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曼戈贝拉·安格尔(Roberto Mangabeira Unger) 旨在建立一个“构建性社会理论”(constructive social theory) 的研究计划是令人兴奋的。他坚持“激进的民主建设方案“(radicaldemocratic project)，但是，他对这一概念的用法比一般的用法更具广泛的包容性：“穆勒(John Stuart Mill)、赫尔岑、马克思、普鲁东和弗吉尼亚·伍尔弗(Virginia Woolf) 等人，都是激进的民主建设方案的倡导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尤其是其中所强调的政治的自主性的观点，对安格尔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不想将改造世界的理想与决定论混为一谈。安格尔主张“打破既定利益”(disentrenchment) 和“否定能力”(nagativecapability)，但他又不属于“解构”(deconstructive school)学派，因为他的“构建性”理论认为：我们对于生存其间的社会具有反抗、重新构想和重建的自由，这种自由度本身是历史变数。安格尔并不反对自由主义，相反，他主张通过变革自由主义的传统制度体现来实现自由主义的最高愿望，在这个意义上，他称自己的理论是“超自由主义的”(superliberal)。安格尔是怎样发展出这样不同凡响的理论的呢?他的“构建性社会”理论的实际政策意义又是什么呢?这里我不预备对这一“二十世纪后半叶最具挑战性的社会理论”进行全面的评价，而仅就安格尔理论中的要点做一介绍，祈藉此激发读者自己去研究安格尔理论的兴趣。

人为社会

我们不妨这样说：安格尔的理论是欲将“人为社会”(society as artifact")的论点推向极至而做的努力。安格尔说：“社会是被人创造和想象出来的，与其说社会是自然秩序的一种表述，倒不如说社会是一件人工的制品。”

“人为社会”的观点起源于欧洲启蒙运动。然而，它所蕴含的深刻意义却尚未得到淋漓尽致的发展：大多数现代社会理论家想要建立一种与“人为社会”观点相左的“历史科学”，这就阻碍了将“人为社会”这一理论推向极至。这股反“人为社会”趋势，其思想根源的形成比较复杂，此处不欲做全面的剖析。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现代西方社会思想是在后基督教的情境下产生的。“人为社会”理论至少暗示了：人类历史并非是神的杰作，而是人可以依自己的意志建造和重新建造的。在早期的现代社会思想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对人的能动作用多有表述，霍布斯(Hobbes) 的论点即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他认为“自然权利”(naturalright) 并非从“自然法”(natural law) 中获得。如此，现代的自然权利和社会契约理论开始摒弃中世纪自然法概念中的神学内容，而试图去发展基于“人为社会”这一观点的社会理论。维科(Vico)是另一个典型的例子，他认为在“怀疑的汪洋大海中，有一小块我们尽可以坚定地站立其上的陆地”，这一小块陆地就是：这个市民社会的世界是由人类建造的。不过，现代社会思想却没能把“人为社会”这一观点充分展开。究其原因，有些人认为是由于对基督教末世说的过度回应。

当现代思想抛弃基督教末世说之时，他们仍想去营建一种“哲学或历史学”，似乎他们期望证明：现代思想可以回答任何由基督教引发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现代社会理论开始“重新占领”中世纪基督教之创造论和末世论曾拥有的领地。这样看来，托克维尔认为民主的无法抗拒的进程乃是神的旨意的观点，就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暗喻了。

这种解释是否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尚待辨析，此不赘言。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对“历史法则”的探讨已经将现代社会理论引入“深层结构社会理论”的歧途。安格尔以马克思为例来说明“深层结构社会理论”(deep-structure socialtheory)，但他也清楚地表明：在社会理论的另外两位经典思想家杜克海姆(Durkheim)和韦伯(MaxWeber) 身上也具有深层结构社会理论的特征。

安格尔指出深层结构社会理论的特征，就是其三个可以反复的理论步骤:

第一，要在每一个历史环境中分辨出结构性构架(formative context) 和它所决定并再生产的常规活动(routineactivities);第二，将特殊境况下的结构性构架，作为可重复的不可分割的社会组织(如资本主义)的例子来说明;第三是要诉诸根深蒂固的约束和发展规律，以此来建造那种可反复但不可分割的结构性构架的“必然”系列。

