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过去的研究历史，使我们能了解前辈们的研究领域与成果，为今后的继续探索指明努力的方向。这里是一篇汉语词义的研究历程，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摘要：汉语词汇的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对汉语字、词义的较系统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尔雅》和《说文》，但这都是传统意义上的语言文字研究。现代意义的汉语词汇研究是从二十世纪开始的。现代汉语词义研究是在传统训诂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二十世纪前半期，训诂学在古汉语字词研究方面仍占主导地位。但是这一时期在词语意义研究方面开始出现新的内容，产生了一些分析词语现代意义的论文，一些学者开始用现代语言学观点解释词语意义的发展变化。

关键词：汉语词义;研究历程

现代汉语词汇研究的基本情况是:开始时带有语文学的痕迹，后来的发展又与语法学，逻辑学纠合难分。从近百年的研究历史来看:一是学科越分越细。早期是研究词语的构造，词汇的构成、发展、变化，词语的意义。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对词语的状况研究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科———词典学。近年来，对固定词组，固定语句的研究形成一门学科———熟语学。对意义的研究，开始形成又一门学科———词汇语义学。二是不断借鉴吸收一些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如结构主义语法学的框架理论，结构组织关系、词语意义研究、义素分析等方法，使现代汉语词汇学研究的方法不断完善，使词语意义研究有了形式化的手段。

一、“五四”时期至四十年代末(解放前)汉语词义研究

“五四”之前现代汉语还未形成，虽然对词汇有一些研究，但研究的对象材料还是古代的。这时期可以看作现代汉语词汇学的准备阶段，过渡阶段，也可以说是前语言学时期。这一时期的研究以马建忠《马氏文通》为代表。其中已涉及到词汇学中的词义问题和构词规则等内容。如:单义、多义、双字词、叠韵词和叠音词等问题。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言文一致，现代汉语逐步形成，使得词汇研究材料由古代汉语转变为现代汉语。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出版，标志着这种转变的实现。对现代汉语词义的研究始于三十年代，1937年徐沫发表《意义底错综》(《语文》1卷3期)，认为词语的意义有“地域差异、阶层差异、历史的差异、职业的差异、个人的差异、语气的差异、避忌的差异”等。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还有学者开始注意到同义词的现象。如孙起孟在《词和句》(开明书店民国二十五年版)中指出，不同的词在使用时“仅仅差得一字，意思便大大地变动，甚至简直不通，费解”，举例如:“题目———问题”“宗旨———用意”等，他没有把这类词的现象叫做同义词，而称作“类义词”。1940年，汪馥泉在其《语汇试论》一文中首次探讨了词义发展变化的现象，指出词义的发展变化有三种情况，“或者将语义扩大，或者将语义缩小，或者将语义移动”。他的这一论断具有开创意义，对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942年，王力在《新字义的产生》(《国文杂志》1卷2期)探讨了词产生新义的方式，指出:新义的产生可以分为两类:第一是孳生;第二是寄生。所谓孳生，就是由原来的意义生出一种相近的意义，古人把这种情形叫做“引申”。所谓寄生，却不是由原来的意义生出来的，只是毫不相干的一种意义，偶然寄托在一个字的形体上。但是，等到寄生的时间长了，也就往往和那字不能再分离了。古人把这种情形叫做“假借”。1947年，张世禄在《语言变化与“同义异词”的现象》(上)(《学识》2卷1期)提出了“同义异词”的现象，并把它定义为:“同样的意义而用不同的语词来表达”。1947年，周振甫在《词义的层次和范围》(《中学生》184期)中也探讨了词义的一些问题。他认为:“词既是用来表达意念的，适应意念的错综复杂，用来表达同一意义的不同的词，也可以分别出不同的层次和范围来。”他在这里所讨论的是词义和概念的关系问题。1948年，张清常在《辞义演变与文言文》(《周论》1卷8期)中也探讨了词义演变的问题，指出“辞义演变可分两方面，一为古今的，一为方言的”，认为“还是古今的演变重要”。在这一历史时期需着重提到的是王力先生1947年发表的《新训诂学》(原载《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龙虫并雕斋文集》第一册)一文，是一篇从理论上宣示传统训诂学向现代语义学发展的重要论文，作者在肯定传统训诂学取得成就的同时，着重指出它的缺点。在对传统作了“清算”性的总结后，阐述了新训诂学———即现代语义学的理论和方法。总的来说，这一时期词义的研究是初步的，开拓式的，为今后的词义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研究的领域是狭窄的，问题不系统不集中，呈零散状态，且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对词义的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是从五十年代开始的。

