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首先说明的是，本文标题里"正义状况与正义话语"之中的"正义"一词，意非"正义的"性质界定，而是指"与正义有关的"意思。之所以采取了这种容易引起歧义的表达方式，是因为笔者尚未找到其他更为确切的汉语组合。因而姑且用之。解释这一点同时意在说明，本文的中心议题是从正义的角度评说当前中国社会的诸多现象与相关的话语论争。而之所以标注"正义"之名，是考虑到：到目前为止，直接以"正义"之名来系统反思并批判我们面对的这个社会的讨论还很稀少。希望本文能够引起各位读者的兴趣，并参与到有关正义问题的讨论中来。

谈论当前中国社会的正义问题有相当的难度，这种难度不仅来自于当前中国社会自身的极端复杂性，也来自于各认识主体对正义的理解分歧而造成的话语论争。与此同时，这一话题的相当敏感性也为这种探讨增加了难以摆脱的束缚。这种敏感性并不仅仅来自于它对有关方面现有状态合法性的怀疑和冲击，更来自于人们对这一问题的无知和不能理性探讨的倾向，同时也来自于人们在讨论这一主题时一直显得不够直接和集中--这又无疑地增加了整理这些话语的难度，因而也就使得对当前中国正义状况的概括充满了风险。对此，笔者深表警惕。因而本文的宗旨便不得不再次声明：本文旨在引出中国当前社会有关正义的基本问题，所作的分析只能是一己的偏见，希望诸位读者从这些问题出发明确集中地探讨这一主题。

众所周知，正义是任何时代任何人都不能逃避的问题，因为它关系到个人的生存状况和生活质量。对于这一带有根本性价值的命题，我们的思索显得过于苍白。目前，人们谈论得最多的往往是法律公正，起点平等，分配公正以及社会道德等问题，虽然这些问题显得尤为急切，也是正义诉求的应有之义，但在对正义问题的全面哲学思考方面，我们的话语圈显然做得不够。以中文文献为例，目前为止以"正义"为标题的书籍中，真正的理论思考特别是带有哲学气质的思考，主要还是西语资源的翻译品，比如罗尔斯、桑德尔、洛齐克、麦金泰尔等人的著作。笔者在北大图书馆检索时的发现证实了这一点，以"正义"为关键词搜索书目，除十余本翻译品之外，只有五本左右的中文著作是关注当前中国社会的正义状况的，但就是这种关注也只是从法律、意识形态、社会道德和经济发展的层面出发的，中文资源中直接从思想层面全面深入探讨正义问题的著作，只见到两本：《正义的两面》(香港：燕继伟 著)与《正义及其相关问题》(戴华 主编)，其他的都是对古文经典的释义之作，已与正义论题无关。

当然，最近笔者在书市也看到两三本有关中国目前社会正义状况(如有关户籍制度改革、中国社会公正等问题)的著作，但思考的深度和系统性依然不足。而且从总体上看，中文著作中讨论目前中国正义问题的数量太少，发出的声音也比较微弱。

对上述情况的解释可以有四：一，话语圈对正义问题的思索不足说明，正义的诉求已不再急切，因而不成为问题，这显然与当前社会不符;二，话语圈基本上廓清了正义的问题，对此问题已形成基本的共识，因而较少争论，这也与当前的话语圈不符;三，人们不愿意探讨这一话题，或者因为其敏感性，或者因为探讨这一问题的艰难--这反映了当前话语圈的部分事实，但也不能完全这么看;四，因而只有第四种解释，有关方面在搁置这一争论，不管是官方的"不争论"方针，还是先把经济发展下去再说的各派理论，都试图在回避当前社会的价值危机。

具体到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对正义问题所作的评说和行为往往带着一己的直觉和冲动，而缺少对一个转型社会的理性思考，使得渐进地促进社会各方面正义状况的改善显得尤为困难。

