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尹房式有不法事，东台监察御史元稹奏摄之，擅令停务;朝廷以为不可，罚一季俸，召还西京。至敷水驿，有内侍后至，破驿门呼骂而入，以马鞭击(元)稹伤面;上复引(元)稹前过，贬江陵士曹。

尽管翰林学士李绛、崔群以及白居易等人纷纷进言，指出无稹并无罪错，但是宪宗明显袒护宦官，元稹只能负气踏上谪官之途。

追求政治改良、触怒旧派权贵，则有柳宗元、刘禹锡长期贬逐之例。永贞革新本来是受到顺宗支持的一场体制内的改良运动。史家对此有评论说：

顺宗在位，仅及七月，然甫继大祚，即禁宫市之扰民、五坊小儿之横暴，及盐铁使之月进，又出教坊女伎六百还其家，追左降官陆贽、郑余庆、韩皋、阳城还京师，起姜公辅为刺史。德宗秕政、廓然一清。[11](第332页)

然而这场体制内的改良却因为顺宗的去世而夭折。新上台的宪宗加紧迫害革新派，将之变为一场权力争夺。他多次降旨，王叔文被赐死，柳宗元、刘禹锡等人一贬再贬。最后，柳宗元死于贬所，而刘禹锡被贬谪的时间长达23年之久，这表明封建专制之下权力斗争的残酷。

文人禀性耿介、不肯苟媚取容而得罪，则有刘长卿、顾况遭贬之例。《唐才子传》记载说，刘长卿“性刚多忤权门，故两遭迁斥，人悉冤之”。顾况性格诙谐，不拘小节，曾经写诗嘲诮权贵，被贬饶州司户参军。这些都是文士坚持独立的人格而遭迫害的例证。

还有一类因公致祸、被诬以它事而受贬谪者。这种情况下，受迫害的一方常常是百口莫辩，而历史也可能由此留下疑点。《旧唐书》本传说，高宗末年骆宾王“为长安主薄，坐赃左迁临海丞”。而《新唐书》本传说，骆宾王是因为“数上疏言事，下除临海丞”。骆宾王究竟是因贪赃还是上疏言事而招致祸患呢?从他的《狱中书情通简知已》诗中所云“三缄慎祸胎”、“绝缣非易辨”等句来看，大致是上疏言事之后便被诬以贪赃之罪的。在封建时代的官场斗争中，邪恶的一方编造谎言，加害于人，其手段之卑劣、用心之歹毒，文人面对诬陷的无奈与可怜，从一个侧面暴露了专制主义的本质。

四、贬谪文人的不平之鸣

无论是何种原因遭受贬谪，由之造成的生命的苦闷都是巨大的，在身心饱受煎熬的贬谪岁月里，文士们的心灵世界往往更加敏感、丰富，发诸吟咏，著为篇章，造就了有唐一代大量的优秀贬谪文学作品。

从特定意义上说，贬谪文学是唐代士人人格的一面镜子。它形象地再现了封建专制之下士大夫人格的独立、尊严以及坚韧弘毅的品质，显示了在庞大封建专制政体之下人性良知怎样受压抑、被扭曲、消解于无形，而又生生不息地活跃于民族的血脉之中。

从贬谪文人的自我表白中，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们舍身报国、耿介高洁的志气与忠直弘毅的品节。如下面的诗句：

少小尚奇伟，平生足悲吒。……事业窥皋稷，文章蔑曹谢。

韩愈《县斋有怀》

昔贤多使气，忧国不谋身。目览千载事，心交上古人。

刘禹锡《学阮公体三首》

我有鄙介性，好刚不好柔。勿轻直折剑，犹胜曲金钩。

白居易《折剑头诗》

当他们遭到非公正的贬谪时，这种光明磊落、刚直不阿的公心正念则出为一股夭矫不屈之气，发为不平之鸣。如下列的诗句。

空中一鸷鸟，河间双白鸥。飘飖搏击便，容易往来游。……天机近人事，独立万端忧。

杜甫《独立》

独醒空取笑，直道不容身。得罪风霜苦，全生天地仁。

刘长卿《负谪后登干越亭作》

世路山河险，君门烟雾深。年年上高处，未省不伤心。

刘禹锡《九日登高》

贬谪期间的文人，增加了接近人民、体察社会生活的机会，加上他们素来的兼济之志、事功之心，使得他们能更加真切地关注朝政、体恤民瘼。如杜甫被贬华州司功参军期间，写作了彪炳史册的“三吏”、“三别”。韩愈被贬潮州时，有《宿曾江口示孙湘二首》记述水患中的三江百姓的苦难。元稹在同州时，遭到当地旱灾，曾经作诗归罪于自己，诗中问道：“臣稹苟有罪，胡不灾我身?胡为旱一州，祸此千万人?”他又联想到百姓的遭遇，问道：“团团囹圄中，无乃冤不申?扰扰食廪内，无乃奸有因?轧轧输送车，无乃使不伦?遥遥负担卒，无乃役不均?”“村胥与里吏，无乃求取繁?”(《旱灾自咎，贻七县宰同州时》)这种关怀，无疑体现了封建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

但是，长期的贬谪生涯，封建专制的冷酷与世俗折磨，常常会软化乃至消蚀文人本有的刚正之气。使他们不得不卷藏起积极用世的抱负，或以文辞著作来舒展怀抱，或以自然山水来抒发忧思。以文章歌诗的著作为排遣者，如柳宗元有云：

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著书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务此。[7](第484页)

刘禹锡亦尝自叙云：

及谪于沅、湘间，为江山风物之所荡，往往指事成歌诗，或读书有所感，辄立评议。穷愁著书，古儒者之大同，非高冠长剑者之比耳。[8](第182页)

以自然山水为寄寓者，如王昌龄《龙标野宴》诗云：

莫道弦歌愁远谪，青山明月不曾空。

又如柳宗元《游南亭夜还叙志》诗云：

神明固浩浩，众口徒嗷嗷。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

白居易的《读谢灵运诗》表述得更透彻，诗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