民族立场的负面价值，这也就预示了在这场前现代化的文化冲突中传统文化的败北及其产生转型的可能性与必要性。跳出了民族矛盾与朝代兴衰更替循环，中国传统文化如何产生真正意义上代际裂变?如何使现代西方话语中的民主自由凭借“代际裂变”的文化交融力量，以健康的方式生长在民族文化的土壤上?这也是现实要求作家回答的，而小说也正是凭藉对这段历史的描写，以凝聚理性思考的艺术感性形式对这一问题作出了自己的阐释。

然而，明清鼎革与近代转型虽然有着民族文化心理上的相似处，但满清入关与近代殖民化毕竟不可同日而语。对满清，传统知识分子仍可保持高度文化优越感。清入关后的迅速汉化说明了中国文化的溶解力量，也使满汉的文化危机得以缓解。但近代殖民化历程一俟启动，传统文化却再也不能保持它 “天朝”的心态了。这次的异质文化也迥异于历史上多次发生的异族入侵，它从民族冲突上升到种族冲突，从军事优势上升到现代文化对封建传统文化的全面对峙。由之，《曾国藩》、《旷代逸才》、《张之洞》等作品，便着力描写曾国藩、杨度、张之洞等在西方文化与传统桎锢间的挣扎，写他们以积极的人生历程回应着他们身处的时代，但仍逃不脱悲剧性的失败命运。这种失败不是个人的失败，而是代表了传统文化在西方文化进攻面前的全面退却。作家以巨大的同情写他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个人奋斗，以此弘扬历史人物身上济世拯国的精神力量，因而虽败却发人深思。曾国藩可以成功地维护备受太平天国打击的儒家传统，却在标志着中外文化冲突的天津教案中内愧神明、外惭清议;张之洞的渐进式改革如搅动一塘搅不动的稠水，其文化自救失败也正是当代知识分子文化忧患的真实写照。作家们对这些历史人事的选择，反映了历史小说从政治爱国主题向文化反省主题转换的创作走向。

按照史家的观点，中国近代殖民化实际上也就是全球化在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的“初级阶段”启动。⑦这一阶段是以欧洲实现对全世界的统治为实质内容的。西方现代文化以凌厉的攻势袭击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文化，成就了他们在十九世纪的辉煌。但与西方人眼里全球化的胜利不同，东方视角下的这场全球化却充满血泪与耻辱。由于代际裂变和文化鼎革，这种状况迫使一些知识分子滑出了旧有的政治体制之外，或是游移在体制崩溃的间隙睁眼看世界。《白门柳》中的黄宗羲、《张之洞》中的张之洞就是站在这种体制的空白点上，展现了独立思考的文化人格。作家写他们在“天崩地解”社会巨变中从举兵抗清到著述民主思想，从以清流立身到办洋务运动，孜孜以求地思考和实践“中体西用”这样一个时代课题。这里既交织了小说主人公艰难多舛的探索，同时也融涵作家对文化自救的深沉思考。当然，也有一些知识分子试图在旧体制内修修补补，寻找出路。如唐浩明笔下的另外二个人物：《曾国藩》中的王闿运和《旷代逸才》中的杨度，他们热衷传统的帝王术而拒绝现代变革，结果一生穷途末路，扮演悲剧的角色。这说明传统文化不经过彻底的涤除与转换，是不可能成为建设性的文化因子的。王闿运、杨度的道路，在近代知识分子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他们面临的挑战，也就是“传统的书院文化面临的挑战”;而他们悲剧性的失败，更是“中华文化的历史命运。”⑧由此，唐浩明的文化批判也就指向了更为深刻的体制原因;当然在这之中，他也隐隐地流露出对传统文化不由自主的情感依恋，从而使同情与理解成为小说叙述的基调。

