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且，由于五室之制早于九室之制，故后世论明堂制度者，多以五室为是。袁翻《明堂议》：

明堂五室，三代同焉。配帝象行，义则明矣。及《淮南》《吕氏》与《月令》同文，虽布政班时有堂个之别，然推其体例，则无九室之证。 明堂九室，著自《戴礼》，探绪求源，罔知所出。而汉氏因之，自欲为一代法。[9]

贾思伯云：

窃寻《考工记》虽是补阙之书，相承已久，诸儒著述无言非者，方之后作，不亦优乎?且《孝经 援神契》《五经要义》旧《礼图》皆作五室，及徐刘之论同《考工》者多矣。[10]

类似论者尚有不少，直至近人王国维作《明堂庙寝通考》，仍以五室为是，九室为非。

对于郑玄的以九室明堂为秦制的说法，也有学者表示不同意见。牛弘曾条列古代有关明堂的文献，在谈到记载着“九室十二堂”的《明堂月令》时，他说：

今《明堂月令》者，郑玄云是吕不韦著《春秋十二纪》之首章，礼家抄合为记，蔡邕 王肃云周公所作，《周书》内有《月令》第五十三，即此也，各有证明，文多不载。束皙以为夏时之书。刘瓛云：‘不韦鸠集儒者，寻于圣王月令之事而记之，不韦安能独为此记?’今案不得全称周书，亦未即可为秦典，其内杂有虞夏商周之法，不韦安能独为此记也。[11]

牛弘对以往争论的态度是公允的，他认为九室明堂有其来源。

平心而论，尽管前人对明堂制度的讨论已很多，但即便今日，要判定上古明堂是五室抑或九室还很困难，记载两种明堂制度的文献都是春秋战国以后的，不足以说明西周或更早时期的明堂制度。考古学所得的古代建筑遗迹也没有五室或九室的样子。先秦文献中唯一的明堂实例见于《孟子》，顾颉刚先生已指出，这个明堂实际上就是太室，[12]也就是王国维先生的文章中大量引用的铜器中的大室。《孝经援神契》云：“明堂之制，东西九筵，筵长九尺也。明堂东西八十一尺，南北六十三尺，故谓之太室。”[13]是明堂即是太室，本只一室。西汉武帝时，欲造明堂，但无人知道具体的明堂制度，齐人公玉带献黄帝明堂图，所绘为一室明堂。[14]直至唐代，仍有人认为明堂只有一室。[15]笔者以为，彻底弄清三代明堂问题，时机尚未成熟，但笔者相信西汉以前的明堂既非五室，亦非九室，也没有后世的关于明堂制度的争议。明堂的五室与九室之争是从东汉开始出现的。 对于后世关于明堂的激烈争论，笔者以为他们各有证据，厚此薄彼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笔者想做的是先弄清学者所争论的两种明堂制度的来历。

首先看古人对明堂制度的解释。古人对明堂的解释，不论是五室明堂还是九室明堂，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将明堂与天地四时联系在一起。

《大戴礼记·明堂》：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户八牖，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茅盖屋，上圆下方。

《礼含文嘉》：上圆象天，下方法地，八窗象八风，四达法四时，九室法九州，十二座法十二月，三十六户法三十六气，七十二牖法七十二候也。[16]

《三辅黄图》：明堂所以正四时，出教化，天子布政之宫也。黄帝曰合宫，尧曰衢室，舜曰总章，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阳馆，周人曰明堂。先儒旧说，其制不同。称九室者，取象阳数也，八牖者阴数也，取象八风，三十六户牖，取六甲之文，六六三十六也。上圆象天，下方法地。八窗即八牖也，四闼者象四时四方也。五室者，象五行也。皆无明文，先儒以意释之耳。

《礼记外传》：五室象地载五行也，五行生于四时，故每室四达，一室八窗。[17]

牛弘：今检明堂必须五室者何?《尚书帝命佥》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黄曰神斗，白曰显纪，黑曰玄矩，苍曰灵府。”郑玄注：“五府与周之明堂同矣。”且三代相沿，多有损益，至于五室，确然不变。[18]

从上引文献看，两种制度似乎与某种思想有关，并且各有来源，尤其是五室明堂，它显然和五行思想有关。《汉书·艺文志》云：“数术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则明堂中还包含数术的因素。地下文物与文献的不断出土，证实了我们的推测，尤其是郭店楚简《太一生水》的出土，为我们理解两种明堂制度的来历提供了契机。

[二]

首先抄录《太一生水》原文：

“大一生水，水反辅大一，是以成天。天反辅大一，是以成地。天地[复相辅]也，是以成神明。神明复相辅也，是以成阴阳。阴阳复相辅也，是以成四时。四时复相辅也，是以成寒热。寒热复相辅也，是以成湿燥。湿燥复相辅也，成岁而止。故岁者，湿燥之所生也。湿燥者，寒热之所生也。寒热者，[四时之所生也]。四时者，阴阳之所生[也]。阴阳者，神明之所生也。神明者，天地之所生也。天地者，大一之所生也。是故大一藏于水，行于时，周而又[始，以己为]万物母，一缺一盈，以己为万物经。此天之所不能杀，地之所不能埋，阴阳之所不能成。君子知此之谓[口，不知者谓口。口]”[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