所以笔者认为，对于正义问题，我们的智慧实在是太少了，因为我们都把太多的精力和热情放在我们个人或团体所属的狭隘的生存处境中，我们的公共知识分子和政治人物还很少从信仰层面，政治合法性层面，社会哲学层面来考虑我们这个社会的正义问题，即使也有一些考虑的，但也因为各种原因很少有机会对此予以直接的表达。而在已有的有限智慧中，精英层，包括权力精英、知识精英和经济精英，真正关注的又比较少。他们在不质疑自己行为本身是否合乎正义或者是否有利于促进正义的前提下为发展神话添砖加瓦，他们以为社会就会在这种增长中顺利前进。因而我们不得不说，正义，在我们的时代多少是缺席的。正如我们目前的改革主要还是增量改革而不是存量改革一样，我们的思考更多的是求新，而较少地关注从一开始就伴随着我们生存的正义问题。但同时也不能否认，虽然我们当前所处社会从信仰层面，政治层面，社会层面到个体交往层面都存在着严重的正义缺席局面，但从官方意识形态，学术语言到一般社会思潮直到民间话语，部分对正义的表达和思考从来没有停止过，我们的追问一直在进行，但表达而出的话语实在是太有限了，其影响力也更有限。

所有这些，都使这一主题具有了讨论的价值。

一 正义之名与正义之实--中国语境中正义之内涵

讨论正义问题，首先要做的是为正义正名。何为正义?是个极难回答的问题。其具体内容随时间和地域的不同而各有不同。但其包含着的基本精神具有相通之处。

以中国为例，正义，在中国的语境中实在是个暧昧不明的概念。从这个词语本身来看，古典文献中的"正义"是指正确和标准的释义之意，而无现代性的公正、公义之意。可以说，正义作为具有现代性内涵的名词，对中国来说，就是一个现代性在中国的展开，因而单从话语本身来看，它是一个舶来品。但因为正义诉求的共性，更因自共产主义运动以来社会正义(公正)目标在全球的凸现，我国现当代话语中的"正义"一词基本上已"与国际接轨"。

当然，中国目前的正义内涵却不仅仅是现代性的，它依然保留了太多的传统和中国人自己的理解。这需要进一步解释。中国过去虽然没有直接的正义说法，但有各种名词同样包含了中国人的正义诉求，这些名词有：天道，道，天理，天，良心，义，仁，信，情，理，等等。这些词语分别对应于一个政权的合法性，一个社会的公正性和个人行为的是否合乎正义。这种包含着正义内涵的话语既有可能是对某一状况的辩护，也可以成为对自己颠覆行为的合法性论证，更说明了中国语境中对正义的特殊理解和诉求。这种特殊性体现在诸多方面，比如中国人对"情理"这样的伦理性价值的偏重，而不是像西方对"逻各斯"和形式合理性的极端执着;又比如，因为中国没有宗教性的终极信仰，他们将几乎所有的心智和努力都放在了世俗生活和现有社会秩序的关注上，因而缺乏一种对更高级公义准则的确信，这就使得中国人的正义诉求停留在一个比较实际的层次，同时也使中国的正义论证不是从逻辑前提出发的推理过程，而成为能否带来生活乐感的功利解释。

即使如此，我们依然不能否认人类在对正义问题的理解上有一些基本共识，比如诚信，忠实，尊重生命，互惠，等等。而且随着市场的扩展，交往中遵守一些起码的规则已成为人们对正义的起码要求。在政治领域同样如此，政治合法性必须建立在尊重人权，尊重民众意见的基础上，这也成为当前政治正义的共识。虽然我们可能没有那么明确而系统的理论表述，但中国已有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这些正义观念并形成言论，在行动上也作出了相应的努力。

二 当前中国社会的正义状况及话语论争

1起点平等、规则平等与结果公正

比较表面和最为常见的正义问题，在当前中国，就是起点平等、规则平等(机会平等)与结果公正。只是各方关注的侧重点有所差异。

正义，兑现到社会层面，主要是一种对公正的诉求。公正之中，平等最为基本。对平等的理解可以有不同，这主要涉及到：在一个人行为及其目标的达成中，各种要素所起作用的大小。如果现有的社会体制等约束条件并不阻碍每个人的行为自由和愿望达成，这个社会便不存在正义问题。但这样的社会从未有过。

