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谓之有意境? 曰∶写情则沁人心脾, 写景则在人耳目, 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宋元戏曲考·元剧之文章》)

这样来说明境界或意境, 都突破了以情景交融为内核的传统意境论, 使原来主要适用于抒情诗的意境范畴也能适用于叙事文学。今天我们利用古代文论提供的理论资源来建设文艺学也不必要求“还原”, 而恰恰需要“改造”, 使之适应总结和指导当代文艺创作实践的需要, 这就是一种现代转换, 但与研究中对古人理论作现代阐释那种转换是有所区别的。我们所说的继承是指吸收融汇传统中合理的、有生命力的、有现实价值的因素, 而不是亦步亦趋地复制古人。如果一定要保留古代文论的“原汁原味”, 也就不可能在继承的基础上实现创新了。

关于体系研究

古代文论研究, 从史的研究到范畴研究, 再到体系研究, 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进程。正是在史的研究中发现了范畴在古代文论中的重要地位, 有人说一部古代文论史就是一部范畴发展史, 这是有一定道理的。而在范畴研究中又必然要从个别范畴的考察进而探索各个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 以求揭示出古代文论主要范畴的构成体系。从古代文论研究的历程来看, 史的研究(包括专人专书研究) 起步最早, 成果也最多; 范畴研究, 虽然开始也很早, 但限于少数重要范畴, 到近期才有长足的进展, 拓宽了研究的覆盖面, 并取得了较多的成果;至于体系的研究, 目前尚处在初步摸索的阶段, 而意见分歧最大的也就是体系研究。

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古代文论到底有没有体系?如果根本不存在体系, 那末体系研究就成了无的放矢、凭空杜撰了。的确,古代文论除极少数专著, 如《文心雕龙》、《史通》、《曲律》、《原诗》等有较严整的逻辑结构之外, 大量的是以诗话、词话、论文、序跋、书信、札记以至评点等形式出现的, 单篇文章固然构不成体系, 即使汇聚成卷成册, 也是点点滴滴、零章散句的集合, 或者仅以所论作家作品的年代、文体、品第等来排比, 或者是任意排列, 毫无条贯统序可寻。由此看来, 古代文论无体系可言。不讲究建构体系, 似乎是古代学术的传统习惯,不仅是古代文论, 古代哲学也是如此。先秦诸子的著作中,《论语》、《孟子》是语录体,说不上有体系。《老子》五千言, 以“道可道,非常道”起首, 似有开宗明义之旨, 全书也可分解为道论和德论两部分, 但细究各章就很难寻绎其逻辑线索。《庄子》内七篇也许可以考出其逻辑联系, 但外杂篇就显得杂乱, 甚至一篇之中也没有一个中心论题。《墨子》有部分, 即《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等篇是脉络分明的, 在各家中算是最讲逻辑编排的一种了。其后, 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学者还比较注重著作的总体结构, 但也没有西方古典哲学那样严密的逻辑体系。降至宋明理学, 则多采用语录体, 理学大师如朱熹留给后人的一份主要遗产是一部卷帙浩繁的《朱子语类》。但是,能不能说这些大哲学家的思想是没有体系的呢?我想, 不能这样看, 精要如《论语》, 我们可以从中归纳出孔子的思想体系, 庞大如《朱子语类》, 我们更可以梳理出朱子的思想体系, 他们的思想具有整体性、系统性, 有纲、有目, 有主干、有分支, 是有机的构成, 不是无序的堆砌。因此, 古代哲学家的著作虽然没有提供现成的体系, 却实际上是蕴含着潜在的体系的。冯友兰先生说过∶“中国哲学虽无形式上的系统, 而有实质上的系统。”(见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自序》引) 中国古代文论也是如此。历史上的主要文论家, 如刘勰、锺嵘、韩愈、白居易、苏轼、严羽、汤显祖、袁宏道、王夫之、叶燮等等, 都应该承认其文学思想是构成体系的, 不过有些人的理论不具备明显的体系形式, 而是一种潜在的体系罢了。因此,体系研究是有根据的。但因为是潜在的体系, 需要研究者的发掘、整合, 体系研究就带有重构的性质。重构的体系不可避免地会渗入研究者的主观成分, 因而见仁见智,未必能达成一致的定论, 如果起古人于地下, 也许他会不同意你替他重构的体系。然而也不能说这样的研究就是无意义的向壁虚构, 只要是严肃的体系研究, 不是随意地强加于古人, 对于完整地深入地把握古人的文学思想是很有必要的。

