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人是为毛泽东确立和发展其政治权威做出了重要贡献的人，他们的支持增强了毛泽东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基础。但他们又多少对毛泽东政治权威构成了潜在的或现实的威胁与挑战。其中，周恩来是敢于作自我批评的聪明人，所以成了政坛上的"不倒翁"。张闻天是聪明在先，糊涂在后。他主动让位受到毛泽东的赞扬，保全了自己。后来到庐山会议，他参加到毛彭分歧中彭的一边，致使毛泽东认为他是"旧病复发"(是指以前张闻天曾参加过王明、博古对毛泽东的斗争)，最终失去毛泽东的信任。而朱德是憨厚老实的聪明人，被毛泽东认为是保持了"晚节"，同时他也成了毛泽东掌握军队的一面旗帜。刘少奇则是过于原则或者僵化，在与毛泽东有了分歧以后，不是去尽力弥合，而是执意坚持。结果被毛泽东"误以为"是"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而遭"清洗"。至于林彪，他与毛泽东相比，毕竟不是多面手，一向沉稳老练的他结果还是犯了迫不及待的"急性病"。从"万岁不离口"到"背后下毒手"，就可见其阴险狡诈的一面。但他却没有想到自己是在"关公面前耍大刀"，不料竟丢了手艺不说，还送了性命。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人中，只有周恩来、朱德，或者包括林彪认识到这样一个不容质疑、无法更改的事实，即毛泽东在他去世前将始终是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实际最高领导人。周恩来、朱德无意去改变这一切，结果保全了自己;而林彪则选择了冒险，结果遭到惨烈的失败。而张闻天、刘少奇越往后却越忽视这一点，以至于毛泽东公开批评刘少奇不尊重自己，结果他们为自己的"冒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毛泽东在与这些人的合作和斗争中，最终击败了所有的对手，赢得了胜利。但这个胜利却无论如何也来得太迟了，他已经到了无力回天的地步。一方面，毛泽东与其对手所联系的干部和群众，在斗争中出现了裂痕，短期内又无法弥合;另一方面，林彪事件宣告了毛泽东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和思想理论的破产。更为可怕的是，毛泽东渐渐发现，很多人，特别是高级领导人都把他当成一尊佛像来供奉，而实际上是在静静地等待他的死期。这是一场生命竞赛，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毛泽东自然没有什么优势。不幸的是忠于毛泽东并深孚众望的周恩来又走在了毛泽东的前头，否则毛泽东是不用担心自己的后世的。这种状况决定了毛泽东的政治权威没有可能进一步升华，而是随着毛泽东一起安详地躺在他的水晶棺里。

其次是群众的支持和心理认同。群众相对于干部而言，要单纯的多，其整体素质也低的多。在隔着干部这一中间环节的情况下，领袖对于群众又神秘的多。在信息互动渠道不畅的情况下，群众被蒙蔽、煽动也容易的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赢得群众的拥护与支持也容易的多。"个人崇拜"和"造神运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可以说，发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是毛泽东的发明，也是毛泽东运用最有效的形式之一。但这里要说的是，毛泽东虽然找到了自己最忠实的依赖对象，但群众素质低下和参差不齐，以及盲从和近似愚忠的特点，又"纵容"了毛泽东的独断专行。群众这个基础，更多的时候成了毛泽东用来对付那些不听自己话的领导人的有效工具。因为毛泽东随意就可以判定某个人不代表人民的利益，而由他自己代表人民对那个人进行宣判。实际上，毛泽东日益成了干部与群众矛盾的最高裁决者。但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人民的素质在不断提高，人民的觉悟也在不断提高。相应的体现在言行上，人民越来越从理想还原到现实中来。这就是后来为什么会有一些群众开始怀疑、开始不满，导致毛泽东政治权威的群众基础有所松动的根本原因。

4、传统因素。这里主要介绍三个：

一是缔造者和对缔造者忠诚的传统。缔造者拥有当然的权威，正如传统意识中开国皇帝拥有当然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一样有其合法性基础。这一点已被张江河博士对西方权威一词的考察结论 ，以及"个人条件"之"资格条件"所论证。另外 ，与此相伴的是，臣民对皇帝的忠诚的传统，这一点我们已在"合法性基础"之"人物分析"中有所说明。