所以，正义成为一切社会面临的常态问题。这里面主要的问题是人们对公正的理解，是重视起点平等，过程平等，还是重视结果平等。一个社会因为存在先在条件的差异，加上个人秉赋的差异，起点平等实际上很难严格做到。只有在一个通过人为强制力实现社会的整齐化一，起点的平等才能较大范围地实现。但我们知道，这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即社会的死气沉沉与竞争动力不足。

因而一般的公正期待就是规则面前人人平等从而保证机会的平等开放。这一点实现的现实可能性比较大，作出相应的努力便可以基本达成。

然后就是结果平等。在我们的俗语中倾向于称之为"平均主义"，就是不管个人的努力如何，在结果上保持一个大致的平衡，从而保持一个社会内部各成员之间的差异性于一个极小的范围内，因而社会成员之间的心里失衡可能会减少，这往往以牺牲社会的效率为代价从而得到一种"廉价"的稳定。当然，作为公正诉求的结果公正与此不同，它强调对过分悬殊结果的再分配，从而保障一个社会的弱势群体，以维持一个社会的基本均衡。因为从理论上讲，任何一个较好结果的取得不能算作是完全的个人努力的结果，国家、社会和周围的人都为这种结果作出了相应的贡献或付出了相应的代价，因而，作为一个基本的公正诉求，他们应该为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现实表现就是富人纳高额的个人所得税，政府通过公共财政转移支付特别是加强社会保障，等等。这在理论上是比较复杂的问题，也有诸多争论，笔者在此只简要述及这些。

然后，我们可以看看在我们目前的社会。起点不平等，规则不平等，结果严重悬殊的现象都普遍存在，这说明从这一组概念的视角观察我们的社会会得出让人沮丧或是忧虑的结论。对此可以说得详细一些。起点不平等，比如，个人的出身，在农村还是在城市，在官僚、商人之家还是普通工农之家，对一个人的影响依然非常巨大;得到同样的成功，不同起点的人付出的努力相差悬殊。规则不平等的现象更是比比皆是，制定规则的主体参与竞争，比如球赛里的黑哨，股市里的内部股，甚至"长江读书奖事件"，都能说明我们这个社会的规则意识有多么差;规则本身不透明不公平，强势群体操纵游戏规则，弱势群体无权参与和监督的现象也普遍存在，这直接影响到实际的竞争过程，这特别体现在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过程，极少数的"内部人"将财富转移到私人手中，而普通工人和社会成员无权过问，难怪有人要求只要规则能公平就不错了呢。再说我们的结果不公正，贫富悬殊在改革开放以来连年高攀，基尼系数早已超过了公认的警戒线;穷人还在温饱线上挣扎，而富人早已吃厌了黄金宴却能偷税漏税或者公款报销。如果读者仔细观察这个社会，真正凭纯粹凭个人聪明才智实现大成功的，比起那些凭关系(比如与权力的内部联系)、趁改革空隙钻制度法律空子而获致极大成功的，比例究竟有多少，你就能得出自己的结论。

2 正义信仰，政治合法性与社会公正

其实，如果穷根究底，正义本身包涵了不同层面的内容，这些层次之间又存在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只是在日常话语和行为中，我们较少去深入考察正义观念的来源和各层次之间的关系。

在本文的分析中，正义单从内容上看主要包括三个层面。这需要逐个解释。

所谓正义信仰，即一个社会中普通成员对一种较高层次的公正准则的执着信念。这一点在我们目前的社会看来非常让人担忧，因为时时和处处存在的不正义现象，人们对正义的期待已然减弱，结果人们之间就会用其他的方式比如"潜规则"(这种潜规则是非正义的)取代一种公正的规则，社会资本的损耗增加，人们的心态不再平衡，竞争环境也就随之恶化。加之中国本来就是一个极端世俗功利的社会，没有普遍的宗教信仰和其他敬畏对象，现实生活中政治体系用一种自上而下的宣传灌输并得不到有效的结果，因而对正义价值的执着显得非常脆弱。对社会非正义现象心怀不满而愤世嫉俗的也有不少，但这多少是停留在话语层面，无法对社会进程产生实际的影响力。也有相当的人群选择了如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这样的宗教，但这种选择主要是寻求内心的安宁和感情的寄托，各宗教中的公正教义对这个世俗社会中正义状况的改进作用甚微。而个人内心对正义的信念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多少显得孤独，因为这个世界的人好像都习惯了收起价值追问直奔利益主题了。但如果信仰层面也就是公民个人的精神层面没有一种超越性的价值规范，我们要想在政治正义和社会正义的状况上得到根本改善，这将无疑是困难的。结果是我们只能寄希望于经济生活方式的彻底市场化而形成公平交易的理性，从而达成社会的基本正义规则。但这一状况的实现无疑需要漫长的时间。

