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明朝时期，文艺复兴浪潮全面席卷欧洲，欧洲社会普遍发生变革。1540年，欧洲宗教界中反对路德新教改革的势力成立了耶稣会，他们致力于复兴天主教，努力把自己的势力向海外拓展。耶稣会士把兴办学校、传授科学技术等作为传播宗教的手段。耶稣会士意大利人利玛窦于1582年来到中国澳门，1583年来到广东省香山县。他以“易佛补儒”之说打人中国上层社会，以他拥有的自然科学知识与中国的知识分子接近。

西方传教士带来的科学技术几乎包括了可能的各个领域，数学、天文学、地理学、测绘学、机械制造学乃至于音乐、绘画、文字拼音等等。1619年7月，耶稣会士比利时人金尼阁等人在教皇的支持下，携带7000部西文图书来到澳门，除宗教图书外，大部分都是有关科学技术的图书。其中就有哥自尼的《天体运行论》、开普勒的《哥白尼天文学概要》。虽然这些图书未能全部译出发挥影响，但也足以显示西学东来的强劲态势。

问题在于，为什么当时西学可以在中国传播，可以被中国知识分子接受?

这就需要我们回过头来考察中国当时的情况，考察中国当时科学技术发展的水平。一种外来文化传人，如果接受地不具备适当的土壤和接受条件，这种外来文化是无法立足的。西学东渐之所以成为可能，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程度的本身。具体地说，中国科学技术已经发展到了面临转型的边缘，中国科学技术自身发展的动力提出了接受新鲜事物的要求。西学东渐是中国科技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即相对开放的政治环境和实学思潮蓬勃兴起的大背景下的逻辑发展。

二

清朝在明朝内忧外患中乘虚入主中原，凭借其有力而高效的政治机器和组织严密则又生气勃勃的八旗军队，夺取了在全中国的统治权。它沿用了明朝的统治模式同时又加进了满洲固有的统治手段和统治经验。建立了以绝对皇权为中心的强大的专制主义政权。尽管清朝的统治与明朝有所不同，但从根本上看，是对传统的专制主义政治制度进行了整合，是将在明代已经解体的体制再行加固，如同修理了一辆即将废弃的破车，使之继续运行，延长使用。

不仅如此，清朝政权与明朝相比更带有保守性和封闭性。特别是在国内叛乱得到平息，边疆地区包括台湾实现统一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它的保守性和封闭性表现得更加明显。

随着清朝绝对君主权力的确立，晚明以来“离经叛道”的思想逐渐销声匿迹。到乾隆朝，文治达到鼎盛，思想禁锢也走向极致。其主要表现，一是文字狱，一是寓禁于修的大规模图书编纂活动。

既然清代统治者不准人们思考，那么，知识分子只能钻人故纸堆了。于是所谓“乾嘉之学”大兴。乾嘉之学的辉煌多少带有一点惨淡和悲壮!须知正是在这时，西方社会在长足进步。而中国却在满足于地大物博、天朝大国的虚骄心态中“万马齐喑”，裹足不前。

在中华帝国裹足不前的时候，西方取得了哪些进步呢?

1733年，在英国，在纺织领域，凯伊发明了飞梭，产业革命从此开始。1764年，同样在英国，哈格利夫士发明了新式纺车，即著名的珍尼纺纱机。1773年阿克来特发明了新式纺织机。新的机器使纺织效率提高了40倍。1769年，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使产业革命在动力上出现了革命性的进展。

其后，蒸汽机不断得到改进，并在机车、轮船等许多方面得到普遍应用，使欧美地区的劳动生产率飞速提高。

与此同时，西方科学全面近代化，各个学科体系逐渐完成，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知识变成了科学。”在思想领域，法国启蒙运动蓬勃发展，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的思想闪烁出耀人的光彩。接着，合乎逻辑的发展，就是1775年北美的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起义，1783年美国宣布独立;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发表《人权宣言》，1792年法兰西共和国成立。