安格尔揭示出，深层结构社会理论现已呈现出分崩离析的状态。历史与现实的实践经验显示，深层结构社会理论已经越来越不能履行对以上三个理论步骤的承诺了。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是对这种不可信的深层结构社会理论的一个回应，它全盘否定“结构性构架”和“常规活动”之间存在区别。但安格尔认为实证主义社会科学对深层结构社会理论的回应是错误的。由于否认结构性构架与常规活动之间的区别，社会科学家只是在现存制度和想象的构架之内，去研究常规性的冲突与妥协。

只要结构性构架是稳定的，它对于常规活动的影响就可能会被忘记。对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中不同群体选举行为的研究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这里，实证主义社会科学家便忽视了关于现存制度和想象的基本构架本身的冲突。他们最终就视现存的结构性构架为理所当然的，并以一个“袖手旁关的局内人”的眼光来审视社会。因此，一方面是自称将要成为“历史科学”的“深层结构社会理论”;另一方面是非批判的实证主义社会科学。陷在这二者之中，现代社会理论“既部分地瓦解又部分地恢复了自然主义对社会的解释”。安格尔的理论工作，简言之，就是努力从“人为社会”的观点出发来建立一个激进的反自然主义的、反必然主义的社会理论。在这个意义上，安格尔的社会理论具有双重挑战性：既反经典社会理论中功能主义和决定论的传统，亦反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

反结构至上主义和制度拜物教

安格尔不赞同“深层结构社会理论”，也不赞同“实证主义社会科学”，但他绝不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他认同“深层结构社会理论”中的第一个理论步骤，即对“结构性构架”与“常规活动”之间加以区别。但是，他反对“深层结构社会理论”的另外两个理论步骤，即，反对将每一个“结构性构架”均视为不可分割的和可重复的类型，反对支配这些类型的“一般规律”的存在。这种有选择的认同，将安格尔与那些彻头彻尾地接受深层结构社会理论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区分开了，也将安格尔与那些否认结构性构架与常规活动之间存在区别的实证主义社会科学家区别开来。同时，这亦使他有别与后现代的“解构主义”学派中的一些虚无主义者1。

安格尔理论创新中最为独特的地方，是他深刻洞察了"结构性构架"可被修正(参照人类自由而言) 的程度。正如安得森(PerrryArderson) 所指出的那样：“安格尔的结构性构架被明确地用以替代马克思传统中的生产方式这个概念，生产方式因其过于僵化和可重复性而被弃之不用。结构性构架是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一种偶然的相对稳定的复合体，在分配重要资源时，它协调正常的期望与常规的冲突”2。

尽管我们不能完全摆脱“结构性构架”的束缚，但我们却可以使之更加开放地面对挑战和修正。安格尔认为，结构性构架“开放”和“可修正”的程度是在历史中变化的。例如，古印度的世袭等级、封建欧洲的庄园、当今的社会阶级及将来的“意见的党派”(parties of opinion)，表现了这些“结构性构架”越来越开放(或可称作“可塑性”)的特点。安格尔使用“否定能力”这一概念来表达一种“结构性构架”之开放及超越既得利益的程度。

著名诗人约翰·纪慈(JohnKeats)在1817 年12 月28 日的一封信中最早使用了“否定能力”这个词语。安格尔概括并扩展了诗人使用该词时的原意。它表示活跃的人类意志及其--通过在思想与行动中对“结构性构架”加以否定--超越“结构性构架”的能力。提高“否定能力”，意味着使制度的“结构性构架”更加开放地接受修正，藉此缩小结构与常规之间、革命与点滴改良之间、社会运动与制度化之间的鸿沟。安格尔珍视对否定能力的强化，因为这种强化既是目的本身--人类自由幅度的扩大，又是作为达到其它目标的手段。安格尔强调：对“结构性构架”的“否定能力”的提高，有助于物质文明进步与个人解放之间的可能重叠。

因此，安格尔理论之独特，就在于他对“结构性构架”的双向理解：既承认“结构性构架”的弹性和力量，又否认赋予它更高的必要性或权威性。他强调只有“从不确定的角度去观察确定的事物”，才能“深刻地理解社会”。从他对结构至上和制度至上主义者的批判中，我们能更清楚地看到安格尔的理论立场。安格尔认为，结构至上主义者否认我们可以改变“结构性构架”之性质。此处所讲的“结构性构架”之性质，是指其可修正的程度。结构至上主义者仍旧坚持“结构就是结构”的错误观点。一个结构至上主义者可能是一个持怀疑态度的后现代相对主义者，他们放弃了价值判断的普遍标准。同时，结构至上主义者还可能是只醉心于破坏一切的虚无主义者。然而，这两者的理论都是伪激进的，因为他们最终都赞同这样的论点：既然一切都取决于特定的社会构架或情境，那么我们所能做的全部就是选择一种社会构架或情境，然后按其规则行事，而不应当去改变这一构架或情境(context)固有的性质。安格尔的“结构性构架”可修正的观点，为解决后现代主义转向保守主义的困境提供了新的途径。当我们失去对绝对价值标准的信赖时，我们不必向现存的制度的和想象的秩序妥协。我们仍旧可以努力营建更加尊重我们的精神特质--超越“结构性构架”--的“结构性构架”。