其次是政治正义，在中国来说，首要的就是政权合法性问题。理论界谈论最多的是如何实现统治型政党向管理型政党的转型，以及如何实现宪政。这两大问题直接面对的是政治体制的根本点。政党转型不仅意味着执政党使命的改变，更意味着其运作模式和治理(社会)方式的调整;不仅仅是依托于历史的自封式合法性辩护，更重要的是谋求治理绩效的提高和政治领域内现代性的实现--这些现代性价值至少包括了法治原则、人权原则、民主原则、自由原则等等。不实现这些方面的转变，政党体制特别是党与国家的关系，党与政府的关系和内部权力机制不得以改革，政治领域内的正义将不可能实现。以我们目前感受最为明显的腐败和政治非民主操作来看，当前我国政治正义的实现困难尤为艰巨。腐败的根源在于权力缺乏有效制约，但现有的权力体制又不能实现这种制约，因而真正的宪政成为期待，但中国现有的党政体制又难以使西方意义上的严格宪政得以实现。没有宪政，中国的政治和最高权力依然由党内系统暗箱操作，由于领导人并非真正的选举--连党内选举都没有实现，所以政治系统自身的合法性往往抵不住严格的追问。当然，在中国这样一个比较顺民的社会，官方因为舆论话语的一律掌控，普通民众对政治合法性的追问往往停留在官员腐败的层面;整个政治体制自身的是否正义可能并不是他们的思考对象。但如果严肃地探讨中国的正义问题，这一层面的正义与否将无法逃避。当然这一层面的探讨将充满风险和难度，因为政治改革的真正实现不仅仅是理论是否具有说服力的问题，而是现实的各派利益和力量之间的对比关系如何，特别是其中最强大者的取向如何。如你所知，这不是讨论所能左右的，因为我们的讨论更多的是为了说明问题，讨论限于一个比较狭小的圈子而与普通民众无关，因而成为不了有力的社会舆论，也就不能谈及对这种变革的影响力了。

其次是一般社会层面的正义。即是我们在社会交往时面临的规则状况和人际状况。当前社会的特征是金钱主导，强调外在的功利以确定每个人的位置和利益分配。在这个层面上探讨高渺的正义目标没有必要，因而只能看这个社会的交往规则是否符合基本的互惠和信任的标准。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标准难以实现。社会不公正的问题，可以结合前面第一组概念，起点不平等、规则不平等和结果不公正这三个方面来考察，前文对此已作分析，这里不再赘述。但笔者在此想再次强调一个社会的互惠和信任，因为社会层面的正义诉求不同于信仰层面的个人化道德诉求，也与政治正义属于不同的领域，社会正义的最大问题就是交往的互利性，只有相应的机制或信任保证公民在各种社会行为中有一种互利的期待，各方都自觉遵守交往规则，社会正义才能从根本上实现--燕继伟先生在《正义的两面》中对此有比较详细的分析。观照我们的社会，可以发现，就是这一点也很难实现。

3 知识界、民间与官方话语对中国当前正义状况的叙说

知识界，民间，官方，这是比较笼统的称呼，其内部依然存在着各派别或个人间的分歧。因而既要首先从这三方面去看待当前中国社会各主体对正义的诉求和争论，也要分析每一方内部的各种分歧。从这些分歧中，可以发现各方各派之间的联系和"共生性"。