大清帝国对域外的这些情况完全不予理睬。法国人佩雷菲特说：“正当欧洲人从黑死病的恐怖中恢复过来，感到有法加快原先缓慢进程，从18世纪的愚昧跨入已知世界的大门时，中国却发出了静止不动的通谕，正当人类冒险在世界范围展开之时，中国人却带着自以为优越的感情，把自己封闭起来。”

清朝实行了严厉的海禁。清朝建立之初，残明的反清势力还很活跃，特别是郑成功以台湾为基地的复明活动，给清朝造成很大威胁。清廷一再下令迁海，切断大陆地区与海外的联系，以断绝郑成功的供应。虽然，在台湾统一后，清廷一度开放海禁，但这种情况维持不久，清朝再次对海外贸易加以限制。康熙年间，汤若望教案发生后，洋教的传播开始受到限制。特别是在清廷与罗马教廷发生礼仪之争后，不仅西洋人在中国传教受到限制，而且对洋商与中国贸易的态度也更加严厉。1717年，清廷下令禁止南洋贸易，到1727年禁令曾经被废除。1755年，清廷下令限制外商，“止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1761年，清廷又根据两广总督李侍尧的建议，不准洋商在省内过冬，间有过冬者，只限在澳门居住。洋商到粤，命令在当地寓居的行商对其加以管束、稽查。禁止内地民人借领洋商资本贸易，禁止洋商“雇倩汉人役使”、雇人传递信息。洋船停泊处，酌拨营员弹压稽查。1793年，英国使节马戛尔尼来到中国，在承德避暑山庄晋见乾隆皇帝，提出与中国进行贸易的请求。乾隆帝说过一段非常著名的话：“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对英国的请求予以断然拒绝。须知，这些严厉的海禁措施是在清朝发展到极盛时采取的。清朝严厉的闭关政策，不仅使中国自绝于世界大潮之外，而且严重阻碍了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

与此同时，与明代后期科学技术朝气蓬勃的开放态势不同，清代的科学技术倒退回“西学中源”的故步自封之中。

顺治、康熙时期，清廷对西方传教士的利用，是从维护皇朝统治出发的。与明代不同，清廷限制普通士人与西方传教士的接触。明朝时期由民间推动的自下而上的与西方传教士的交流不存在了，拥有技艺的西方传教士更像是清朝的宫廷侍从，成为天朝大国太平盛世的装饰品。由康熙皇帝支持，有法国人白晋、雷孝思、杜德美等参加测绘的《皇宇全览图》，在完成后，就被收入内府密藏起来。由传教士巴多明奉命写成的人体学讲义《钦定各体全录》却被认为不可示予青年人和普通人，而不能出版。由梅毂成、何国宗等编纂的《数理精蕴》一书，介绍了自晚明以来传人中国的几何学、三角学、代数和算术知识，但数学家们却宣称：这些西学“询其所自，皆云本中土所流传。三代盛时，声教四讫，重译向风，则书籍流传于海外者，殆不一矣。周末畴人子弟，失官分散。嗣经秦火，中原典章既多缺佚，而海外之支流反得真传。此西学之所以有本也。”也就是说，“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西学源于中学。“西学中源”成了众口一词的流行说法。这种“西学中源”说颇可使“天朝大国”的骄矜心理得到满足，但它却导致故步自封，导致对新事物蔑视和拒斥。

事态发展的结果显然已经十分清楚，清朝的中国在世界上将逐渐落伍，以至被动挨打。

英使马戛尔尼在访华之后得出结论说：“清帝国好比是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它之所以在过去一百五十年中没有沉没，仅仅是由于一般幸运的、能干而警觉的军官们的支撑，而它胜过其他邻船的地方，只在它的体积和外表。但是，一旦一个没有才干的人在甲板上指挥，那就不会再有纪律和安全了。”英国人已经看出了清帝国外强中干不堪一击的本质。当清帝国紧闭国门，一再拒绝开放的时候，英帝国主义者便决心用炮舰打开中国的大门，而大清帝国则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等待它的是失败和屈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