那么，如何来度量“结构性构架”的“开放和可修正的程度”呢?这个程度取决于“再产生结构”(structure-reproducing) 之常规活动与挑战结构之变革活动之间的差距，差距越小，“结构性构架”就越是开放和可被修正。这里，我们触及了安格尔社会理论的关键。安格尔与大多数当代社会理论家及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家之不同在于，他并没有被那种欲在冲突的理念中建立“中立的”基本制度的想法所困扰。在他看来，对中立性海市蜃楼般的幻想阻碍了实现更为重要的目标：制度化的秩序应鼓励实验主义的能动性和真正多样化的经验。在人类的属性中，我们无法将那些永久性的普遍的部分与那些随社会环境而变化的部分区别开来。将制度化的秩序表述为一套能够在利益的冲突和对善的矛盾的构想中扮演中立角色的权利体系是徒劳的3。重要的是缩短对我们的制度安排“再生产”和“修正”之间的距离。如果说批判结构至上主义从一个方向攻击现存的制度安排给我们的命运的话，批判制度拜物教则是从另一个方向来攻击安排给我们的命运。安格尔认为：制度拜物教把在很大程度上是偶然的具体制度安排与抽象概念(诸如民主政制和市场经济)接划等号。制度拜物教者可能是古典自由主义者，他们将民主代议制、市场经济这样的抽象概念与在欧洲现代历史进程中偶然奏效的一套暂时的政治经济安排混为一谈。制度拜物教者也可能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徒，他们将这些相同的安排认定为是迈向未来的必经阶段，而未来社会构架的内容既是先行决定的，又是不能给予可信性描述的。制度拜物教者还可能是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家或很实干的政治家或经营者，他们将现行的实践当做一个为了均衡利益和解决问题的无争议的构架来接受4。

被安格尔称作“神话般的民主的历史”是制度拜物教的典型例子。根据这一神话般的历史观点：“现代政治经验不断的摸索及许许多多的其他选择的失败，已经证实现已形成的制度安排决不只是侥幸而已”5。与这种“神话般的历史”相反，安格尔说，我们应认识到当代代议制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具体制度安排是多么的具有偶然性。例如，18 世纪的自由立宪主义者试图赋予受过政治教育的及财政上可靠的贵族们以统治权，以保证他们执掌的政府能够对付暴民统治及政治家们煽动。

这一早期自由的立宪主义并非通向民主政制的通衢大道。早期自由宪政主义的遗产之一是，它将那种蓄意于政治缓冲、带有反民主偏向的权力分立，同持续性的宪政与选举僵局结合起来。这种结合是早期宪政主义的一个特色。美国总统政制的“制衡制度”，及将政治权力置于议会之内的政治集团意见一致的基础上的“议会制”，都是这种遗产的表现。

相比之下，安格尔提出了一个新的宪法程式，这一程式加强了民主的实验主义而与18 世纪的立宪主义划清了界限。这一新的程式还将强有力的平民因素与社会广泛而多重的政治代议渠道结合起来。事实上，两次大战期间(1918 -1939)的“二元宪法”和1978 年葡萄牙革命宪法都暗示出立宪政制向民主实验主义更加开放的可能性。

制度拜物教的另一个典型例子被安格尔称为“私人权力的神话般的历史”。根据这一神话般的历史，现行的西方财产契约的立法系统体现了市场经济与生俱来的逻辑。与这一观点相反，安格尔坚持认为市场经济并无固有的唯一的法律制度。现行西方财产与契约法则的反常情况与趋势--如“信赖的利益”(relianceinterests) 就不是建立在契约各方充分的意志表达之上的--已经显示出市场经济的新型制度安排的因素。安格尔的建构性社会理论中有很大的篇幅是分析财产与契约体系的创新的。他揭示出我们应如何通过在现行的权利体系内重新调整和扩展反常趋势，以达到建立新体系的目的。