二是"独断专行"的传统。"独断专行"向来是历代统治者的作风，特别是他们骄傲(他们最容易骄傲了)起来，更是一意孤行，肆无忌惮。毛泽东晚年，其政治权威发生变化，并受到一定的抵制和挑战，就与毛泽东的"独断专行"和"骄傲"有直接关系。这一点，金春明教授早已点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有详尽的说明。

三是"个人崇拜"的传统。关于这个问题，中央党校的许全兴教授认为有这样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同中国原来是一个小生产者的国家有关。小生产者由于其生产的分散、孤立等特点，不容易看到自己的力量，往往希望一个大人物来解救他们出苦海。"二是同历史传统有关。"但从整个社会讲，中国没有经历过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广大人民群众缺乏民主意识，而封建专制政治的遗毒又不是一下子可以肃清的。因此，广大人民群众是很容易用封建社会臣民对待皇帝的一套来对待自己的领袖。"三是"与国际主义运动中的教条主义有关。……但是国际主义云中的教条主义，把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和领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斯大林的言论当作万古不变的教条，谁要稍有不同意见，就是修正主义，是'异端'，加以讨伐。"这三个方面是导致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政治权威崇拜的基本原因。"个人崇拜"造成了严重后果，即"把领袖同集体、阶级、人民群众割裂开了，导致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破坏、个人专断、一言堂、家长制作风的滋长和盛行。"

以上是对影响毛泽东政治权威发生变化的"个人崇拜"做了介绍。其实，"个人崇拜"对于毛泽东政治权威的形成也是有一定历史性贡献的。早在延安时期就已经有了对毛泽东及其权威的"个人崇拜"了，而那时的"个人崇拜"有些是群众自发产生的，有些是与当时的政治需要密切相关的。那么当时有哪些政治需要呢?第一，从党内部来看，要彻底清算张国焘和王明等前任领导人的影响，需要极大地宣传毛泽东，需要在延安和各解放区搞起对毛泽东的崇拜。第二，从国际和苏联来看，毛泽东要取代王明并确立其领袖地位，需要极大地宣传毛泽东，需要在留苏群众中搞起对毛泽东的崇拜。第三，从国民党方面来看，国共两党争论的核心是谁是中国未来道路的正确代表，党要争得政权和人心，需要极大地宣传毛泽东，需要在全国范围爱好和平人士中间搞起对毛泽东的崇拜。第四，从国际方面来看，要想让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士看到中国的有生力量和希望所在，进而取得国际和平力量对中共的援助和道义支持，需要极大地宣传毛泽东，需要在国家和平人士中间搞起对毛泽东的崇拜。这方面的代表是美国人斯诺和他的《西行漫记》(又译《红星照耀中国》)。而实际上，党的其他领导人，比如刘少奇、任弼时、高岗，甚至还有王明，也积极地搞起对毛泽东的崇拜。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王明并非出自真心罢了。正是在这种有利的政治气氛中，毛泽东顺理成章地树立起其无与伦比的，甚至是蜚声海内外的权威形象。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政治需要，不仅仅是毛泽东个人的需要，更主要的是完成党的事业的需要，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而这种需要所造成的深刻后果--毛泽东政治权威的确立，却又是支撑中国人民不断前进的强大精神支柱和不竭动力源泉。