我们还要看到一种情况∶古代文论所运用的范畴是极为繁富的, 这些范畴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 有元范畴, 有子范畴,有核心范畴, 有外围范畴, 有基本范畴, 有派生范畴, 互相交叉钩连, 纵贯旁通, 组成了一个巨大的多层次网络系统, 这就是范畴体系。古代文论的范畴还有这样一个特点, 就是绝大多数范畴不专属于一家一派,而具有继承性、延续性, 它们为历代的文论家所沿用。因此, 范畴的理论内涵往往是不完全确定的, 使用者不断地改变或增加其涵义, 虽然语言外壳没有变, 而意义内核却在潜移默化。每一个重要范畴背后都包孕着一部或简或繁的演变史。这种变化也影响到范畴体系构成的变化。古代文论的发展演进, 表现为新范畴的产生, 旧范畴的消失, 以及原有范畴的被赋予新义, 表现为整个范畴体系的扩大和完善。在演变过程中,某些文论家所创造的新范畴, 没有为后人所采纳, 成为昙花一现, 这现范畴未能在范畴体系中占据位置, 但也不等于毫无价值,也有一些范畴在某个时期衰歇之后, 又重新被起用, 所以范畴体系的变化呈现出历史的复杂性。范畴体系的存在, 表明中国古代文论中存在着一个并不专属于一家一派而为民族集体所拥有的共同的理论体系。这一体系因其继承性、延续性而相对稳定,却又不是一成不变, 相反地经常在发生局部性的变化。这种理论体系又因其集体性,故很难考定创始于何人, 形成于何代。许多文论家, 他们的理论只限于一隅一曲, 或只留下片言只语, 形不成体系, 却可以融汇到集体的体系中去, 为理论大厦的构筑贡献一砖一瓦。因此, 范畴体系研究对于古代文论来讲就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当然这样的研究也有着重构的性质, 重构的体系也未必能达成共识, 但为从总体上把握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特色和思维方式, 范畴体系的研究无疑是必要的。我们也许可以从古代哲学范畴体系的研究中得到借鉴。早在三十年代, 张岱年先生就撰写了《中国哲学大纲》, 这部著作以哲学问题为纲叙述中国哲学的发展过程, 以显示中国哲学的条理系统。近年来又陆续有方立天的《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张立文的《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天道篇》和《人道篇》) 等书问世。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学者中已有不少人致力于体系研究, 尤其是范畴体系研究。由此也足以印证古代文论范畴体系研究的必要性。而况中国文论范畴大都与哲学范畴有着渊源关系, 这两个领域的范畴体系研究正可以互为补充, 相得益彰。

现在再回到本文的主题上来, 我认为,古代文论的体系研究, 特别是范畴体系研究, 对于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来说是意义重大的。我们不能满足于仅仅把个别的古代文论范畴如意境、神韵、形神、雅俗等等吸纳到当代文艺学中来作为点缀, 而必须在更深、更高的层次上把握传统文学艺术的根本精神, 了解决定文艺理论总体特征的哲学意识和思维方式, 如此才能完成传统与现代的接轨。而要做到这一点, 不进行体系研究是不可能的。一些论者谈到的“话语系统”问题, 据我理解实质上就是范畴体系问题, 而要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艺学范畴体系, 古代文论范畴体系研究这个作为前提的环节也是不能跳越的。

推陈出新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