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收购古籍的同时，刘承干还花费大量钱财请人抄书。其中以《清实录》、《清史列传》最为珍贵。《清实录》是清代官修的编年体史料长编，当时全国仅有一部正本保存在北京故宫，1920年，刘承干雇人将此书抄录出来，据说，“抄校之费，殆近二万金”，这部抄本即为国内少见的副本之一。《清史列传》也是刘承干雇人从北京国史馆抄录出来的，它是定本《清史稿》的底本，其中的二千余篇传记未被赵尔巽的《清史稿》收录，因此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由于两部抄本价值极高，因此成为嘉业堂的镇库之书，人谈嘉业堂必言二书。

这一阶段，刘承干在藏书的同时，还刻印了大量书籍，“即使孤本，也从不自秘，而是拣有价值者刻板印刷，广为流传”。他的刻书从民国二年即已开始，“先后梓印不下百数十种”。《嘉业堂丛书》、《吴兴丛书》、《求恕斋丛书》、《留余草堂丛书》的大部分，影刊宋本四史的前三史，《嘉业堂金石丛书》、《辽东三家诗钞》、《章氏遗书》等都是这一阶段刊印的，但多为随刊随印，并未结集。就几部丛书的选辑来看，其主题各有侧重，“有曰《嘉业堂丛书》着，则聚萧齐以后罕传之撰述，以津逮后学也;有曰《吴兴丛书》者，则搜其乡先辈之书，以存乡帮文献也;有曰《留余草堂丛书》者，则择先儒性理格言诸编，以扶翼世教;而《求恕斋丛书》则最录近时人著述”。

刘承干的刻书态度是严肃的，“每决定刻印某一种书，事先必请专家鉴定，专家推荐以后，再请对这门学问最有权威的学者校订稿本。”然后请名人作序作跋。《吴兴丛书》的跋多侧重作者生平、所刊书的内容和得书过程。《求恕斋丛书》的序则重学术源流、得书刊印过程，而《嘉业堂丛书》的序偏重校勘之学。

刘氏印刷的书一般“是由南京姜文卿、扬州周楚江、湖北陶子麟、北平文楷斋等刻书处刊刻的。”其中较为难刻的珍版宋本则送擅长临摹各类字体的饶星舫写样，然后交给“能刻仿宋及软体字者”、“精妙不弱于东邻”的黄冈陶子麟刻板印刷。如刘承干以红梨木刻成，每部价值高达三百元、深受学者欢迎的宋刊四史，即是饶、陶的经典之作。“《史记》蜀本首册校毕，自卷二后即可依次而及，为饶讯芳携归黄冈。”“写样之时，饶星舫以潘本互勘。”“陶为鄂渚乎民，善仿宋，……翰怡延之来刊四史。”刘氏所刻的书因此以不惜工本、精益求精而为当时文化人称道，王汉章在《刊印总述》中称刘承干的刻书是“近三十年来，木版家刻书之最精者”，是“近代中国木刻书之代表者”。

1920年，刘承干经过十年的购书、抄书、刊书，所收藏书的数量已相当可观，其上海寓所的储书场所—求恕斋已是书满为患、聚荟如山。为使苦心搜集而来的古籍善本得到妥善保管，刘承干在南浔刘氏家庙旁，“购地二十亩、斥金十二万，建设斯楼为藏书之所”。藏书楼于1920年破土动工，历时5年于1924年冬建造完成，取名嘉业藏书楼。“嘉业”二字源于溥仪赐给刘家一块九龙金匾上的文字，这块金匾的得来是由于刘家“于光绪奉安时，捐纳巨资以助种树，奉御笔赐以钦若嘉业之名”。

那么，刘承干为何要将藏书楼建在离上海有二百里之遥的南浔，而不就近建于上海呢?这要从其“非徒藏之，又将谋所以永其传”的藏书目的来理解，而在宗族观念浓厚的刘承干看来，达到这一目的的唯一途径就是“隶之义庄，与宗人共守之”，也就是说，只有将藏书楼建在家乡，才能使藏书永远流传下去。

三

嘉业堂藏书楼的兴建，是刘承干藏书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标志着他的藏书事业已臻于全盛，这种繁荣的局面一直延续到1934、1935年。在这一时期中，刘承干的藏书量达到了空前的水平、藏书楼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工作制度并对所藏图书进行了整理编目、对外业务往来也达到了最高峰。

藏书楼落成后，大江南北的书商纷纷闻风而来，刘承干则是来者不拒大量收购，藏书数量一日三增，至1930年左右刘氏停止购书时，总藏量已有二十万册六十万卷。那么，这些藏书有些什么特点呢?概而言之，约有数端：

第一，藏量丰富，号称六十万卷，其规模是其他私人藏书家所不及的。如宋代藏书量最丰富的鹤山学院藏书十万卷，明代大藏书家毛晋的汲古阁和目耕楼所藏仅八万四千余册，大名鼎鼎的天一阁藏量也只有七万卷。再看晚清四大藏书家的藏量：海源阁盛时为二十万八千三百卷，铁琴铜剑楼十余万卷，皕宋楼十五万卷，八千卷楼一万五千余种。因此，时人说嘉业堂藏书楼“晖丽万有，倍足空前绝后”。

第二、藏书以明清诗文集为主。由于刘承干藏书的最初目的，一是为其生父编著《皇朝续文献通考》，二为完成继父《国朝诗萃》的编纂工作，故藏书品种的选择重在一个“用”字，而不是专重宋元版本之“收藏鉴赏家”。因此，成为当时明清文集的收藏大家，所谓“其时风气，明清两朝诗文集，几乎无人问津，苟有得者，悉趋于刘氏”。就楼藏分析，有明刊本二千种，“其中明人集部约六百种，许多为四库未收”。清刊诗文集五千种。而宋本“总计七七，复本五种”;元本“总计七八，复本五种”，重明清、轻宋元由此可见一斑。

第三、藏书重史部、集部，轻经部、子部。藏书中经部计501部21411卷5648册，史部1685部56003卷2005册，子部1133部29052卷13021册，集部4482部83236卷34828册，这一特点自然也与其藏书目的密不可分。

第四、乡邦文献搜集丰富。楼藏地方志约有四千种，除去复本，计有1158部32522卷15957册。其中海内珍本有62种，还有不少其他类型的地方文献。

第五、收藏有众多抄校本和稿本。抄校本大约2千种，而明抄《永乐大典》42册、《明实录》500册、刘抄《清实录》、《清史列传》、红格写本《宋会要》等均被誉为海内孤帙。稿本中较为珍贵的有刘逢禄《尚书今古文集解》、焦循手书诗稿、刘喜海《金石丛稿》等。

嘉业堂藏书楼就性质而言属于旧式私家藏书楼，没有订立过如公立图书馆般严密的规章制度，但藏书楼在日常管理中，实际上还是形成了一些制度。以编目部为例，计设职员四人、工友四人管理。藏书楼并设有读者阅览室对外开放，如有熟人或名人介绍，国内外学者均可以来看书、抄书。在这一方面刘承干比较开明，只要有人介绍，连宋版书他都愿借，不仅允许借抄，还答应免费借去翻印。《浙江图书馆馆刊》4卷3期底页有一出售万历《仙居县志》的广告，“原本为嘉业堂刘氏所藏，历劫仅存，允为人世瑰宝，近由邑人李镜渠设法向刘氏借抄。”在藏书楼的阅览，由“专人取书，一般客人只能在平房借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