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与任何学科初创时期不可避免的存在着粗糙、幼稚和缺点一样，陈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也带着草创时期的特点。他为我国古代的文学批评的规模画了一个粗轮廓，没有展开来进一步深入探究。全书仅七万馀字，唐前即占三份之二。我们知道，宋以后的文论在数量上占有更大的比重，而篇幅仅占三份之一，其简略可知。例如，介绍明代公安、竟陵两派的文学观，尚不足五百字;三袁、钟惺、谭元春的言论一条未引，只引朱彝尊论此两派之材料各一则。又如，晚唐诗格，数量不少，而陈书仅言：“晚唐诗文，专尚格律，其评文之作，亦津津以格律为言。”至于有何种之诗格，并无任何之交代。可以说，陈先生此书，并未对古文论之资料做全面之搜集，只是粗列规模，点到为止。它的作用，是初步的奠基。进一步为这一学科的建立作出巨大贡献的，是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几位先生。1931年，朱先生在武汉大学开设《中国文学批评史》课。这一课程的讲稿在出版之前就在高校中流传。7 到1943年，才以《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的书名正式出版。出版时，在序里说到它产生的经过：“一九三一年，我在国立武汉大学授中国文学批评史，次年夏间，写成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初稿。一九三二年秋间，?丶佣┎梗?痪湃??晖瓿傻诙?濉R痪湃??暝傩猩菊??瓿傻谌?濉!?937年刚开始排印，抗战暴发，稿件丢失，直至1943年，才将第三稿的上半部与第二稿的第四部合併出版。朱先生的这部著作，虽名为“大纲”，实则较之陈钟凡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不唯在篇幅上有了很大的扩展(近二十六万字)，而且对于文学批评史学科的性质，也有了更为成熟的思考。朱先生在书的序言里，说到他编写的三原则：一是以人立章节，而不对时代或宗派加以特别的标示。二是不对诗、文评分门别类的加以评论，而是对每一位批评家各方面的组合加以评论。三是“详近而略远”。 在这三个编写原则之外，他还有三个说明：一是对于批评家和批评材料的选择，不可免的带着主观的色彩;二是有自己的史观史识;三是对于文学观念的流变与批评家之间的比较，往往不能不加以判断。他说：“文学批评史的性质，不免带着一些批评的气息。”周勋初先生在评论朱先生的这部《大纲》时，除了朱先生序中提到的之外，又指出了《大纲》的另两个特点：一是参照西洋的学术对我国的古文论作阐释，观点更为明确;二是写入书中的文论家，都作了专题研究。由于有了专题研究的基础，因之也就有了很高的学术水准。8 在朱先生的《大?佟纷魑?咝=惨辶鞔???保??苡菹壬?苍谇寤?胙嗑┙彩谖难??朗罚宦砑?壬?蛴?936年在香港大学讲授文学批评。1934年，郭绍虞先生出版了他的批评史巨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下册因时局原因直至1947年才出版)。郭先生的《史》，洋洋七十馀万字，涉及的文学批评的面更为广阔了。对于文学批评史的撰写也有了新的思考。他更明确的论述了我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分期问题。他主张不以朝代而以文学批评的史的发展状况来划分不同的时段。他把我国的文学批评的发展分为三期八段。第一期是“文学观念的演进期。”第二个时期，是“文学观念的复古期。”第三期是“文学批评的完成期。”第一期又分为三段，即：周秦“文学”与学术不分，是广义“文学”的时期;两汉“文学”与“学术”开始区分的时期;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含义接近现代的文学观念的时期。第二期又分隋唐与北宋两段。第三期则分南宋金元、明、清三段。9不论后来学术界对于古文论是否需要分期与如何分法意见是否一致，郭先生的分期说在文学批评史研究上是一种进步。它说明在古代文学批评的研究过程中，对于它的整体面貌、对于它的演变特点的认识是深化了。继郭先生之后是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1934年出版了周秦汉魏南北朝部份，以后修?挠胄?矗??943年分《周秦两汉文学批评史》、《魏晋六朝文学批评史》、《隋唐文学批评史》、《晚唐五代文学批评史》四册出版。五十年代，又重新编订为两册，于1957年出版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一)、(二)。后来续写的第三册两宋部份，是罗先生辞世之后的1961年才出版的。郭绍虞先生在为罗先生第三册《中国文学批评史》作序时，对罗先生的书的特点作了十分确切的概括，他说：“他搜罗材料之勤，真是出人意外，诗词中的片言只语，笔记中的零楮碎札，无不仔细搜罗，甚至佛道二氏之书也加浏览，即如本书中采及智圆的文论，就是我所没有注意到的。”由于材料搜罗的宏富，也就拓宽了古代文学批评的研究领域，陈、郭两位先生还没有涉及的问题，罗先生涉及了。在体例上，罗先生也有所创新，罗先生自己说，他采用的是一种“综合体”的编写方法，“先依编年体的方法，分全部中国文学批评史为若干时期，……再依纪事本末体的方法，就各期之中的文学批评，照事实的随文体而异及随文学上的各种问题而异，分为若干章，……然后再依纪传体的方法，将各期中之随人而异的伟大批评家的批评，各设专章叙述。”在罗先生的书里，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时期里各种文学理论问题的发展脉络，前后变化;也可以看到不同文体的各种批评的不同特点;还可以看到不同流派的文学观念，可以看到大批评家的全面的文学观点。就是说，他的这部书的结构是多层交错的。可惜的是，罗先生没有来得及完成他的巨著，就过早的辞世了。