其实岂止是唐浩明，几乎所有的当下历史小说的软肋都源于这种理性批判与情感依赖的矛盾状态。作家们之所如此热衷明清题材的书写，包括影视作品中之所清宫戏层出不穷，在很大程度上就可归因于对传统文化的这种挥之不去的“天朝”情结以及对这些近代精英人物的倾心赞许。因为他们此时继承了传统文化的菁华，而且做出了顺应时代潮流的卓绝表演;他们的探索失败，浓缩了几代人的悲剧命运，凝聚了国家和民族难以言传的历史创伤，这就很容易触发我们的民族情感。而相对而言，近代民主转型，除了陈军的《北大之父——蔡元培》和唐浩明的《旷代逸才》之外，写的不多，成功的就更少。这里分析起来，自然有可以理解的客观因素：如题材有较强的意识形态性，古今关系处理难度较大，对纷繁复杂的近代人事把握不准等，但同时恐怕也与恋古的民族文化思维惯性不无有关。不少作家还是抱持比较陈旧的历史观，没有树立起真正的“近代”意识，更没充分认识它在中西古今文化冲突和转换中的特殊意义。这说明，面对全球化的新语境特别是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历史小说的确亟需以开放的胸襟和视角在自身的内在文化结构方面进行调整。割断对传统的温情留恋也许是痛苦的，但它却是文化新生的必要前提。而这是需要我们站在现代理性的高度，用文化批判的眼光进行冷静审视的。

三、文化整合与人类大同的浪漫构想

从某种意义上，十九世纪西方的殖民扩张与当下基于文化趋同态势下的全球化，乃是工业大生产后发起的两轮异形同质的人类文明的冲突与整合过程。与赤裸血腥的殖民掠夺不同，今日的“文化”全球化更隐蔽，也更危险。历史叙事中的明清题材，恰是第一轮全球化的全面启动;而叙述历史的今日，则是又一轮全球化的开端。站在开端，以文化整合的包容与大度来追忆过去，作家对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焦虑往往籍借对明清历史的理想文学书写来获得缓释。凌力的“百年辉煌”系列与她的新作《梦断关河》，正是在这种体认下完成浪漫大同构想的。

《倾城倾国》、《少年天子》、《暮鼓晨钟》反映的是清朝初入关到巩固其统治的近百年的历史。皇太极、布木布泰(即后来的庄太后)、福临与玄烨祖孙三代人，以“敬天法祖、勤政爱民”为座右铭，乱世求治，努力实现中国传统文化长期提倡和颂扬的“仁政”，开创了清代前期百年多的和平与繁荣的盛世局面。在他们围绕求治革新进行激烈权力争斗的背后，是满汉民族矛盾。而这种民族矛盾，说到底就是“传统的党同伐异的种族观念和族群认同”在作崇：“许多最极端的‘我群’、‘他群’之分别，主要是建立在主观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差异上。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敌对关系,并未发生于生物性的种族差异上，而是在文化、政治和经济的冲突方面。生物的种族差异只是附属的原因,甚至可能还是文化差异的结果。”⑨在守旧的满族大臣眼里，汉文化的精致优美是奢侈糜烂的亡国之征。简亲王济度在目睹两个前明宰相的子孙手无缚鸡之力，陷入穷困潦倒中后，越发认定顺治皇帝的学习前明制度，尊崇儒教、重视文士、渐习汉俗，分明是要把满族子孙送上前明败落的老路。鰲拜为首的四辅臣，恢复满洲旧制，大肆镇压汉官，抵制玄烨亲政，也都是为了维护崇武尚力的淳厚祖风。济度、鰲拜以及后宫里的康妃、谨贵人，能以大义凛然的姿态谋逆、劝谏甚至加害皇四子及皇帝本人，都不是为的自身的争权，而是为了满清旧制和祖宗家风。这是满汉一体的民族融合理想与颟顸守旧的民族仇视心理之间的矛盾冲突。因此，凌力在描写福临、玄烨的政治事业，在写其对立面济度谋乱、鰲拜擅权之时，就有效地跳出了狭隘的权谋文化的视角，而获得了深邃的文化观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