知识界对当前中国社会正义状况的叙说大致可以归为三大类：1，目前中国实现了较大的自由度，正义问题比之于市场建构来说并不是一个主要和急切的问题--搞纯粹的学理探讨而持超然姿态的学者以及部分主流精英学者持这种观点。2，目前中国社会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严重的不公正，而且这种不公将影响到以后的改革进程;部分持批判和忧患立场的学者可以归于这一类。3，目前中国社会较好地实现了正义并在改善正义状况的努力上越来越有成效。官方学者和部分极端认同当前社会的"既得利益"学者容易持有此类观点。当然，这种划分可能不太严格，也没经过实际的调查，但这三类观点是客观存在的。知识界的叙说多少都比较"超脱"，重在说理，尤其是从哲学、历史和社会学层面来叙述的更是如此，立场虽然因为所持观点不同而不同，但一般都会努力戴着冷静客观的面目。对我们这样一个缺乏系统的正义智慧的社会来说，知识界认真的学理论证显得有为可贵--本文开始提到的燕继伟先生的著作就是如此，当然，传播同样也非常必要，只是我们应该警惕那些因自身地位和利益而为某种既有状态作冠冕堂皇的辩护的话语，他们虽然拥有最高级的话语地位，拥有最理直气壮的口气，我们依然不能被这些话语左右，重要的是作出自己的判断。

民间话语最为广泛，随时随地都可以感受到。虽然没有系统的收集和正式媒体的表达，但它最真实生动地展示了我们的社会呼声和正义期待。民间话语的特点是不经过太多繁琐学理追问的直接表达，因为带着经验式的总结因而可能流于片面和肤浅甚至偏狭，但因为这种话语背后直接的正义冲动而使民间话语成为充满血性的呼喊，其中体现出的民众的"道德直觉"更是任何一位认真思考中国问题的人不能回避的。

官方话语具有特殊性。由于官方拥有最强大最系统的话语权，它可以通过宣传和灌输扩展一种它设定的正义观念，也就是说，它往往充当了一个替人思考、取消民众思考的霸道角色。我们这个社会尤其如此。在这种话语中，我们可以发现其基本的政治哲学：社会的正义问题它都已发现并都能通过它的努力得到圆满解决，而它又绝少反思自身权力和体制的正义与否的问题。这便使这种话语对诸多的正义问题起了遮蔽和麻痹的作用。因而使这种话语对中国现实问题的说明性意义大为减弱。更由于其严重的筛选作风，在对这些话语进行分析时需要诸多的去伪存真。同时其观察当前社会的视角也可以重新考虑，不应只从上至下地看，也可以从下到上设身处地地看，但我们的官方话语显然很难做到这一点。

三 涉及正义问题的主要争论

笔者认为，讨论目前我国的正义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出发，集中讨论其中的任何一方面，或者综合地探讨如下的所有方面并考察它们之间的关系，都很必要。读者可以结合本栏目所选的文章来思考这几个问题。

1 何为正义--正义的概念之争

对正义问题的争论，首先涉及的便是对正义概念的理解。不同的主体，因为处境的不同，作出的回答当然差异悬殊。由于正义不是一个纯粹的客观概念，相反，它是一个带着主体先入为主的价值信念和其他主观意图的一个目标，因而消除正义概念上的分歧基本上没有可能。由一个如柏拉图或黑格尔这样的哲学王来确定一个统一的正义概念，让每个人接受并行事，这种企图显然会失败。因而一个比较理性而实际的期待便是发现各种正义概念背后的制约因素，从而改善这些因素，以获得人们之间共识的递增。这些制约因素有很多，包括宗教、信仰、文化传统、民族、所属团体、阶级/阶层处境、个人命运，等等。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一个人的正义观，因而也会影响到他的行为。现实生活中，我们当然较难明确各种因素在一个人、一个群体对正义概念理解分歧中各自所起的影响，但把视角放在一个比较宽广的领域，如社会阶层的范围内，排除极端个人性的理解--如宗教性的道德诉求，我们还是可以发现某一范围内对正义理解的共性。这些共同之处是我们考察正义概念分歧的主要单位。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分析变得可能。

