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文化是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不断发展壮大的。按楚文化不同时期的特点，可把楚文化划分为滥觞期、勃兴期、鼎盛期和转变期4个阶段。

楚人是祝融的后裔，楚文化的源头自然也从祝融部落集团开始。祝融是高辛的火正，其职责是观象授时，掌管天界之火和人间之火，楚文化中对火的崇拜和天文学的发达当源于此，夏朝时，祝融部落集团依附于夏，神界的祝融也因之从属于夏朝崇奉的火神兼农神炎帝，楚人对炎帝的崇拜始于此，楚人对凤的图腾崇拜也与祝融有关，《白虎道·五行篇》载，祝融“其精为鸟，离为鸾”，鸾即凤。鸟也可算作凤。祝融部落集团处在夏人与三苗之间，是南北文化交流的媒介，楚文化的外向性在早期即有所体现。

楚人建国丹阳至周平王三十一年(公元前740年)是楚文化的滥觞期。在这一时期，楚国完成了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转变，在兼采华夏文化和蛮夷文化之长的基础上，开始创造自己的特色文化。总的来说，此时的楚文化与华夏文化尚没有明显而重大的区别，尤其是陶器、青铜器等物质文化方面，但楚文化又毕竟显示出了一些自己的特性。崇火崇凤好巫、开拓进取、不拘礼法、爱标新立异等特点为后来楚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春秋时期是楚文化的勃兴期。这个时期，楚文化开始呈现出自己鲜明的特点，表现在各个方面。从社会形态上看，农奴制布满了楚国各个县邑，奴隶制相反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在民族政策上，楚人把自己定位于夷夏之间，实行抚夷属夏的国策。对于所灭之国，楚人的作法是迁其公室，存其宗庙，县其疆土，抚其臣民，用其贤能，而不以俘掠奴隶为好。从官制上看，楚官多称尹，从中央到地方，少有例外;从行政建制上，楚国首创县制，后为各国效仿;在兵制上，称谓、建制也与中原多异。这些大的文化背景已经充分昭示了楚文化的个性与气魄，楚文化也由此成熟起来。

楚民族风俗独树一帜。楚人尚赤，建筑服饰器物均以赤为贵。各地楚墓出土的黑底朱彩漆器就是例证。楚人尚东，生之坐向、死之墓向均以东为荣;与周人的面南背北、头北脚南迥然不同。楚人尚左，也与周俗尚右不同。楚人念祖、爱国、忠君比之周人更为突出，他们习惯于用原有地名命名新地，丹阳、郢数次迁移不改其名就是为了缅怀先祖。楚人由于历尽艰辛而建国称霸，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尊心异常强烈，钟仪南冠面晋，南音不改，屈原成为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都是典型的例子。楚人崇巫好鬼神。鬻熊就是酋长兼大巫，后世因袭，还出现了以巫为世官的家族;屈原的《山鬼》则是描写人鬼相亲的例子。另外，楚人男留长髯、女爱细腰也是不同于中原的风俗。

楚国的物质文化开始显示出自已的独特风格。陶器中的“楚式鬲”、长颈壶造型特异，表现了楚人的审美情趣。楚人修建的期思陂是我国古代第一个社会性的农田水利工程，改变了当时的农田灌溉方式。青铜器由于创造了中原不曾有的失蜡法或漏铅法铸造工艺，而卓然一家，并领先于中原。铜礼器是楚国铜器发达的象征，在表现形式、组合关系和装饰方法上别具一格，黑漆镶嵌工艺中原不曾有，浮雕、圆雕、透雕等技法的娴熟使得中原相形见绌。乐器中楚人最爱钟，并视之为国家权力的象征。楚钟不仅音色绝佳，而旦造型独到，甬钟、钮钟等都有从大到小不可颠倒的组合关系，因而称为编钟。众所周知，编钟是楚国音乐艺术的杰出代表。台谢建筑也有楚人的独创，楚人筑台追求高峻，以纵目远望，楚人修榭追求空灵，以澄怀远目，而且在建造中还有层台累榭的特点，这一点为后来的南方园林所继承。此外，楚国修城不建池也有别于北方而显示出自己的个性。