安格尔对“民主的神话般的历史”与“私有权的神话般的历史”的批判，只是他的“制度考古理论”的一个部分。他还就当代政府与劳工的一系列制度提出了另一种更具可能性的“考古”观点。他也考查了前苏联和中国的制度形成史。在每一个案例中，安格尔都“将人们所熟悉的变为所陌生的”。由此，他揭示了这些制度的产生和发展的偶然性，而只有当人们抱着“虚假的必然规律”的心态来回顾历史时，这些制度才会显得“自然”。

安格尔“制度考古理论”的主题是指出制度拜物教的谬误，即：现行的制度安排，只是一个更为广泛的可能性集合的子集。在论述“小商品生产”时，安格尔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小规模的经济，相对平等的生产者，是通过将互相协作的组织和独立的行动结合起来而操作的。通常激进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都认为“小商品生产”注定是会失败的，因为在对技术活力至关重要的生产和交换的过程中，小商品生产妨碍了经济规模。

安格尔却不这样看待“小商品生产”。他既不赞美也不否定小商品生产的不能与时俱进的形式。更确切地说，他试图通过创建新的经济和政制制度来“援救”小商品生产。例如，他认为：我们是可以满足经济规模的要求的，只要我们能够找到一个市场管理的方法以使对资本、技术和人力资源的共享变为可能，而同时不必分配永久的、绝对的权力给任何人。这个方法就是安格尔的激进的民主建设方案中新的财产权利体系，我们将在后面讨论。我们可以创建新的制度来赋予“自耕农民主”(yeoman democracy) 之梦以新意，，使“小商品生产”向经济的与技术的进步和民主的理想开放。确实，安格尔在对新形式的市场经济的讨论中一个最吸引人的主题，就是他在这些历史制度问题与当今先进的“后福特主义”之间所建立的联系。这里再一次，安格尔帮助我们认识到了传承下来的制度安排并没有反映“人类历史的自然法则”。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就可以改变它们。

今日的行动纲领

安格尔对结构至上主义和制度拜物教的批判与他的行动纲领有紧密联系。一根强有力的纽带存在于安格尔“构建性社会理论”中的解释部分和行动纲领部分之间。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他的社会理论重新阐释和总结了自由主义和左派的企图。具体作法是，摆脱自由派和左派关于实际制度安排的毫无道理的限定性假设的桎梏，重新理解代议民主、市场经济、以及经济积累的社会控制等实际制度安排所能够和应该具有的形式。

当今的世界迫切地需要安格尔的行动纲领。伪科学的关于制度收敛(convergence)的理论已经得到世界范围理论界的推崇。这种收敛论认为，世界市场经济和民主代议制正在集聚到一套最好的制度--北大西洋已经建成的民主政经体制。这种论点标榜“新自由主义”，在第三世界和前苏联，这种论点有时也被称为“华盛顿共识”，其实是彻头彻尾的“制度拜物教”。例如，一方面，收敛论者夸耀美国、德国和日本模式的公司治理结构间的差异正在消退;但另一方面，他们却不愿承认或认同正在形成中的新的差异。在其最为抽象的和普遍的形式中，新自由主义或者说"华盛顿共识"强调通过财政收支平衡来达到正统的宏观经济稳定，而财政收支平衡的获得是通过遏制公共支出而不是提高税收来达到的;新自由主义主张自由化，而这种自由化的获得是通过自由贸易(指商品与资本而不是劳动力的自由流通)来实现的;新自由主义还主张私有化，但其私有化既被很狭窄地理解为政府从生产过程中的撤出，又被很一般化地理解为是对西方标准的私法的照搬;而其“社会安全网络”则被用以抵消其正统纲领之不平等社会后果的影响。

新自由主义主要论点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其与经典的社会民主的社会保险方案的合流。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社会民主主义的理想已经长久地丢失了其自身激进的鼓舞人心之处。社会民主的方案没有能向现行的市场经济和民主代议制的具体制度安排进行挑战和改革，仅仅只是寻求缓和结构的分裂和等级制度所造成的社会后果。保守的社会民主主义保护在资本集中的大工业生产中的劳动阶层的相对优越的地位，但这是以无组织的“第二经济”中的一大批“局外人”为代价的。如果说局内人与局外人的分化，已经成为欧洲社会民主政体难以应付的问题，那么对于象巴西、墨西哥这样的国家来说，同样的难题及其后果就会变得更可怕的多。补偿性的社会政策依然不能缓解极大的基于经济发达部门与经济落后部门间断层的不平等。由于新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合流，安格尔针对新自由主义的替代行动纲领，也是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替代。它谋求克服富国和穷国中都存在的经济的和社会的二元化，使得资本配置更加开放和多元，并且通过建立能够支持反复的结构改革实践的政治制度，。造成经济和政治的二元化的主要原因，是现时提供给局内人所有的特权。不论在发达部门中与老板与工人的利益对立有多大，但他们有着不与在无组织状态中的局外人分享利益的共同要求。

