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应当明确，前一个皇帝灭佛，后一个皇帝兴佛，这不是唐代佛教兴衰的特点。北魏太武帝灭佛，文成帝即位就立即“初复佛法”《魏书》卷5《高宗纪》。。北周武帝灭佛禁道，周宣帝即位，很快就“初复佛像及天尊像”《周书》卷7《宣帝纪》。。由此可见，武宗灭佛不久，宣宗即位马上就大兴佛教，并不能说明武宗与宣宗的根本对立。多次灭佛都能很快得到恢复，主要是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日益中国化了，在中国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作为一种精神力量，也往往有助于最高统治者巩固自己的地位，所以，用暴力手段灭佛是不能持久的。代宗末年，剑南东川观察使李叔明上言：“佛道二教，无益于时，请粗加澄汰。”德宗曰：“叔明此奏，可谓天下通制，不唯剑南一道。”后经众臣议论，都官员外郎彭偃有理有据地补充了李叔明的意见。虽然“上颇善其言”，但因为“大臣以二教行之已久，列圣奉之，不宜顿扰，宜去其太甚。其议不行。”《旧唐书》卷127《彭偃传》。由此可见，即使认识到佛教对国家的危害，灭佛的措施也难以?实行。
杜牧(803—853年)是一个激烈的反佛者，但他又认为佛教“本牢根大，不能果去之”。宣宗即位，因为“佛尚不杀而仁，且来中国久，亦可助以为治”《樊川文集》，第155页。。故而对佛教有所恢复。恢复佛教也是逐步的，有限度的，谈不上是“大兴”。
大中元年(847年)闰三月宣宗敕：“会昌季年，■省佛宇。虽云异方之教，无损致理之源，中国之人，久行其道，厘改过当，事体未弘。其灵山胜境，天下州储，应会昌五年四月所废寺宇，有宿旧名僧，复能修创，一任主持，所司不得禁。”《旧唐书》卷18下《宣宗纪》。敕文中要恢复的寺宇，只限于会昌五年四月所废者，恢复的程度是“有宿旧名僧，复能修创”者。这当然不能视为大兴佛教，至于说宣宗不顾大臣之恳切论谏而兴佛教，也不符合事实。
大中五年(851年)六月，进士孙樵上言：“愿早降明诏，僧未复者勿复，寺未修者勿修。”七月，中书门下奏：度僧必须慎重。“乡村佛舍，请罗兵日(停止对吐蕃用兵后)修。”十月，中书门下又奏：“今边事已息，而州府诸寺尚未毕功，望切令成之。其大县远于州府者，听置一寺，其乡村毋得更置佛舍。”这些对恢复佛教要考虑轻重缓急，还要量力而行的建议，宣宗都表示“从之”。《资治通鉴》卷249，大中五年六月十七日。大中十年(856年)十月，宣宗又下敕，指定于灵感、会善二寺设戒坛，僧尼只有在此二坛受戒才能得到公牒。可见对僧尼在数量上的恢复也有严格的限制。这些都说明宣宗不是不顾大臣的恳切论谏，一意孤行地兴佛，而是逐步地、有限度地恢复佛教。
其次，反佛者根本没有从理论上驳倒佛教盛行的理由，而且，还常常在论战中失败。例如，反佛者常说：“三王无佛而年永，二石有僧而政虐;损化由于奉佛，益国在于废僧。”而崇佛者则反驳道：“亡秦者胡亥，时无佛而土崩，兴佛者汉明，世有僧而国治;周除佛寺而天元之祚未永，隋弘释教而开皇之令无虐。盛衰由布政，治乱在庶官，归咎佛僧，实非通论。”《广弘明集》卷15《内德篇》。崇佛者把政治的盛衰归结为执政者本身，当然比反佛者归结为是否崇佛更能服人。另如，反佛者都认为：“佛法本出于西胡，不应奉之于中国。”崇佛者则以事实驳斥道：“夫由余出自西戎，辅秦穆以开霸业;日■生于北狄，侍汉武而除危害。……师以道大为尊，无论于彼此;法以善高为胜，不计遐迩。”《广弘明集》卷15《辩惑一》。显而易见，崇佛者的说理更为深刻。因为反佛者的软弱无力，所以，从南北朝到唐代，虽有三次灭佛，但佛教还是显示了不可阻挡的愈益盛行之势。