战国时期是楚文化的鼎盛期。此时，铜器生产登峰造极，铁器普遍推广，丝织刺绣兴旺发达，漆器木器应运而生，城市建设欣欣向荣，物质文化可算是达到了顶点。与勃兴期明显不同的是，鼎盛期的楚国精神文化大放异彩，给予后世巨大的启迪，从哲学到文学，从字画到乐舞，无不独风骚，彪炳千秋，更为主要的是，楚人的政治社会体制、民族文化心理，日常生活方式等趋于成熟定型，使楚文化真正成了独特的“这一个”，千百年来为人们津津乐道。

秦汉之际为楚文化的转变期。秦国灭掉了楚国，并排斥楚文化，使楚文化遭受重大打击。但楚文化的精神因素方面远比物质因素方面根深蒂固，因此楚文化被打而不倒，秦末，楚人刘邦、项羽大兴楚文化，使楚文化有复苏之势，但离开了物质文化根基的楚文化终究是不可能沿着自己的道路发展下去了。汉武帝独尊儒术后，自成体系的楚文化不复存在，但楚文化的某些因子却与传统中原文化一样，成为新的汉文化的组成部分。至此，南北文化相互交融，彼此促进，共同创造着中华民族的灿烂文明。

三、楚文化的基本特征

楚文化内容广泛，笼统谈其特征是难以揭示楚文化的博大内涵的。每一种文化都有很多展示的层面，第一层是这种文化高度概括出的精神要义--我们称之为民族精神;第二层是在特定文化背景下形成的行为思维方式-我们称之为民族心理;第三层是这种文化的物质产品方面-我们称之为物化文化，包括作为物态形式的哲学、文学作品。楚文化在这三方面都表现了自己的个性，具有鲜明的区域文化特征。

楚文化在民族精神层面的特征是积极进取、开放事例、革新鼎故和至死不屈。积极进取就是不满足于既得和既知，勇于向未知领域渗透，向未得领域开拓。楚人立国之初，偏僻狭小，但它们不满足于偏安一隅，终于通过“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艰辛历程而成为泱泱大国。楚人之所以能成为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其根本原因也在于其开拓进取的精神。楚人不以处蛮地而自卑，敢于在逐鹿中原中实现自己的价值，展露自己的锋芒。

开放融合是一个民族永葆生机的基础。楚人有自己的文化传统，但从来不固步自封，从来不拒绝外来文化的合理因子。楚国建国后，就民族政策提出了自己的纲领：“抚有蛮夷，……以属华夏”，表现了开放融合的思想，比当时管子“戎狄豺狼，……诸夏亲暱”和孔子“裔不谋夏，夷不乱华”的思想都要进步。在发展过程中，楚人兼采夷夏之长，并积极开展文化交流和民族间的相互学习，正是在开放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色，在融合中保持了自己的文化生机。

革新鼎故是楚民族精神的又一方面。楚人师夷夏之长的目的在于创新，在于形成自己的特色。早在建国初期，楚人就发明了“楚式鬲”，还得扬越和华夏的青铜冶炼技术而兼之，使自己的矿冶水平居于全国领先水平，井创立了介乎夷夏之间的楚制和楚俗。

在楚文化的整个发展过程中，楚人敢于打破陈规，向自认为不合理的事物挑战。熊渠封儿子为王、熊通自称武王均属离经叛道、惊世骇俗之举，别人不敢做，楚人做了;问周鼎大小轻重，各路诸侯想都不敢想，楚庄王不仅想了，而且做了。“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本是楚人的一种性格，最后逐渐上升为以蔑视既存、敢于创新为主要内容的民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