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提出“中、西”文化之“体、用”这种概念本身，便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大而化之的思维方式，缺少科学分析。如果说放到十九世纪末，这种论争难以避免的话，那么，在二十世纪末的今天，则应当彻底扬弃这种抽象的“中、西”“体、用”之争了。我们应立足于当代中国，以是否有利于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建设为标准，对西方文化进行分析，区别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性质，具体处理“体、用”关系。
一般说来，在广义的科学文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领域内，我们不必讳言“西体”为主，甚至不必回避“全盘西化”。因为历史已经证明，科学文化是人类文明的最重要载体，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第一”要素。而现代科学文化又集中体现在西方文明之中，中华民族要步入现代文明，便必须虚心向之学习。汤因比指出，世界上曾有二十多种文明，但最终大都衰败消亡了。这些文明，今天发掘出来，那一个没有灿烂的历史和辉煌的人文文化?但这些人文文化并不能挽救其文明反而成为文明的殉葬品。而以古希腊—罗马—希伯来文明为源头的所谓“西方文明”，实际上是集古代东西方文明之大成。它之成为今日世界各民族共同的文明财富，是人类诸文明长期“生存竞争”过程的历史优化选择，因为它含有人类能动认识自身和不断推动社会进步的诸多科学内涵和要素。马克思主义就是源自这一文明的优秀科学成果。认同这样的文明，包括选择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并不是羞耻之事。尽管也有“西方中心主义”和“殖民霸权主义”，但那与西方文明或文化所包含的像理性、科学、人本、民主等等“话语”并不是一回事。如果我们今天不惜以中华文明的衰亡为代价来恪守传统文化“话语”系统，或者因西方霸权主义而因噎废食拒绝西方科学“话语”系统，那我们将成为民族的千古罪人。今天，站在世纪之末，我们应当感到自豪的是，仅仅因为我们抓住了二十世纪这最后二十年的机遇，通过对西方科学文化的全面开放和“速成”“补课”式地学习，我们民族已重新崛起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使中华文明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横贯五千年，以一个民族为载体延续并生存下来的强势文明!
但是，对科学文化的认同毕竟不能取代人类对人文文化及价值追求的多元化。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精神文化及艺术文化现象，有时是可以在社会经济发展之外，相对独立地承继发展的。如果人类的文明进步是以消灭所有人文文化差异性或多样性为代价的话，那么，这种代价太大了。试想，假如享受现代科学文明成果的人类，在地球村中所面对的精神文化产品却如“麦当劳”和“肯得基”一样，都是如此单调和按同一标准配制的话，那将是怎样一种可怕的情景啊!所谓的现代文明将完全走向人类文明的反面!因此，如何防止这种“文明”悲剧的发生，如何在人类现代化的进程中，尽量地保持世界多样化的人文文化构成、保存发展各民族多样性的文明特色，这是世界性文化建设的重大课题。有着五千年历史和丰富的人文文化资源的中华民族，尽量保持本民族人文文化特色，也是对人类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正是从这个角度，我认为在中国当代人文文化建设中，应倡导在可能的条件下，根据具体文化情况，实现以“中学为体”，或“中西合壁”，或“中西共存”。总之，“失语”的范围和程度越小越低越好。