今天，保守的社会民主主义通过与工业革新经营计划相对照来定义自身。这一新工业革新经营计划，希望加强资本流动的自由而又鼓励工厂中的协作。它诉诸劳动阶层分化的方法来处理这两者的紧张关系。保守的社会民主主义通过保有就业权之类的办法来控制资本的过分流动。另外，他们还想在生产企业内部加大对利益相关者(指工人、消费者、地方社区及股东们)的承认。然而，其结果却是加剧了僵局与冲突的病态发展，并强化局内人与局外人业已存在的断层。安格尔经济重建方案的核心即在于：试图通过扩大单个“工人-公民”的资源和能力来代替对保有就业权的要求，并以彻底的多元化分散的渠道提供生产机会，藉此代替保守社会民主主义的利益相关者模式。这个方案中的第一条主张，要求每个人皆可获得的来自社会继承下来的财产的“社会分红”;第二条主张，要求对传统的私有财产财产权利束加以分解加以分解，并对其进行再组合和再配置。这两条主张都需要从有利于加速民主政治过程及公民社会独立组织的制度和实践中汲取营养和补充。自由的立宪主义对前者(指民主政制)的设计是不充分的;同样，我们所熟知的契约法与公司法对后者(公民社会独立组织的制度及实践)的设计也是不充分的。

现代法律分析中将财产解释为“一束权利”，安格尔充分肯定这一分析的民主化潜力。他建议拆解传统的财产权并赋予其所有成员不同种类的权力。这些传统所有者的继承人包括公司、工人、国家与地方政府、中间组织及社会投资资金。安格尔反对将传统的私人所有简单地反转为国家所有和劳动者集体所有，因为这样的简单反转仅仅是对所有者身份的重新界定而没有改变“统一财产”的性质(即财产权利束未分解)。他主张一种三层结构的财产权利束安排，即(1)：由国家民主政府建立的中央资本基金，用以最后裁决对经济积聚的社会控制;(2)多种投资资金，由政府和中央资本基金所设立，在竞争的基础上分配资本;(3)由劳动者、工程技术人员和企业家组成的资本接受使用者群体。这个方案既是对经济增长条件的构想，又是对经济增长可与民主的实验主义相调和的构想。在这样一种构想中，物质进步的中心议题是协作与创新的关系问题。两者互相需要但又互相威协，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减少协作与创新之间的干扰。

我们既可以从激进左派人士的传统立场，又可以从自由主义的传统立场去评价安格尔的“财产权利束分解”的理论。以激进民主主义视野出发，安格尔的方案是与普鲁东的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相关的。普鲁东是将财产视为“一束权力”的先驱，他的经典论著《财产是什么?》对“统一财产”进行了彻底的批判。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安格尔方案中有关经济的学说，在某种意义上，即是对普鲁东、拉塞尔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性综合。从普鲁东和拉塞尔的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理论中，安格尔吸收了经济的分散多元化对经济效率和民主政治均有益的重要观点;从马克思主义对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批评中，安格尔认识到了小商品生产自身的两难困境和不稳定性。这一认识促使安格尔改变了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对国家政治的由来已久的憎恶。他发展了政府与企业之间多元协作的观点，并把这个观点与尽快打开政府各部门僵局以加速民主政治、提高并维持制度化的政治动员水平、加深并普及公民社会自我组织独立性的改革联系起来。