二、五十年代至“文革”结束时期的汉语词义研究

进入五十年代，汉语词汇的研究进入高潮，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语法研究推动词汇研究;二是汉语拼音正字法研究推动词汇研究。五十年代前半期主要讨论了词的界定问题，汉语构词法的问题以及基本词汇的问题。以上诸问题主要解决的是汉语词汇的形式、结构，虽研究的侧重点在形式，但也涉及意义方面的内容，对词义的研究1950年就有人在进行。如王力在《中国语文讲话》中就谈到同义词的问题，说:“同义词，是指同一意义可由两个以上的词为代表。”在谈同音词、同形词时也涉及到词的意义方面的内容。1952年，吕叔湘、朱德熙在《语法修辞讲话》中谈到了他们对同义词的认识。1955年高名凯也引用苏联学者的话，表示“同义词就是意义相近的词”的意见。(《普通语言学》下册)这一时期还有一些学者把精力集中在对词义的历时变化的研究上。如张志公以“向超”的笔名发表了《关于新词和新义》(《语文学习》1952年1期)，玄常发表了《词义的变迁》(《语文学习》1953年10期)和《旧词义》(《语文学习》1954年7期)。以上的词义研究，对汉语词义的认识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但理论分析还很肤浅，一般只是提出问题，表明观点，缺少必要的论证。但无论怎样，提出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他们的研究对后来的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此后的词义研究内容，大都导源于此。下面分专题分别叙述。

(一)词义性质研究1955—1957年，周祖谟在《语文学习》上连续发表《汉语词汇讲话》。在第二讲“词义”中提出:“所谓词的意义，就是人们在社会生活实践的过程中确定下来的(词的)含义，也就是说的人和听的人联系现实中某事物的现象或所共同了解的词的内容”。文中对词的多义性作了较详细的论述，指出词有单义词、多义词之分，单义词意义必须明确、固定，而多义词是一个词有几个不同的意义，意义之间又互相有联系。多义词几个意义之中有一个意义是基本意义，其他意义都是从基本意义发展出来的，这些意义可以称为“转义”。转义包括引申义和比喻义，引申义的产生跟意义内容的相类似相接近有关;比喻义是由比喻而产生的意义。他特别强调了要区分一词多义和同音词，同音词是发音相同而意义完全不同的词。周祖谟关于词的多义性的论述得到了学术界认可，以后也成为词汇教学的基本内容。1957年崔复爰在《现代汉语词义讲话》中阐述的观点与周祖谟相同。六十年初，语言学界就词义与概念的关系问题开展过讨论。1961年，岑麒祥在《中国语文》第五期上发表《论词义的性质及其与概念的关系》一文，认为词义与概念的区别主要有三点:①概念是思维形式，概念必须有语言材料作为其表现形式，但同一概念可用不同词或词组表示，概念和词义的关系不是一一对应的;②概念是单一的，而词义都有不同的表达色彩;③概念是思维形式的范畴，是逻辑术语，词义是语言学范畴，是语言学术语，它们的本质和特征是各不相同的。石安石不同意岑文的看法，在《中国语文》1961年第八期上发表《关于词义与概念》的文章，指出事物或现象与语词的关系是:既有联系又有差别。对词义与概念之间的关系问题更深入的研究是八十年代以后的事了，下文再评议。

(二)词义演变研究四十年代，王力在《新训诂学》中结合古今词义的变化，论述了词义的扩大、缩小和转移。五十年代后，学者们对此问题继续进行探讨。周祖谟在《汉语词语讲话》中，也将词义的演变归纳为扩大、缩小和转移三种情况，但与王力的三种有同有异，最大的不同是周祖谟的分析有时指词，有时指词的某个义项。崔复爰在《现代汉语词义讲话》中对词义的演变归纳与前二人相对，但论述上有明显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混淆了语言现象和言语现象。