然而，这种倡导决不应是民粹主义的。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含有丰富的人文文化资源及部分科学文化因素，但同时也含有大量反科学、反人道的内容。对中国传统文化，我们需要从历史和人道的角度出发，进行科学的分析。这样，我们再回顾并认真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伴随中国社会、文化现代化进程而出现的“失语”现象时，便不会停留在抽象的、表面的“西化”、“中化”的两极结论中，而会发现其中既有历史必然性与人道合理性的因素，也有社会进步所必然付出的人文代价因素，还有文化主体选择失误或能动性不足的因素。让我们对这三类因素或情况 作些具体例释。
(A)：在传统文化领域中，那些已经严重阻碍社会进步的“话语”系统(譬如像封建礼教宗法制度及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等等)在近代全面“失语”，自然应给予完全正面的评价。因为它们的“失语”既是中华民族现代化的表征和成果，也是当代中国继续推进现代化的基础和条件。这属于历史尺度与人道尺度双重否定而“失语”的情况，其对象即通常所说的传统文化糟粕因素。
(B)：在传统文化领域中，另有一些极有人文价值的“话语”(譬如适应和谐淳朴田园生活方式而产生的民俗民风及哲学美学伦理观念等等)因不适应时代要求而大面积“失语”，则是中华文明为获得新生所必须付出的一种代价。这属于人道尺度肯定却为历史尺度否定而“失语”的情况。
(C)：在传统文化中还有一些具有科学价值、适应社会进步需求，或者不影响社会进步、却包含丰富人文价值的文化“话语”，只是因为我们主观上的失误，没得到重视发掘或保护利用，而趋向消亡或“失语”的。这是属于历史与人道尺度皆肯定而应当极力挽救发扬的那部分文化。譬如民间医术、古代建筑、工艺绝活、传统美德和家庭伦理观念等等，也即我们通常说的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像对北京古城风貌、古城墙的保护便是一例。把文明精华说成封建糟粕，使历经战乱没受损失的北京古城，却在和平年代被破坏;在无可挽回的情况下，近年来又有“夺回”之说，又有“重修旧城墙”之举。早知如今，当初何不听梁思成先生劝戒!这种本不该付出“代价”，只能是历史的惨痛教训!
显然，根据如上的分析，中国传统文化要全面“复兴”是不可能了;我们对传统文化工作的重点要放到全面继承保护发展(C)类、尽量发掘整理(B)类上来。如何具体实施，非本文题旨，在此不作讨论。
四、古文论“复语”指导方针：剔除糟粕、承认代价、吸取精华
作为传统文化的构成部分，古文论在当代的“失语”同样也可以分为三类情况。相应地，古文论“复语”的前提就是对这三类情况进行分析，区别对待：剔除糟粕、承认代价、吸取精华。显然，这与既往对待古文论“一分为二”的方针是不相同的。
(A)类情况，即通常所谓古文论中的糟粕因素。对这类因素，我认为也有一个重新认识的问题。譬如《毛诗序》“后妃之德”那种公开服从服务于政治需求的解读方法，属于“糟粕”，当无疑义，延续到“文革”及其以前年代，便是基于这种方法对“利用小说(戏曲)反党”的大批判运动。我这里要提出的是，对于通常被认为是古文论精华的那些内容的性质定位，其中最典型的是对在古文论中“贯穿始终”的“仁政”和“民本”思想或理想的评价 。我认为，从历史主义观点出发，“仁政”和“民本”思想虽然在中国古代社会有其“先进性”，但放到今天，它们同样是糟粕，不存在继承问题。因为，无论是“仁政”还是“民本”，都是建立在“君权神授”的君主政治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天赋人权”民主政治基础之上的。中国的民本主义与西方的人本主义(人道主义)之间有着本质差别，决不可同日而语。二千多年的中国封建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儒家“仁政”的政治乌托邦设计，落到现实中总会变成“暴政”;推行“民本”政治的历代新朝，很快都会“忘本”并因民不聊生而被颠覆。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必须让它们彻底“失语”，再不能作为传统精华而津津乐道。难道我们希望中国社会二??昀丛凇爸巍薄奥摇薄靶恕薄八ァ蓖醭??嬷型V筒磺暗谋?缰匮萋穑客艘徊剑?词勾哟看馕穆劢ㄉ杞嵌冉玻?盼穆壑姓庵终?嗡枷搿肮岽┦贾铡钡赜肷竺拦媛苫旖灰黄鹎榭觯?苍斐闪怂?岩允迪值贝?案从铩钡母?菊习?R虼耍?绻?颐遣幌M?盼穆劬??渤晌?饨ㄎ幕?吃崞返幕埃?憔霾荒茉偈??瓿中?卣驹诖?橙寮伊⒊∩峡创?涂隙ㄕ庑┠谌萘恕?nbsp;