2 有关正义问题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争论

由于对正义本身理解的分歧和正义内部不同层面之间的轻重缓急，不同派别在关注正义问题时，便产生了对正义问题(包括正义的各层面)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争论。所谓关于正义问题必要性和紧迫性的争论，是指在目前社会发展的情势下，正义问题是否是一个首要解决或重点解决的问题。当然，我们不能仅仅看表面的话语，因为任何一方面都不愿放弃"正义"这面旗帜而是都声称自己的诉求最合正义，任何一方也都不敢说明自己的行为与正义无关，我们要看的主要是各方的行为本身是否兑现了它表面宣称的"正义"主张。对于这种必要性和紧迫性的争论，可以简洁地看看各派(比如自由派与新左派，保守派和激进派，等等)在分析当前中国社会时关注的第一问题，即哪一问题最为优先，是否是公平，公正，社会保障，减少贫富悬殊等等这样的目标;如果是，这些问题的严峻性和急迫性又如何?这应是我们分析和争论的焦点。

3 正义何以可能--中国目前正义状况改善的可能性与方向

这一点涉及到问题的最关键处，即，在当前中国，正义是否能实现，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哪些内容的正义能实现，正义的实现应该以什么为突破口，等等。这是可行性和现实性问题。如果没有这些可行性，前面的所有分析和我们的争论都是不堪一击甚至是无意义的。当然这一问题与前一方面的争论紧密相关：正是由于对正义问题必要性和紧迫性的关注，才使各方的具体努力有所侧重;当然，也正是因为各方对改善正义状况可能性与方向上的分歧才导致了对正义问题必要条件和紧迫性的分歧。具体到目前的中国社会，我们可以发现，生存处境比较恶劣的那些弱势群体，比如下岗职工，大部分农民，部分社会边缘人，因为生存条件的改善和保障成为他们的首要期待，他们对正义的要求便比较直接而且物质性。这种物质性条件的改善是社会关注和政府支持的，更由于其严峻性对现有社会的威胁，各方面在改善这些人的生活条件方面还是作出了相当努力。而处境比较好又不能超越自身处境的群体和个人，就难以对正义问题予以关注，他们的态度比较模糊，一般会持中立或观望的心态;处境比较好而能超越自身狭隘处境从社会和国家长远发展的角度来对待社会的，便能对正义信仰、政治正义和社会公正特别是规则平等予以关注。部分公共知识分子的确做到了这一点。但我们的讨论主要是站在一个比较客观的社会立场上看待我们当前社会存在的正义问题，以及我们应该现实努力的方向，因而须全面观照各派话语及其表现。

四 所选文章说明及延伸分析

这里所选的论文，大部分是近年来话语圈中比较具有说明意义的作品。在此作一简要说明，旨在补充说明前文的分析并期待引起各种争论。

有关正义概念之争。

林国荣文"李昌平，你选择良心还是正义?"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在对正义概念的理解上，一个地道的中国人从中国处境出发所作的诉求与一个从西方话语资源出发所作的分析之间的交锋。从话语本身的争论看，里面昭示了诸多的概念和逻辑问题，颇能引发我们的思考;但若从中国的真实处境看，林文的不少言语显得有些高空蹈步，因为我们并不是仅仅看文章写得是否漂亮，我们关键要看文章说明了多少问题，能否在中国兑现。选择这篇文章，意在展示中西话语对正义之名下正义之实的分歧，以及中西话语在思考问题时出发点和逻辑的不同。这对读者们深入思考正义概念很有帮助。

刘军宁文"自由主义与公正：对若干诘难的回答"算是自由主义对正义的理解，由于自由主义近年来成为一种显性话语，虽然其主张未能系统地兑现，但因中国实际所有的市场化和理性渐进改革，其部分主张已变相地实施了。自由主义对自身是现实合理地谋求公正这一点的辩护，特别是刘对各方面攻击的反驳，便能直接展现各方面对正义的不同理解，因而直接说明了正义概念在中国目前的分歧。

