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面临的悲剧渊薮之一是信仰的遗失，在科技理性使我们舍弃神话意识的同时，工具理性则令我们淡漠了审美精神，而实用理性则更逼迫存在者忘情于宗教信仰和道德律令，失落掉童话的纯真和唯美，减弱寓言的隐喻和象征的思维。更令人忧虑的是，全球化的后现代历史语境，经济法则和市场规律无情地支配了大众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消费欲望和感官享乐共谋地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参照物，加上官僚主义和群体性腐败成为普遍的社会痼疾，大众的心理基本失衡，一种失望和不满的骚动情绪蔓延在公共空间的交往活动，因此消解传统道德和信仰的守望就成为流俗的社会意识形态。经济全球化和技术全球化的共谋结果就是文化全球化的可能，因此，后殖民主义的阴影无时不在颠覆许多民族的传统文化。在这样一个危机四伏的历史语境，尤其对华夏民族而言，重建我们的精神信仰就是一个迫切的历史责任，也是美学必须面对的沉重课题。

一、神话与宗教

作为人类古老的文化形式，神话与宗教并不因为科学昌盛和理性发达而丧失存在的可能，更不因为实用工具的日新月异和功利主义盛行而消退其曾经拥有的思想光泽。传统形而上学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神话和神话思维必然沦落为明日黄花，而宗教也因为理性和知识的逐渐强盛丧失其昔日的辉煌，其统治的地盘将越来越萎缩，仅仅剩余下道德启示和审美教育等稀少功能。其实，这依然是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陷阱之一。神话和神话思维作为人类精神超越历史的共时性的存在方式，它自始至终发挥神秘和强大的潜能，在人类文化创造的每一个领域，神话意识和神话思维都在不同程度地支配精神的活动。它们共同构筑了现代神话的存在方式、价值和意义。与此相比，宗教在现代社会依然显示稳固的精神势能。它所设定的彼岸世界、绝对的道德信念、虔诚的情感信仰，以及对于美的沉迷、善的向往和真理的承诺等价值世界和意义架构，都对大众心理施行着潜在影响。在现代化和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语境里，我们无法抛弃神话和宗教，也不可能抛弃它们。如果彻底全然地抛弃它们的话，人类精神无可避免地就滑向危险的深渊。

当代美学面临的责任之一，一方面就是重建神话系统。恢复我们对于自然、历史、社会、人类的神话意识，寻找失落的和隐匿的神话思维，让诗性精神和审美直觉重新回归我们的心灵家园，接纳沉湎于技术和功利的想像力回到日常生活，恢复我们对于彼岸世界的渴望和对无限可能性的期盼，让尼采呼号的日神的梦幻和酒神的沉醉复现在新世界的大地上。另一方面，重新认识宗教的历史贡献、现实意义和未来意义，以辩证理性和审美精神对待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过滤掉它的思想权力意识、文化独断主义、排斥异教的情结、蒙昧主义等落后过时的结构，让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教义、教派得以平等对话和和睦交往。由此消解文明和文化的冲突，建立未来和谐的世界，建设海德格尔所希冀的天、地、人、神四重根相互和谐的美妙景象。

华夏美学的神话重建，首要的任务是重建民族神话。众所周知，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神话系统和神话信仰，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许多德国思想家都有着“希腊情结”，他们试图复活包括古希腊神话意识在内的古希腊精神，他们把自己看成古希腊精神的传人之一，发誓去守护这种神圣的信仰。因此，想像地美化和修改这种精神结构就成为西方文化史的一道鲜明景观。与此相比，我们悲哀地看到，自从“五四”非理性地否定民族的文化传统以来，华夏民族的神话意识已经面临枯竭，政治信仰取代了神话思维，阶级斗争压抑了神话意识，工具理性抵消了诗意和想像。意识形态完完全全地统辖了生命意志和生活实践，我们已经变成一个只有政治信念而没有神话精神的民族，只知道以科学和革命统领认识和实践，而不能领略神话的美妙和可爱，我们只信奉“可信世界”而遗忘“可爱世界”。当代美学的现实性关切之一，就是倡导重建华夏民族的神话意识和神话系统。首先，唤醒生命深处的神话思维。不要让逻辑思维和科学理性单纯地主宰我们所有的精神存在，让西方旧形而上学的本体论、价值论、认识论、方法论剥夺我们思与行的权力，必须复活我们生命直觉和审美感性，解放自由的想像力，获得思考主体性和独立意识。其次，重新体验和领悟我们的历史、现实和未来，诗意地看待世界和自然，假设一个绝对的精神彼岸和绝对的意义世界，它就是我们民族超越时间和空间的精神信仰，它绝不由外来文化所构成，而必须由诞生于华夏文化的轴心时期的一种精神理念作为基础。再次，神话思维追求绝对性和循环性，具有英雄崇拜的情结，我们必须信仰华夏文化和审美精神的绝对性、循环性。崇拜社会史、文化史上的理性英雄，而绝不能以那些凭借暴力革命和阴谋权术为手段的政治人物作为崇拜偶像。我们应该崇拜华夏历史的思想文化领域的英雄，诸如孔子、老庄、司马迁、嵇康、李白、苏轼、辛弃疾、陆游、王夫之等永恒的价值偶像。他们共同构成民族精神的神话系统和价值核心。最后，坚守华夏的美学趣味，把它们看作不变的完美象征。神话思维对于完美性和永恒性的承诺应该复活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让它作为抗衡外来文化和不至于被同化的法宝。

