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欧洲历史发展的总体上看，在19世纪以前的整个欧洲，较为充分的民主制只在公元前5、4世纪、在雅典这一弹丸之地闪现了那么一下，虽然在后来中世纪一些欧洲的自治城市里，也存在过程度不等的民主，但都不如雅典的民主完备充分。较为充分的民主制在欧洲的下一次出现，是在19世纪的荷兰和英国。从欧洲摆脱原始文明直到近代之初的两三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欧洲政治状况的主流是专制国王、战争、人身依附、骑士、贵族、农奴，我把它们称作：通过有组织的暴力力量造成的社会关系和社会阶层。它和民主这种通过每个人的自愿结合造成社会关系和社会阶层正好相反。同样，欧洲开始使用理性进行思考，开始重视个人的价值和尊严，也是自近代始，并且和尊奉信仰的基督教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2.正负雅典精神分别属于近现代欧洲和古代中世纪的欧洲

近代以来的西方人，还有很多非西方人，谈起雅典精神，都是充满崇敬之情的。德国诗人雪莱说：“我们(注：指西方人)都是希腊人;我们的法律，我们的文学，我们的宗教，我们的艺术，都是植根在希腊。”但美国的世界史权威伯恩斯在引述完雪莱的这番话以后，冷静地指出：没有哪个清醒的学者会接受雪莱这番有着太多感情色彩的话7。也就是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绝不是那么简单。西方精神，是属于“正雅典精神”还是“负雅典精神”?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能简单地回答说“属于”还是“不属于”。这就像，当我们问“人能不能喂奶?”，我们不能简单地回答“能”还是“不能”，因为人和人是不一样的，女人和男人就不一样，我们只能这样回答：女人能喂奶但男人不行。所以，准确的回答应该是：近代以前的西方文明总体上属于“负雅典精神”，近代以后的西方文明总体上属于“正雅典精神”。

在古代和中世纪，在欧洲大地上流行过的精神体系林林总总，有原始日耳曼民族的文化，有斯巴达文化，有罗马帝国的文化，有斯多葛主义，有犬儒主义，有基督教，有卡尔文和路德的新教。雅典精神只是其中的一份子，而且从来没有占到优势地位，甚至在古希腊的文明总体中，雅典精神都很难说占了优势地位。从总体上说，这段历史时期的欧洲，占优势地位的是基督教精神，再就是封建主义，领主和国王对百姓的压迫，专制，好战精神，迷信，等等。虽然从12、13世纪开始，基督教的神学家们开始研究从阿拉伯传回来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但这种研究始终是在基督教的框架中进行的，所谓“哲学是神学的婢女”。所以，西方历史学家把中世纪称作“黑暗时代”，其实中世纪以前的罗马帝国还不一样是“黑暗时代”?还不是君主专制、宗教迫害?为什么被称作“黑暗时代”?因为那些西方历史学家都是出生在近代以后的，在价值观上都是属于“正雅典精神”的，自然就把以前的欧洲，除了雅典，都看作是漆黑一团。就像当年的雅典人看斯巴达人一样，甚至就像今天一些偏执的美国人看中国人一样。

在整个古代和中世纪的广大欧洲，雅典文明只是在一个极特定的地域、一段极短暂的时间、一个极特殊的社会环境下、在一小群人(几万或十几万)中流行的一种极例外的社会精神类型。在她之前的是遍布欧洲的部落、氏族，与她同时代的有斯巴达、早期罗马，在她之后的是罗马帝国，是欧洲中世纪。全部都和雅典精神格格不入。如果说古代和中世纪几千年的欧洲是漫漫长夜的话，那么，雅典精神只是夜空中划过的一颗流星，稍瞬即逝。就像我国的晋商在明朝时就已很发达了，晋商们所经营的金融业已达到了很高水平，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说：中国在1840年以前，金融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1840年以前的中国经济，还是农业占95%以上的比重的，晋商的金融业只不过是一个特例而已。