从自由主义的传统来看，安格尔的方案代表着对经济分散多元化和个人自由的进一步发展。在当今高度组织化的“资本主义”经济中，经济分散多元和革新已经成为保护资本投资利益和发达工业部门劳动者的牺牲品。安格尔方案，比目前新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更真实地保持了自由主义那种分散的协作与革新的精神。传统的，在制度上保守的自由主义把完全统一的财产权当做所有其它权利的典范。安格尔则以在不同类型的权利拥有者之间重新分配财产束的各种成分这样一种构想，既摒弃又丰富了自由主义的传统。安格尔认为左派应当重新诠释而不是完全丢弃关于权利的语言。他超越了普鲁东、拉塞尔、马克思以及自由主义的传统，建立了包括豁免权、市场权、否定既得利益权和团结权这4 种权力的新的法学理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安格尔有时将其方案说成是“超自由主义”的而不是反自由主义的了。读过穆勒(John Stuart Mill)《自传》一书的读者是会发现“超自由主义”--通过改变自由主义的老一套的形式而实现自由主义的理想--与穆勒的精神危机后的新思想，颇为神似。穆勒的自由主义强调通过累积的广泛制度改革来维持民主实验主义的生命力，而今日的制度上保守的自由主义则满足于再分配税收。安格尔迫使我们正视这两种自由主义间的差异。

由此，我们可以将安格尔的这种行动纲领视为对激进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传统的综合。这一综合至少在三方与未来民主建设相关：

第一，这一对普鲁东、拉塞尔、马克思主义及自由主义的综合，孕育出了一项称为“民主实验主义”的计划6。这个计划要求扩大自由主义者、左派及现代派艺术追随者的范围，从而代表了一种代替新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经济的、政治的选择。在冷战后的时代，安格尔这一理论揭示了另一种前景，并有力地将我们从历史已经终结这样的沮丧中解救出来。

第二，这一综合有利于富国和贫国的左翼重新进行社会变革的策略思考。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左派所面临的一个难题，是体力工人阶级从未成为人口中的多数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害怕左派和组织起来的劳动者，不仅常常将“中产阶级”与工人和农民分离，且使“中产阶级”转向右派。安格尔对普鲁东-拉塞尔-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传统的这一综合，可能会被证明为是激进民主主义转变过程中扩大联盟的有力的动员武器。

第三，这一综合赋予“人为社会”以新的涵义。安格尔的社会理论代表了欲将“杂乱的经验”理论化的努力。他试图鼓励实际的和情感的人类联系形式的多样化，突破传统上与不同国家、阶层、团体和社会角色结合在一起的人类交往形式。通过这种世界范围的重新组合和革新，我们拓宽了对可能性的认知，而这个扩大了认知力又有助于保持“民主实验主义”的活力。这样，安格尔的制度方案连同他对个人交往方式变革的认识，得以互相加强。

本书选自安格尔三卷本的《政治学，在构建性社会理论中的工作》。本书第一部分选自《政治学》第一卷。第二部分选自《政治学》第二和第三卷，阐述“结构性构架”的开放性与灵活性之间的关系，并阐述我们的集体的生产或摧毁能力的发展。本书第三部分是从《政治学》第二卷中选取的最能代表安格尔重建经济与政治制度方案的资料。本书最后一个部分来自《政治学》第一和第二卷，以体现安格尔的制度纲领和“文化革命”的个人纲领是如何互相加强的。在数位安格尔著作的评论家中，罗蒂(RichardRorty)特别强调安格尔是一位巴西公民这个事实。罗蒂说：“请记住：尽管安格尔在北美努力工作了多年，改变了许多法学院的课程设置和许多律师的自我评判，但他的心却在异地他乡。对安格尔来说，北美任何一个富有的民主国家皆非他的家园，而是他积累经验教训、汲取借鉴和鼓励的地方。”这番评论，不禁令我回想起韦伯的话：对许多具有决定意义的文化成就来说，其灵感往往来自此一文明的边缘。

安格尔在描述1985 年的巴西时这样说道：“不确定性是所有生活状态的公分母……这些不确定性既可被当成变革的机遇，也可被视为令人迷惑的混乱”。大体上，我现在对中国的看法，就好象安格尔对巴西的看法。安得森(Perry Anderson)把安格尔看作“一个来自第三世界的哲学家，将要成为第一世界的观察家和预言家”，这种看法是否正确呢?今天，向更加充满活力的民主实验主义前进这一期待，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属于如巴西、中国、印度和俄罗斯这样一些还可以有所选择的边缘国家的。我们都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生活各个层面民主变革的伟大时机与解释世界的思想贫乏共存的时代。正是在这么一种渴求、冲突、希望的背景下，三年前我第一次读了安格尔的著作，从中得到强烈的启发，似乎这是一本专门写给我的书。现在，我希望这本选自安格尔《政治学》的书也能带给读者同样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