有关起点平等、规则平等与结果公正。

何清涟文"中国经济改革中的社会公正问题"、"社会良心的呼吁"，秦晖文"中国改革：历史与伦理的评价"，邓聿文文"社会公正：改革的利益诉求"，周勍文"扒开户籍制的皮--中国现行户籍制与社会稳定问题检视"，吴从环文"政治发展视角中的地区差距"，这五篇文章，基本上展现了对我国目前改革中起点平等和规则平等及结果公正这一组问题的关注。何清涟和秦晖可以算是对社会公正特别是起点平等和规则平等予以激情关注的代表，近年来因为其言论的激烈而成为某种意义的象征。他们的文章充分展示了我们目前改革中追求公正的困境，对于思考当前中国社会的正义状况极有说明意义。选择了周勍的长篇论文"扒开户籍制的皮--中国现行户籍制与社会稳定问题检视"，是考虑到中国问题的特殊性，那就是城乡差别这样一个中国最大的起点不公正问题，作者对这一问题倾注了深情的思考，可以预见这一问题在今后的我国终将成为一个必须切实解决的问题，从而使起点公正拥有一个更为宽广的社会基础。"政治发展视角中的地区差距"一文虽然是从政治发展的角度来谈论我国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但因为这一问题在我国历史和现实中的严峻性，所以也属于起点公正中的基本议题。目前我国政府的"开发中西部"方针正是在谋求这种起码的社会正义。

有关正义信仰。

曼德、摩罗、江登兴的谈话录"信仰与现实危机"，直接涉及了一个民族的信仰对制度建构和社会秩序的作用，虽然谈话并不深入，只是引出了这一问题，但这一点在中国当前的语境中显得尤为可贵，完全可以引发我们更多的思索。对中国这样一个没有宗教资源的社会，实现正义缺少信仰上的支持，因而只能更多地寄希望于社会制度的建构，但这种制度建构对没有终极诉求的个体来说，存在着相对性和脆弱性，这预示了我国今后正义实现道路上的艰辛。中国目前社会的信仰危机对社会正义的伤害是显而易见的，但对日后制度建立的阻碍将更为致命，因而从信仰层面解决问题不失为一个比较根本的解决。但这种方式在当下这样一个消费社会和凡人时代就有些不现实。同时，信仰在目前的中国更多的是一种个人行为，其能量也只限于个人领域，难以构成社会制度形成的动力。因而有一个退而求其次的方法，即提高公民的"公德意识"。官方已经注意到这一方面的宣传和建构，但由于这种行为本身的宣传目的和做作，其真实的效果让人怀疑。因为公民还没有达到共同遵守社会公义准则的层次。正如前文已述，一个比较务实的期待便是，在经济市场化充分之后，个人经济自由和公民权利落实之后，个人之间通过交易规则建立起起码的公义规则，并期待在此基础上建立更高层次的正义目标。

沈岿文"让每一个人成其为人：中国宪政的精神出路"，虽然谈的是中国的宪政问题，但因为其直接从精神信仰这样更高级的层面观照，从而使它的分析深度不同一般。中国若想在政治正义和社会正义层面得到比较满意的状况，精神层面，具体地说就是哲学、信念层面特别是政治哲学层面不得到根本的变革，那就不太可能。我们深知中国的政权合法性建立的基础并没有一种深厚而坚实的政治哲学基础，在世俗化的浪潮面前，主流话语依然企求在历史和意识形态式的话语中寻找自我辩护，这多少已与现实不相符合，更因为其本身回避了正义的问题而使这种合法性话语变得虚伪。这不能不是我们应当注意的。由于目前中国突出的问题就是如何实现政权向宪政的转型，而宪政的背后依然需要政治信仰层面的支持，所以这篇文章具有相当的示范价值。

而刘小枫文"中国国家伦理资源的亏空"更是直接针对我国社会伦理这一资源的当代处境探讨当前中国社会的信念危机，这种危机已经波及了我们社会的基本秩序和正义状况，从而使正义问题显得更为严重。这也可以算作是从信仰层面探讨正义的文章。

有关政治正义。

江绪林文"合法性与政治家美德"，匿名文"利益集團、改革路徑與政治合法性危機"，高全喜文"自由、正义与弱势的政治逻辑"，匿名文"论一国范围内权力如何合理分工以及我国权力结构存在的弊端"，这四篇论文，则直接从政治合法性的角度谈论我国的政治正义问题。其核心在于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与权力及权利的社会分配是否符合正义。显然，这些文章都是从批评和忧患的角度开始论说的，对我国目前的政治变革具有参照意义。