(三)同义词研究对词义的研究必然涉及到同义词的问题。对此问题的全面深入研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进行的。五十年代初期，就有多位学者在他们的著作中提出同义词问题。如:王力的《中国语文讲话》(开明书店，1950)，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1952)，张世禄的《词义和词性的关系》(《语文学习》1956年第七期)，孙常叙的《汉语词汇》(1957)，周祖谟的《汉语词汇讲话(八)》(语文学习1956•2)王理嘉、侯学超的《怎样确定同义词》(《语言学论丛》第五辑，商务印书馆，1963)。以上各论著文章在讨论同义词问题上主要围绕什么是同义词?如何确定同义词?同义词与近义词的区别?如何辨析同义词等问题展开探讨，但却没有达到共识，这些问题的解决到八、九十年代才有大的进展。

(四)反义词研究这一时期，在讨论同义词的同时，也提出了反义词的问题，讨论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①反义词的界说。各位学者的观点基本相同，即意义相反或相对的词是反义词。但当时的学者没有把对义词与反义词区别开来。②学者们一致认为，构成反义关系的词，词类必须一致。如果不是同词类的，不能看做反义词。③一个词加否定副词“不”组成的结构，不能看成原词的反义。④反义词的分类，所用的名词术语不同，但基本认为:反义词可分为绝对反义词、相对反义词两类。⑤一个多义词可以有不同的反义词，即一个词的某个义项可有自己的反义词。1966年—1976年，中国社会的动荡，也必然影响到学术研究领域，词汇学研究也同样陷入停顿;对词义的研究只能是“运动”以后的事了。

三、七十年代末至今汉语词义研究

七年年代末，科学迎来了春天，汉语词汇学研究也同样焕发出生机，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研究高潮。新时期的词语意义研究，已不再像过去那样从意义本身去描写分析，而更注意其理论的深入探讨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下面分四个方面略述其研究过程。

(一)词义性质的理论探讨八十年代初，词义研究主要反映在词义和概念的关系方面。张永言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运用七十年代后期语言学新的研究成果，对这个问题做了比较完整而深入的论述。他的《词汇学简论》(1982)一书，从六个方面说明了词义和概念的关系:①词是概念产生和存在必要条件，但不是每一个词都有概念作为基础，而每个词都有意义;②概念是属思维范畴，不带感情色彩，词的意义不仅反映客观事物，还带有感情色彩;③概念一般来说各民族是共通的，词义则具有明显的民族特点;④一个概念可以用词组来表达，有联系的几个概念，可由一个词来表达，如多义词;⑤一个词的意义跟其他相关的词意义共同形成一个体系，各义相互制约;⑥许多概念界线分明，表达概念的词却可能把这些界线打破，使词义模糊。同时期对词义探讨更深入的还有符淮青、刘叔新。1985年，符淮青在《现代汉语词汇》中，把词义分为概念和附属义两部分，概念义又分为“表示对象特征”和“表示适用对象”两方面。附属义又分为:形象色彩、感情色彩、语体色彩三类。1990年，刘叔新在《汉语描写词汇学》中，把词义分为理性意义和感性意义两种。理性意义即概念中所说的认识中的抽象意义。感性意义是依附在理性意义上的表达色彩，包括感情色彩、态度色彩、评价色彩等。在此同时，关于词义的演变问题也是讨论的内容之一。

(二)同义词研究刘志毅1980年在《中国语文》第五期发表《同义词词典编纂法的几个问题》提出“同义词群”的概念，同义词群存在的逻辑基础是概念内涵相同或大部分相同，同义词群中的各个词能够归结出一个主要的共同意义，同义词群中有一个核心词，它的意义对于其他词是共同的。刘叔新1987年出版《现代汉语同义词词典》前有一篇二万七千余言的导言，关于同义词的观点主要有:①主张区别同义词和近义词;②同义词组应该同一词性;③不同意王理嘉提出的词之间含义的共同性和使用上的可替换性是确定同义词的两个共同的必要条件;④提出通过义素分析和同形结合法来确定同义词;⑤不同意张志毅提出的每个同义词组都有一个核心词的观点。八十年代以来，同义词研究取得的显著成果标志是有多部同义词词典出版，其中刘叔新的《现代汉语同义词词典》以其明确的理论指导和丰富的材料可以作为典型。