历史学所描述的，应该是所记叙地区的总体面貌，所以，欧洲历史学在讲述欧洲古代史时，就不应该让古希腊文明占那么大的篇幅，就像讲中国古代经济史，就不能用一大半的篇幅讲晋商一样;否则，就会给读者一个非常错误的印象：中国古代的金融业好发达呀!简直和今天的香港差不多吗!而我认为，西方古代史用很大篇幅讲罗马则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从公元前后到5世纪，罗马控制了大半个欧洲的版图，而雅典的控制范围，从来就没有超出希腊半岛。这就像中国历史中，一定要花很大的篇幅讲秦朝和汉朝，但不能化很大的篇幅讲战国时期的齐国或楚国一样。

但是，自近代以来，随着欧洲经济中工商业比重的逐渐加大，欧洲文明的社会精神，逐步由“负雅典精神”转变为“正雅典精神”。那时的欧洲人开始学习雅典人的民主和理性，并通过洛克、培根、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人的工作把雅典精神迅速地发扬广大。所以说，近代以来，“正雅典精神”在欧洲文明中占了压倒性优势地位。就像我们也可以说，今天的中国，金融业已经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之一了。

有位朋友看了我写的这段话，提出了一个反驳：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在当时的欧洲也是只在一个局部地区发生的，可在西方近代史中则要用大量篇幅写她，这又怎么解释呢?我的看法是：法国大革命和雅典文明，在她们各自的时代，对于整个欧洲所发挥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

如前所述，在公元前5、4世纪，雅典的民主和理性精神，并没有辐射到欧洲其他地区，在整个古代和中世纪的欧洲，欧洲文明总体上是“负雅典精神”。但法国大革命则对当时的整个欧洲大陆都产生了震撼性的影响，可以说，法国大革命把当时整个欧洲社会向前推进了一步。

法国大革命确实带来了很多的血腥、暴力、动荡，就像公元前73年发生在罗马的斯巴达克斯奴隶起义所带来的一样。但是，在当时整个欧洲处于中世纪末期的社会背景下，法国大革命给整个欧洲所带来的巨大影响，有三点我们是不能否认的。其一，法国大革命狠狠地打击了法国的专制君主制度，这一点迅速波及到欧洲其他国家。首先是西班牙人在1808年反对约瑟夫·波拿巴的起义，随即是1820年到1831年之间，在希腊、意大利、西班牙、法国、比利时和波兰等国，相继发生的一系列的革命动乱，它们都是被相似的政治自由理想所鼓舞，反对本国的专制国王。这以后，在欧洲，已经很少有哪个国王敢于再宣称自己拥有无限的权利了。其二，法国大革命废除了贵族们大部分的封建特权和农奴制，这同样为当时的其他欧洲人民做出了表率。其三，1794年法国实施的教会与国家的分离政策，不仅为法国，而且也为其他欧洲国家实行宗教和政治的最后分离，开了先例。所以，西方近代史用大量篇幅写法国大革命是有着充分理由的，因为她对当时整个欧洲的社会状况有着巨大的辐射性作用。

虽然雅典文明的出现在当时的欧洲是一个特例，但并不能说它的出现就是全无原因可循的。比如雅典的民主状态。氏族部落的政治都是十分民主的，而国家都是从氏族部落演进而来的，在这个演进过程中，如果该氏族部落和外界的交战越频繁，部落首领(即后来的国王)的权利就会越大，原来的民主机制就会被破坏得越厉害，这种情况发生在很多的氏族部落身上;但雅典的对外战争一直较少，这使得原来氏族部落的民主传统一直没有受到大的破坏。另一个可能的原因，在于雅典商业的发达。在那个时代，全世界普遍地都处于农业文明，但这不排除有的地方商业比较发达，雅典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而凡是商业发达的地区，自由平等的空气都比较浓厚，民主的观念也容易被人们认同，这一点在欧洲中世纪的城市中也得到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