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建设的角度看，陈、朱、郭、罗四位先生当之无愧的是这一学科的奠基者，是这一学科贡献最大的开拓者。这当是从事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同人的共识吧!与四位先生同时或先后而撰有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的，还有1934年出版的方孝岳的《中国文学批评》;1939年朱师维之出版的《中国文艺思潮史略》，1946年傅庚生的《中国文学批评通论》。方著大体是一部按史的顺序以人或专著立章的专论;朱著全书仅六万馀字，范围从文学批评扩及文艺的其它领域，而以思潮为主;傅著则是以理论专题展开的，如在《绪论》中论“创作与批评”;在《本论》中论“感情论”、“想象论”、“思想论”、“形式论”;在《结论》中论“个性时地与文学创作”、“文学之表里与真善美”、“中国文学之文质观”。方、朱、傅著各有特点，在文学批评史的草创时期都起到了开阔视野，加深认识的作用。
应该说，从陈钟凡、朱东润、郭绍虞、罗根泽到傅庚生等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完全成立了。以后在专题研究上不断得到拓展、深化，不断地提升其学术水平。但是，作为“史”，它的构架已经基本定型。后来的批评史著作，无论是拓展研究范围，还是扩大篇幅，都未离开草创时期建立起来的基本构架。
古文论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建立之初，除了各种《史》的编撰之外，大量的专题研究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史》的编撰确立了这一学科的基本规模;而专题研究则把这一学科的研究引向深入。我们必得承认，专题研究从一开始就接触到重要的问题，也表现出高层次的特色。如前所说刘师培1916年发表的《文笔辞笔诗笔考》，论述的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从文体开始，在文学观念上酝酿重大变化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1919年王肇祥发表《文笔说》，10 1926年章庸熙、胡怀琛相继发表同一问题的文章，11 1930年与1937年，郭绍虞又就此一问题再次辨析，12 待到1947年逯钦立的《说文笔》发表，13 那已是洋洋洒洒三万馀字的长文了。由于此一问题之复杂难度，不易一时辨析清楚，到了二十世纪后期，也还不断有文章论析，但在学科的初创期，选题与解题的能力，就有如此的高度，我们必得承认前辈学者的学术眼光与识力。对于我国早期文论的研究，也一开始就选择了一些重要的专题，如对《毛诗序》作者和诗六义的辨析，在学科建立的初期，就发表了不少有份量的文章，1913年廖平发表《论〈诗序〉》，14 之后顾頡刚、黄节、胡韫玉、傅庚生相继发表论文就这一问题展开讨论 15 。这一时期，对于文质观、载道说、永明声律说和神、气、神韵、格调、性灵、肌理、境界等范畴，也都作了相当有水准的探讨。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陈寅恪先生的《四声三问》，他第一次提出永明声律说之成立，是受到佛教梵贝颂读的影响。自陈先生之说出，中国古文论受佛教影响的种种问题就不断的提出来了。陈说之是否正确，虽然至今仍然争论不休，但正因了这些争论，问题也就不断的深入下去。总之，古文论的专题研究在这一学科的建设初期就把它引向了深入。
这一学科创建初期，从其已有成果看，具有如下特点：
一是它的研究目的更多的带着纯学术的性质，而较少政治功利的色彩。陈钟凡在他的《史》中只提到“对于古今各派文艺，略事衡量。”显然是针对古文论自身的评估的。郭绍虞在他的《史》的初版序言中说他写文学批评史的目的是印证文学史。罗根泽提到文学批评家所编著的文学批评史，有两个目的：“一是根据过去的文学批评，创立新的文学批评。这与功利主义的史学家有点相近。一是为自己的文学批评寻找历史的根据。”罗先生说的这两个目的，其实只是一个意思，都是为了有益于当代的文学批评。方孝岳在他的《中国文学批评》的序中，说得更为简单，他说：“不过是借他们的帮助，来引起自己的思想罢了。”“凡是研究文学批评的人，随时顾到自己的批评本能，那才是上上等。”他说的也是有助于自己的文学批评的意思。初创者们创建这一学科的目的，除了对于史实本身的了解之外，至多也只考虑到如何有益于当代文学批评的问题。它仍然限定在文学批评的学科范围内。即使这一类的考虑，似乎也只是停留在概念上，从他们后来的行动中，看不出有付之实践的意思。他们都是一些沉迷于自己学科之内的纯正的学者，功利目的并不明显。此种研究目的也牵涉到后来的研究，其中之是非得失，当然是可以讨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