相对而言，对于(B)类和(C)类情况的区分和研判更为困难一些。一般地说，古文论中文学审美规律和美学特征，只要不涉及政治、不涉及伪科学，多数内容是属于人文文化范畴的。但能否继承下来，必须结合文论与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作具体分析。假如某些古文论所对应的传统文学样式或所揭示的文学规律在当代已完全失去生命力，那么，自然属于(B)类情况;假如古文论所包含和体现的美学规律与特征在当代依然具有承继创新的可能，那么，自然属于(C)类情况。实事求是地说，在整个古文论构成中，以笔者外行之见，(B)类情况所占比重较大，(C)类内容所占比重少了一些。像已经提及的古典诗词，及相应诗论的式微，即属于(B)类情况。但需要指出的是，(B)类“失语”情况，虽时代使然，却并非完全绝对，它也与古文论的特殊“话语”对象相关。因为与古文论同根生的传统书(书法)论、画论，当代便没有完全“失语”。评价传统书法、国画的文章，依然是用诸如“笔情墨趣”，“计白当黑”，“气韵生动”、“疏可走马、密不透风”等等传统话语。其所以如此，正是由于这些传统艺术本身依然恪守“传统”，西方文论难以与之对话。那么，为什么书法、国画在当代能基本承传下来，而古典诗词和古典文学却基本“终结”了呢?这是一个既关系我们的论述是否周延又颇有兴味的问题，其下略作些探讨。
古典文学与传统书画的当代命运之所以出现如此大的差异，其关键在于，两者的艺术媒体、艺术对象和艺术特征不同。书法、国画用作表现工具是中国笔墨，笔墨本身没有时代性;而文学的媒体是语言，语言具有鲜明的时代性。随着文言本身失去生命，大量外来和新造的语汇、语法充塞着当代汉语，诗词和其它古典文学也必然要终结或丧失生命。中国书画艺术本身就是空灵的、写意的，尤其是文人书画，更是追求笔墨意趣，用“有意味的形式”抒发胸臆，这使它可以相对脱离时代而存在。文学则不同了，文学的叙事性特征决定了它必须直面现实，不能回避时代，这样，传统的文学样式和风格便必然被淘汰，由新的适应时代需求的文学样式──现代小说──取而代之。但中国传统文论中，小说理论又是最欠发达的。这些因素就决定了古文论大部分内容在当代难免归于(B)类而“失语”。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传统书画论便具有永恒的生命。当代传统书画的危机同样存在，如何适应时代的要求而创新，是书画界在共同探索的课题。但正如人们所困惑的那样，书画创作创新难，理论的创新更难：千篇一律的论艺话语，明白者看着明白，不明白者怎样看也不明白。更糟糕的是，从这些评论中人们几乎辨别不出书画大师与新秀之间的差别。?庋???呈榛?垡布?锌赡芎痛?呈榛?黄穑?谌舾赡暌院螅?鸾ヒ蚴?サ贝???Χ???笆в铩保?凰徒?褡逡帐醪┪锕荨?nbsp;
通过如上分类分析可以看出，古文论全面“复语”也是不可能的，我们“复语”努力的重点应放到(C)类因素上。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连(C)类因素也“失语了。显然，这与我们主观努力失误相关。失误在何处呢?我认为并不在于所谓“重视不够”，而在于我们对古文论缺少科学分析。当我们将古文论中不该承继的如(A)类因素，无法承继的如(B)类因素统统不加分析地一古脑地呼吁要“重视”、要“承继”时，结果恰恰使本不该消亡的(C)类因素也都一并消亡了(这种不加分析一味呼吁要“重视保护”的情况在对待其它传统艺术如戏曲的态度上同样存在)，导致了古文论的全面“失语”。因此，我们今后对待古文论遗产，必须把研究整理的精力放到(B)类因素上，而把“复语”的努力放到(C)类因素上来，即实现古文论的精华“复语”。当然，要具体作到这一点，又谈何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