有关社会正义。

所选论文中，涉及当前社会正义的有吕金波/何海鹰文"市场化改革中的利益重组与社会结构变迁"，张英红文"弱势阶层与社会稳定"，郑也夫的演讲"中国的信任危机"。

当前社会的主要问题是由市场化引发的，在利益重组的条件下，社会各成员和各阶层因为得失和心理的不平衡，必然产生了以公正为名的正义诉求，不管这种诉求是否形成了话语，我们都不能无视这股强大的潜在能力。而目前我国突出的社会问题就是弱势群体及对他们的社会保障，这是一个社会正义的底线。无疑，这一点将是我国政府和社会各方面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关注的焦点。如果连这一层次的社会公正状况都不能改善，我们谈论其他的正义便有"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嫌疑--因为众所周知，舒舒服服地谈论社会公正的拥有话语权的都是些衣食无忧的人。

而郑也夫先生直接敏锐地从社会交往中的信任这一点出发剖析了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的诸多困境，总结起来就是基本信任的崩溃，也就是人们之间缺乏信任感。这一方面对一个社会的正义建构关系重大。不用说，信任本身就是社会层面正义诉求的基本要义，更因为信任是建立其他社会正义的基础，所以目前我国社会出现的诸多信任危机已经使社会正义状况越来越严峻。可以想见，一个社会连起码的信任都丧失了，公民之间的交往，公民与社会组织之间，民众与政府之间，精英与大众之间，都缺乏信赖，那将是多么大的交往内耗，这不仅影响到一个社会的效率，更直接影响到每个人的生活质量，同时也危机着社会对正义的建构。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京东山人的小文"’看客文化’的制度原因"，笔者认为直接指向了中国社会层面正义难以实现的一个根源，即中国人的那种旁观者的看客心理，每个人出于自保本来无可厚非，但在一个严酷的生存处境中，本来可以联合起来战胜明显的邪恶时，个人依然选择了旁观的姿态，这不能不说是我们的悲哀，这类事件不时地出现在我们的话题中。但我们已经习惯了谈论别人，真的面临起码的社会公义遭到威胁的情况，能站起来的人又有多少呢?我们当然不能企求每个人都是圣人，因而我们期待着制度的完善和社会力量的加强以及政府维持社会公正的力度的加强。但我们不得不在这种目标尚未达到之前改变这种看客的心态，在社会领域里形成必要的"集体行动"--这需要社会在法律制度层面的主动建构，这终归比单个的人去直接面对邪恶要正义得多也有效得多。京东山人将看客的倾向归结为我们的制度，这似乎是难以改变的，但真的如此么?读者可以就旁观者心态与社会正义达成之间的相关性展开讨论。

有关正义的话语论争。

黄奴文"中国当代民谣经典全编"，作为一个民间话语的集结，充分而生动地展现了我国当前社会生活的各方各面。可以作为探讨我国目前正义话语的极好文本。在这些精炼有趣又让人哭笑不得的讽刺话语背后，实际上包含了中国普通民众对社会的正义期待，因为社会的诸多现象违背了他们起码的正义标准。虽然普通老百姓没有系统而明确地拥有关于政治正义和社会正义的知识和逻辑，但他们并不缺乏"道德直觉"，对民谣的分析成为解读当前正义话语不可绕过的一环。刘晓文"刘晓春：当下民谣的意识形态"便是对民谣本身的分析，其中折射了目前我国社会及话语中的正义问题。当然读者可以对民谣进行另外的解释，但民谣中透露出的社会思潮是不能回避的。

王晓明文"九十年代与’新意识形态’"，是一个人文学者对当前社会巨变的思索，作为文本，具有典型意义，它体现了当前话语圈中诸多人的焦虑倾向。虽然作者主要言说的是文化问题，但仍可以从社会正义的角度看待此文。

曹锦清文"怎样认识巨变中的中国"可以算作是对当前中国社会状况比较全面而冷静的评说，其中当然涉及了公正问题。从这篇文章中，读者可以对我国当下社会的正义状况有一个比较理性的认识。当然，你也可以形成不同的观点--而这正是本栏目所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