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关于主题研究的必要性与合理性。由于对主题的概括一时众说纷纭，有学者对此表示了怀疑和否定，认为主题根本就不存在，对主题的研究毫无意义。对这类观点，沈伯俊撰文予以辨驳，肯定了主题研究的必要性及其学术价值(详见沈伯俊：《向往国家统一，歌颂“忠义”英雄——论〈三国演义〉的主题》，出处同上;《〈三国演义〉研究综述》，载《明清小说研究年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6月第1版)

3.关于主题的观念和研究主题的方法。为了正确认识主题研究中诸说并存的现象，推进主题研究的健康发展，就必须建立合理的主题观念，寻求恰当的研究方法。沈伯俊认为：“主题乃是作者通过作品内容所表达的看法和主张。因此，我们对主题的概括既要提挈作品的全局，又要反映作者的思想。”“同一部作品，在不同时代、不同阶级、不同经历、不同性格的读者心中所唤起的感受，往往是大相径庭的。人们可以阐发自己各不相同的感受，却不应该把这些感受都称为‘主题’。”(参见沈伯俊同上二文)欧阳健则认为：“主题这个概念也应该看作是一个模糊概念，它既可以指作家想告诉人们什么，也可以指作品实际上提供了什么，还可以指读者从中领悟到了什么，以及这三者的统一。”“主题探究的模糊性就相应地造成了主题研究成果的相对性。”“从这个意义说，对于《三国演义》主题的说法的五花八门，正标志着研究的深入。这个过程永远不会完结。”(《有关〈三国演义〉研究的两个问题的思考》，载《明清小说研究》第2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12月出版)杨凌芬认为主题概念“有两个分支：创作理论中的主题和鉴赏理论中的主题。”因此，她主张“建立鉴赏论中的主题概念”。所谓“鉴赏论中的主题”，“就是研究者通过作品的形象体系和故事情节掌握的作品的中心思想。”(《建立鉴赏论中的主题概念》，载《明清小说研究》第5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6月出版)这些观点，对研究者均有一定参考价值。

进入九十年代，对《三国演义》思想内涵的研究有所深入，但对主题问题的探讨却不够活跃，专题论文较少。其原因主要有二：其一，对主题的观念和研究主题的方法还有分歧。其二，八十年代已经提出多种观点，要想超越它们，提出新的有说服力的观点，并非易事。

尽管如此，仍有一些学者发表了自己对《三国》主题的见解。例如潘承玉的《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载《晋阳学刊》1994年第1期)、秦玉明的《天道循环：〈三国演义〉的思想核心》(载《攀枝花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不过，由于他们对以往的《三国》研究，特别是主题研究的了解不够全面，其见解也有片面之处。看来，要想在主题研究上取得新的较大的进展，尚需作出进一步的深入努力。

(五)关于《三国演义》的创作方法与艺术成就

二十年来，对这一问题讨论热烈，成果甚丰。主要表现在：

1.关于《三国演义》的创作方法。学者们提出了五种观点：

(1)认为《演义》的创作方法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这是以往占主流地位的，相当一部分学者的看法。

(2)认为《演义》的创作方法主要是浪漫主义的。八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刘知渐的《〈三国演义〉新论》(载其所著《〈三国演义〉新论》一书，重庆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

(3)认为《演义》的创作方法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八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吴小林的《《试论〈三国演义〉的艺术特色》(载《三国演义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

(4)认为《演义》的创作方法是古典主义的。这种观点出现于九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黄钧的《〈三国演义〉和中国的古典主义》(载《〈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巴蜀书社)，张锦池的《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创作原则和人物描写》(载《明清小说研究》1993年第1期)等。

(5)认为《演义》的创作方法既不属于今天所说的现实主义，也不属于今天所说的浪漫主义，而是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情调、传奇色彩的结合。代表性论述有沈伯俊的《罗贯中和〈三国演义〉》第六部分第一节(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2.关于《三国演义》的虚实关系。这与上一问题密切相关，一直是讨论的热点之一。八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何满子的《历史小说在事实与虚构之间的摆动》(载1984年3月20日《光明日报》;收入其所著《汲古说林》一书，重庆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傅隆基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基本符合史实”吗?》(载1984年4月17日《光明日报》)，曲沐的《〈三国演义〉“虚”“实”之我见》(载1984年5月15日《光明日报》)，刘绍智的《〈三国演义〉的反历史主义》(载《三国演义学刊》第1辑)，宁希元的《从宋元讲史说到〈三国演义〉中的虚实关系》(载《三国演义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熊笃的《〈三国演义〉并非“七实三虚”》(载《三国演义学刊》第2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8月出版)。

九十年代较好的论文有钟扬的《“七实三虚”，还是“三实七虚”》(载《安庆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91年第3期)、郑铁生的《〈三国演义〉成书过程意象整合的虚实关系》(载《海南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

3.关于《三国演义》的艺术特色和成就

(1)《三国演义》的总体艺术风格。八十年代有代表性的论文，可见丘振声的《〈三国演义〉的阳刚美》(载《三国演义学刊》第1辑)。九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吴志达的《刚柔兼济之美——〈三国演义〉中所体现的最高美学境界》(载《〈三国演义〉与荆州》一书)、沈伯俊的《罗贯中和〈三国演义〉》第六部分第一节等。

(2)《三国演义》的情节艺术。八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鲁德才的《〈三国演义〉的情节提炼》(载《古典文学论丛》第2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第1版)、吴小林的《《试论〈三国演义〉的艺术特色》等。九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傅隆基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叙事艺术浅探》(载《〈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论文集)、沈伯俊的《罗贯中和〈三国演义〉》第六部分第二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