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 历史文学语媒的运用还有一个审美态度和创作方法之差的问题。这也需要作家自觉意识的合力相濡。再现与表现、写实与主情、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 在语感、语态、语调、语势诸方面不可能全然一样。前者语言载体中实感性、质感性的含量比较大, 基本与生活保持“同构”关系。它们的语言形式一般比较自然质朴, 而又小心地偏开现代语一点, 力求带些“古味”, 使人们从中领享到一种陌生美, 一种饱含历史汁液的纪实美, 其语言文字的主要功用形态是叙述和描写。后者的载体中更多是情感性、性灵性的内涵, 它与生活的关系是呈“ 异构”型的。语言文字未必不拟古化装, 但错彩镂金, 激情飞扬, 在视觉上能给人以很强烈的诗意冲激力。渗透在语言中的主体情感或感觉, 在比例上超过了客体的素描。文学史上, 托尔斯泰与莎士比亚, 福楼拜与雨果, 鲁迅与郭沫若, 曹禺与阳翰生, 森鸥外、井上靖与菊池宽、芥川龙之介, 他们的语媒大体就分属于这两种类型。我国新时期的不少历史小说也有这个区别。比如同是描写黄巢起义, 蒋和森与杨书案在语言风格包括外在语态和内在语涵上都互不相同, 各呈异彩。他们一个言简意赅, 典雅的语言外壳之内隐匿着相当实在厚重的客观涵量, 纪“实”的倾向在字里行间凸现得相当鲜明; 另一个则清字丽句, 在诗样的语言形式中涌动着诗样的意境, 抒情特征涵盖了一切。但都各尽其妙也各呈其能, 彼此实在是很难分出高下。因为他们是属于两种不同的审美方式。如果我们无视这一点, 简单地拿“历史/ 现代”公式去套, 那么就很有可能得出扬此抑彼或扬彼抑此的结论, 甚至作出截然错误的评判, 就像托翁对待莎翁那样。这对造就历史文学创作多元格局的形式, 进一步推动它的繁荣和发展, 无疑是不利的。伍尔夫指出: 批评家应该站在作家的角度, 用作者的透视方法来观察作品。11　我们反对对历史文学语言一刀切,主张与作者各自的审美个性审美态度审美方式联系考虑也就是这个道理。

三、现代主义历史文学的语言实验

说到历史文学的语言媒介系统, 还不能不提现代主义在这方面所作的探索, 这是2 0 世纪历史文学创作的一个新的景观, 新的亮点。毫无疑问, 这种现代主义形态的语言, 不同于上述的“历史/ 现代”的语媒, 带有明显的反逻辑反规范的特点。它也不再只是把语言看成是历史文学的一种媒介和手段, 而是将其视作是与创作的目的意图密切相关的独立本体, 赋予作家更自由地使用语言和探索语言的权力。我们说, 现实主义历史文学语言媒介的功用形态主要是被当作叙述和描写之用, 其信息含量中充满了实感性、质感性; 浪漫主义历史文学语言媒介的功用形态更多地被用来宣泄和抒怀之用, 其符号载体浸透了情绪性、性灵性; 但现代主义历史文学则不同, 它的“形”与“象”既不求与历史生活“同步”式的“本来如此”, 也不求与历史生活“理想”型的“应当如此”, 而是把它推向荒诞和变形, 但求“ 幻觉如此”。现代主义历史文学的这种“非常态”写作虽然也是作者创造的一种“第二自然”, 但它却突出地体现了语言自由穿越于“历史”与“现代”而又同时向彼此开放的现代语言观, 故其语言外壳往往以远离历史、超越历史的幻化面貌出现, 语象、语势、语态幽默、神奇、夸张, 充满怪诞和幻想。反映在创作上自然也就不再拘泥于传统历史文学的那种“历史/现代”常态, 而使作品的语言天马行空, 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自由, 文本也因此具有强烈的语言实验的先锋意识。

就内容和性质而论, 现代主义历史文学的语言实验主要分以下三种类型:

(1) 古今式。非常陌生的历史语言和非常熟悉的现代语言有意错叠在一起,融古今于一体。时间的观念、空间的顺序完全被打破打乱了。古语就是今语,今语就是古语。为我们常态不允许的新名词、新术语在这里广泛得到运用,成串成串地从古人嘴里冒出。典型的例子莫过于鲁迅的《理水》,明明是蒙昧洪荒的远古时代,却让其语言载体中引进“古貌林”、“好杜有图”、“面包”、“饮料”、“维他命W”“碘质”,这就是对传统“常态”的一种反叛。它不仅大大逸出了人们经常的经验和美感范围,于已知实际生活所没有,就是按照亚里斯多德的可然律必然律原则也解释不通。十分有意思的是,这些古今式的语言媒介,有的纯粹是作者杜撰出来的,也有的“古”“今”两者(特别是“今”) 都有特定的事实指谓性,符号内含的信息相当实在。这样就形成了非常奇特的效果,它能由此把人诱入一个虚虚实实、实实虚虚,充满幽默滑稽、怪诞可笑的艺术幻境中,并激发起一种庄严的思索和神奇的遐想。这种情况像《理水》中对顾颉刚、林语堂等言语的模拟套引,便可见一斑。

(2) 魔幻式。如果说古今式是在纵向时序意义上对“ 常态”语言的一种反叛,那么魔幻式则是就横向类别性质对“常态”语言的一种突破。当然魔幻式常常又是古今式的。称为“魔幻”, 顾名思义,可想它的语言载体中,非人类的神魔幻想的信息含量是比较重的。的确,这正是魔幻式作品语言媒介的基本表象特征。此类作品如果往上追溯,可以说自古有之。歌德的《浮士德》便明显具有这样的表征。不过,作为一种趋同性的创作现象或文学潮流,那还是近几十年的事。而且在当今是愈来愈自觉、愈来愈成熟了。举例来说,如荣获1984年苏联列宁奖(最高奖) 的《普罗米修斯,别扔掉火种》诗剧,这里人神魔、神话传说与现在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奇妙的新格局。普罗米修斯犯天界禁律,窃火于人间,但却反被麻木愚昧的人类所拒绝;于是, 神与神之间的冲突就同神与人之间的冲突纠缠在一起,人神界限被打破了,作品的语言变得荒诞奇特。普罗米修斯对着地界的众人说“我的价值”、“我的智慧”;而人类之长却也可以报之于“我不需要智慧,而需要军队”之类的答词。还有像关于穿超短裙“不要脸”的对话,关于垃圾乱丢“污染环境”的对话等等,这些与全剧虽属幻化但却具有辛辣讽喻意味的故事情节交织在一起,典型地体现了魔幻式历史文学语言媒介的特色。

(3) 心理式。遵循心理活动、意识流程的规律来进行描写,这是此类作品的显著特点。为此,与之相应的,它们也就不能不赋予语言以俱足的心理性、意识性的因素。施蛰存的《石秀》取材于《水浒》第44 至46 回有关石秀的故事情节,但因为作者采用弗洛伊德式的心理解剖,小说中不仅原有的貌态作了根本改变,而且先前的实感性序列性很强的语言外壳也变得虚秘幽晦、错乱颠倒。全文凭借语言符号所呈现出来的图像是石秀狂热的性苦闷和性变态心理。含义虽然不深,但剖析的精细、描写的新奇,也可算作一绝。这对《水浒》的传统作法,无疑也是一种大胆的变形。此外,像新时期的历史长篇《苦海》(伯阳) 、《高阳公主》、《上官婉儿》(赵玫) 等也都具有类似的特点。

比较而论,在这三种类型的历史文学语言媒介系统中,心理式的人们容易理解。因为按照格式塔心理学派的意见,不但是在文学创作,就是一般人差不多也总是在发生了主观倾斜的“心理场”中从事日常活动的。所以,它的超越于现实的变形是应有之义,不足为奇。比较棘手的是魔幻式和古今式这两种,对此似有必要作进一步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