再者，灭佛也带来一些不利于社会安定的因素。《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4载：“唐国僧尼本来贫，天下僧尼尽令还俗，乍作俗形，无衣可著，无物可吃，艰穷至甚。冻饿不彻，便入乡村，劫夺人物，触处甚多。州县捉获者，皆是还俗僧。”李德裕也说：“自有还僧以来，江西劫杀，比常年尤甚。自上元至宣池地界，商旅绝行。”《李文饶文集》卷12《请淮南等五道置游奕船状》。有些还俗僧生活困难，扰乱社会秩序，被视为“器识深远，久历艰难，备知人间疾苦”《旧唐书》卷18下《武宗纪论》。的宣宗，恢复佛教，给这些人提供生活出路，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基于以上原因，宣宗恢复佛教，就不是针对武宗本人的问题，而是崇佛者对反佛者斗争的又一次胜利。
二 灭佛的根本原因是经济问题
有唐一代，很多反佛者都把经济问题当作反佛的根本原因。武德年间，傅奕就指责僧人是“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旧唐书》卷79《傅奕传》。。武则天为了利用佛教巩固自己的地位，大肆兴佛，狄仁杰上疏道：“今之伽蓝，制过宫阙，穷奢极壮，画绩尽工，宝珠殚于缀饰，瑰材竭于轮奂。”寺院“膏腴美业，倍取其多，水碾庄园，数亦不少。逃丁避罪，并集法门，无名之僧，凡有几万，都下检括，已得数千。且一夫不耕，犹受其弊，浮食者众，又劫人财”《旧唐书》卷89《狄仁杰传》。
唐中宗时，韦嗣立针对中宗“崇饰寺观”而上疏道：“臣窃见比者营造寺观，其数极多，皆务取宏博，竟崇瑰丽。大则费耗百十万，小则尚用三五万余，略计都用资财，动至千万以上。转运木石，人牛不停，废人功，害农务，事既非急，时多怨咨。”《旧唐书》卷88《韦嗣立传》。同时，辛替否也向中宗上疏道：“今天下之寺尽无其数，一寺当陛下一宫，壮丽之甚矣!用度过之矣!是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陛下何有之矣!百姓何食之矣!”《旧唐书》卷101《辛替否传》。如果说武德年间傅奕只是看出了僧尼逃避租赋，对国家不利的端倪，那么，中宗时的韦嗣立、辛替否就尖锐地提出大兴佛教必然加大政府财政上的支出，使国家府库空竭，遇到外患，僧尼不能出征打仗;逢灾害年月，寺塔不能解决众人的饥饿。显然这是国家与佛教在经济上的矛盾有所发展的反映。
安史之乱以后，这种矛盾进一步发展了。德宗时，彭偃参加了有关佛道问题的议论。在他看来：“今天下僧道，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广作危言险语，以惑愚者。一僧衣食，岁计约三万有余，五丁所出，不能致此。”他把这看作是一种“人害”，“去人害”的办法就是要僧道和百姓一样缴纳租税。他的具体措施是“僧道未满五十者，每年输绢四疋;尼及女道士未满五十者，每年输绢二疋;其杂色役与百姓同。”如果这样使僧道“就役输课”，他们对国家的贡献，“不下今之租赋三分之一，然则陛下之国富矣，苍生之害除矣。”《旧唐书》卷127《彭偃传》。文宗也认为：“一夫不耕，人受其饥;一女不织，人受其寒。安有废中夏之人，习外藩无生之法!”《唐大诏令集》卷113《条流僧尼敕》。故而下敕整顿僧尼。文宗还说过：“古者三人食一农人，今加兵、佛，一农人乃为五人所食，其间吾民尤困于佛。”武宗即位，更愤怒道：“穷吾天下，佛也。”《樊川文集》第155页。
武宗还充分论述了崇佛穷国的原因：“两京城阙，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饥者;一妇不蚕，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僭拟宫居。晋、宋、齐、梁，物力凋■，风俗浇诈，莫不由是而致也。”《旧唐书》卷18《武宗纪》。
据以上所述，从反佛者对佛教的态度，可以看出佛教在安史之乱以后有很大的发展。故而佛教和政府之间在经济上的矛盾也日益深化。唐朝前期，反佛者只是看到僧尼逃避租赋，兴佛加重政府的财政支出。而安史之乱以后则是大力呼吁要对佛教的发展采取限制的措施，彭偃要求僧道和百姓一样缴纳租赋，文宗要整顿僧尼，武宗总结历史经验，吸取晋、宋、齐、梁“物力凋■，风俗浇诈”的教训，从而大肆灭佛，正是这种矛盾日益激化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