5、政治制度。政治制度对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政治权威的重要影响性，邓小平这个事件的亲历者、受害者和幸运者，在认识上要比别人更早些，也更深刻些。他在总结"文革"教训中谈到，"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后来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谈话又说，"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金春明教授也深有同感，他认为，"历史的实际是组织上有错误，制度上有缺欠。"他引用邓小平的话说，"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弊病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其实，在另外的场合，邓小平还批评了毛泽东"钦定"接班人的做法。因此，邓小平的结论是，"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指毛泽东)推向了反面。"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这些所? 讲缓玫闹贫劝衙?蠖?葡蛄朔疵妫??庑┲贫缺旧碛质谴右郧暗闹贫戎鸾シ⒄购屯晟贫?吹摹D敲匆郧暗闹贫仁遣皇且膊缓媚兀咳绻?郧暗闹贫炔缓茫?怯秩绾卫斫庹庵植缓弥贫认氯〉玫奈按笫だ?兀坎簧偃耍?踔恋诵∑揭踩衔??quot;从遵义会议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直比较注意实现集体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生活比较正常。"这就说以前主要靠的个人的自觉，而不是制度本身包含着行之有效的机制。这就不难认定以前的制度是有缺欠的。中西方学者都注意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延安，中央赋予了毛泽东对重大事务的最后决定权。也就是说毛泽东可以凌驾于党之上做决断，可以否定党的决定。而这种规定也是当时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产物。问题在于制度没有做到适时调整和完善，没有进一步推进制度的创新。因为一个制度在一个时期或一定范围是适用的，但在另一个时期或另一个范围却未必适用。而更为深刻的问题是，制度对于普通人的约束从来都是不成问题的，而对于领导人的约束则在不同条件下有着不同的效果。所以邓小平在未来制度的设计上要求，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注意力改变而改变。也就是为了克服领导人可能的"人治"问题，最终选择了制度化或者"法治 "的轨道。至于广大干部和群众则主要是一个"上行下效"的问题，正如孔子所言，"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说到底，关于领导人的制度，较之其他制度，更具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而且关于领导人的制度问题也是一切政治体制改革的"瓶颈"，是一个关键。

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值得注意，那就是毛泽东的思维和方法。虽然毛泽东早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讲过，"党的二十八年是一个长时期,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但是我们的事情还很多，比如走路，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象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为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三年五年，总是可以学会的。"但是毛泽东对于搞经济的确不如他搞政治、军事和外交那么得心应手。他认识到了困难，并号召人们克服困难，去学习经济工作。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他对未来虽然充满信心，但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始终没有一个清晰、确切的认识。几经挫折以后，他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恰恰是林彪的一句话引起了他的警觉。林彪说，我们取得的伟大成绩是因为我们正确执行了毛主席英明决策的结果;相反，我们工作的曲折也正是因为我们没? 姓?分葱忻?飨?⒚骶霾叩慕峁?U饩腿妹?蠖?醯茫?淼牟皇亲约海??潜鹑嗽?quot;另搞一套"。转而他的思维又滑向用他熟习的政治斗争来纯洁和整合"面临分裂"的党，实际上是又把党的工作重心重新转移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旧思路上来。他习惯性地"向后看"，又习惯性地从历史典故中来找出现实斗争和设计理想社会模式的依据。他开始迷恋过去，迷信自己的经验，甚至对一些自己早已抛弃的乌托邦理想起了兴趣。他到底没有学会经济工作，正如有的西方学者认为的那样，毛泽东厌恶技术，进而他对知识分子的信任感也日趋减弱。他也没有虚心地向懂经济的刘少奇学习，而且他也把人们引到一条别的路上，而不是去学习经济。再说他对学习经济的困难还是有些估计不足，实际上，那绝不是几年就可以完全学会的事情，而需要十几年、几十年、一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结果他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犯了"急性病"，所以他临终前才认识到"不要着急，慢慢来。"总之，正是因为毛泽东没有彻底摆脱对过去的迷恋和对自己经验的迷信，没有使自己的思维和方法做到真正的"与时俱进"，才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他的悲剧。

四、研究毛泽东政治权威的有益启示

究竟这次研究毛泽东政治权威的意义或者启示是什么?有多大?这在毛泽东已经离开我们二十七年后的今天来说，的确有说明的必要。因为：从毛泽东生前被神化，到他逝世后不久遭遇"非毛化"思潮、《决议》全盘否定"文革"、毛泽东从神坛走下，再到北京"政治风波"迭起，重新肯定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结束后阶级斗争还将长期存在的思想预见(龚育之)，直到现在我们重新提起毛泽东的"两个务必"(胡锦涛)，毛泽东也渐渐回到我们中间。这期间我们既有曲折，又有痛定思痛，在经历了几个"否定之否定"以后，我们中的有些人明白了点什么，有些人仍旧糊涂，还有些人眼睛向前看不愿回首。然而，每当我们的国家和民族面临重大变革的时候，特别是遇到重大灾难或挑战的时候，人们都不约而同地翘首期盼东方红日的升起，呼唤中华民族再一次空前团结的凝聚。而毛泽东和他的政治权威正是这一切的象征，象征着我们曾经辉煌欣喜但又尘封多年的光荣岁月。斯人已去，而我们对他的研究，至多是还他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而对于现在的我们则意义更多，也更大。