(三)反义词研究这段时间对反义词研究在原有基础上继续深入，关于反义词必须同一词类的认识得到更多人的认可。对反义词的研究主要表现在:1•区分反义词和对义词:如果两词义相对而不相反，那么就是对义词而不是反义词，对义与反义的区别在于:对义词义可以并存，反义词义相克不能并存。对义词就是“具有对立联想意义的一对词项。”(如同古人所说的“对对子、作对联”)2•提出并科学地解释反义聚合概念。反义词聚合的共性有两条:①两项词义间的关系必须是逻辑学概念间的可比较关系中的不相合关系，②两项词义必须在某一个语义成分上相反，而且只有一个语义成分上相反。刘叔新在1988年《世界汉语教学》第三期发表文章，《汉语反义词语的类别和特点》，对反义词赖以成立的条件作了如下概括:①词语之间在语义上相反，而且这相反须建立在逻辑上的概念矛盾关系或反对关系的基础上;②彼此互为前提;③理性意义的一方面彼此相反，而其他方面都一致;④能同现于同一语体和同一类言语风格，表明在使用中人们的意识中建立起相反对立的联系;⑤有同样的词性和语法功能;⑥在彼此习惯上在言辞话语相遭遇。3•关于言语反义词，有不少非语言反义词，在一定的上下文中，在一定的条件下，表示了相反的意义，构成了反义关系，我们把这种情况叫言语反义词，例:“不做风前的杨柳，要作岩上的青松”。八十年代以来，还有多部反义词词典出版，这也是反义词研究的成果。

(四)词义分析方法探索义素分析法(也叫构成成分分析法)。五十年代由美国人类学家在研究亲属词的含义时提出，六十年代初，义素分析法用来为转换生成语法提供语义特征，很快受到现代语义学的重视，1978年此方法介绍到中国。它的优越性表现在把义位(义项)分解成若干意义成素—义素，成为意义的最小单位。1992年贾彦德《汉语语义学》(北大出版社出版)结合汉语实际介绍了义素分析法。他说:义素分析法对某些种类的义位所做的分析“令人相当满意”，这种方法的优点表现在两个方面:①它可将义位的组成成分与内部结构明确地揭示出来。②是这种方法将各个语义场内各义位间相同与不同的因素，各义位的关系与亲疏，也明确的揭示出来了。符淮青在《词义的分析和描写》(1996年语文出版社)一书中也对词义的构成模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除以上两人外，刘叔新、蒋绍愚等人也运用了义素分析法对词义进行了有益的分析。蒋对词义的发展变化规律作了如下分析:中心义素不变，限制义素减少，就是词义的扩大;中心义素不变，限制义素增加，就是词义的缩小;保留原有的若干义素，但中心义素改变，就是词义的转移。这种方法的运用有它的优点，但也应看到其不足和局限。刘叔新指出:义素分析法只能展现意义的构成，可以一般地从意义本身来揭示意义相同或相近的情形，却不能直接地，往往不能确切地表明事物反映在意义中的外延。更不足的是，义素分析法完全建立在个人对词义的了解和剖析的基础上，有一定的主观性，并不是验证式的，因此它不可能给检验提供客观的形式的标志。现代汉语词义研究仅有近百年的历史此间对词义的研究也仅处在词义的性质、词义的发展变化、同义词、反义词、义素分析这样的研究层面上，词义研究的领域还很广泛，诸如:从文化的角度对词语意义的研究，这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已有了论著出版;借鉴国外语义学的语义场理论对汉语词群所做的分析研究;运用组合聚合理论对语义体系进行的有益探索;与理性意义相对的非理性意义的构成分析研究;因词汇体系的问题引发出的词义体系研究;新词语的产生，借词的意译，方言词、熟语的意义分析等，都涉及到汉语词义研究的问题，这都有待进一步总结。回顾过去的研究历史，使我们能了解前辈们的研究领域与成果，为今后的继续探索指明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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