那么研究毛泽东政治权威意义何在，或者有什么启示呢?我想大致有这样几条：

第一，重新认识权威存在的必然性。虽然恩格斯早在《论权威》中用大量的实例和不可辩驳的逻辑论证了权威存在的客观性和必然性。但是人们对于权威存在的必然性的认知仍然是不稳定的，总是习惯于以某种得失为标准来主观断定权威存在的价值或意义。在结束"文革"的最初几年里，有一部分人搞起了"非毛化"运动，不仅是针对毛泽东的;在20世纪80年代末，又发生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北京"政治风波"，不仅是针对邓小平的。而实际上是针对中国几千年来的权威传统的，目的是要否定权威，进而搞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而且这些否定权威、反权威的思潮还有一定的社会心理基础，起了蛊惑人心、破坏团结和统一的极坏作用。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党人，以其敏锐的政治鉴别力和深邃的历史洞察力，及时、果断地抵制和批判了这些错误思潮，并在基础上提出了中央要有权威、没有权威不行的政治要求。看来我们仍有必要向人们说明或强调权威存在的必然性和客观性，使人们统一认识，维护中央权威，进而保持政局的稳定，促进社会的发展。

第二，进一步把握权威运行的规律性。人们对于权威存在的必然性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没有科学地认识和掌握权威运行的规律性。那就是说，权威是一种有规律的政治社会现象，就是基于某种特殊需要形成的权威，也不是随心所欲的，而同样是遵循一定的条件和规律的。那么权威运行的规律是什么呢?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一是权威的存在是客观的，作为一种有效的资源和工具，权威对于任何人或集团都是极端重要的，但在运用上又是因人而异的，在效果上也各有各的不同。二是权威是动态发展的，不是一尘不变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没有万古不变的教条，也没有绝对正确的权威。三是权威的发展变化，是与权威主体、权威所依赖的社会基础、权威存在的客观环境和具体历史条件有着直接关联的。四是权威的发展方向(良性或恶性)，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权威主体本身的素质和觉悟，但更主要的是靠制度和法律的规范、制约和保障。五是权威的发展同样有其兴衰起伏的周期，这是有权威主体、历史和阶级的局限，以及人民的觉悟和社会的进步要求所决定的。当旧权威不适应新的时代要求，那么时代就会呼唤、孕育和造就新的权威来取代他。

第三，适当地树立和培养各级领导者的权威。正是因为社会对权威的客观要求，以及权威本身的特殊功能，所以树立和培养各级领导者的权威是有根据的。问题在于如何树立和培养?毛泽东在树立和培养林彪的权威时，尝试了把林彪的政治地位写入党章，以增强其合法性。但林彪并没有感到自己地位的稳固，这是因为他认识到毛泽东随时可以改变他的地位，把他的政治地位从党章上划掉;更是因为他认识到毛泽东领导下的社会施行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所以邓小平在提出要有权威和要树权威的同时，提出为树立和培养权威创设制度和法律，也就是要营造一个"法治"而不是"人治"的政治环境。但法治化的进程绝不是一帆风顺的，也绝不是一躇而就的，所以现在我们仍有必要花极大的气力去进一步建立、充实和完善相关制度和法律。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制度的设计制定，以及制度的维护、执行和创新同样靠的是人。所以不断提高人，特别是各级领导者的素质和觉悟，更是一个经常性的要求。第三方面，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中，我们不难发现，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中，树立和培养权威要容易得多，但同时其权威僵化，甚至走向反面也会容易得多。所以，我们还需要以开放促进权威的良性发展，用制度创新的办法和途径来平稳解决一个旧权威向新权威过渡的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