近代历史上，由于政治、阶级斗争和革命乌托邦的共谋，宗教在理论上被片面地诠释为精神的鸦片和被压迫心灵的叹息。在有些国家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实践中，宗教被普遍认为是妨碍历史进步的文化因素，成为阻止科学进步和社会改良的负面势力的象征。公允地说，宗教的确存在消极的精神因素和思想极权。罗素在《宗教与科学》中就对于宗教的历史过错进行清算。他认为：

从哥白尼以来的这段时期里，每当科学与神学发生分歧时，科学总是取胜的。我们还看到，在有实际争端的领域，譬如在巫术与医学中，科学总是主张减少痛苦，而神学却助长人的天生的野蛮性。毋容置疑，与神学世界观相对立的科学世界观的普及，迄今是有利于幸福的。

显然，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倾向科学的历史进步性。当然，历史和现实中也存在着不少以宗教为面具的邪教组织。然而，这些都不能代表宗教的全部。当代美学主张信仰重构，其中当然包括宗教信仰的重构。但是，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文化问题。首先，后现代文化语境的宗教信仰的重构，并不意味重新回到某一个宗教教义和宗教派别，也不主张回到原始宗教或者某个大的一神教。当代美学主张综合各种宗教形式对于道德和伦理的基本信仰，借鉴它们的思维方式去重建主体的生活意志，让我们享受有寄托有理想的人生，经历一段有美感和诗意的生命路程。其次，对于华夏民族而言，重建宗教信仰，主要应该吸收佛教的思想精华，汲取包括禅宗在内的各种佛学教义和思维方式，吸收其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的义理，领悟它敬畏自然和普渡众生的伦理精神，感受到佛学思与言的机锋和对于美的顿悟，由此发挥佛学慈悲为怀的道德精神和气象圆融的艺术境界，为民族精神的复兴起到一定的作用。宗教信仰的重建，当然也不排除一部分人选择基督教或伊斯兰教的教义作为宗教信仰。美学主张所有的宗教信仰的平等、对话和交流，寻找到一条人类各种文化和人文精神和睦交融的康庄大道。最后，重建华夏民族的宗教信仰，需要我们激发丰富的灵感和想像力。正如卡西尔所言：“宗教并不来自本能也不是来自理智或理性。它需要一个新的原动力，需要某种特殊的直觉和灵感。”像重建神话信仰一样，重建宗教信仰同样依赖于主体发挥特殊的直觉和灵感的功能。当代大众应该解放直觉和呼唤灵感，适度摆脱理性思维和形式逻辑的制约，以对彼岸世界的期待和不可能事物的幻觉作为有意义的价值归属，而鼓起勇气超越功利的世俗牵挂，奔赴一个关怀终极意义的审美彼岸。

二、童话与寓言

童话和寓言是文学的古老形式。从一般意义上说，也是适合于儿童心理的文体。儿童以自己的纯粹、透明的思维和情感去感知、想像和理解这个陌生的世界，给予成人以丰富的启示。然而，童话和寓言这一古老的文学样式又不是单纯供给儿童阅读的文体，它们同样适宜于成人。因为许多成人有意识地保持和滋润自己的“童心”。换言之，童心对于成人来说是一种重要的精神财富，也是充满价值的审美素质。《老子·二十章》云：“我独泊兮，其未兆;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表面上看是赞赏如婴孩般的生存姿态。实质上他推崇一种纯粹透明、未受到各种意识形态污染的生命存在方式，这是一种没有“前见”的精神的本真形态，超越了功利和理性目的。明代思想家李贽提出“童心说”：

夫童心者，真心者。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

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焚书杂述》)

显然，“童心说”包含着片面的真理。一方面，童心是精神存在最宝贵的组成，是艺术和审美活动赖以展开的心灵保证，也是道德良知得以可能的基础。另一方面，并不意味着凭借“童心”，就可以获得艺术天赋和审美经验，就必然地书写出震撼人心、优美完善的杰作，也并不能证明具有童心的同时，一个生命存在就必然禀赋道德、良知、慈悲心等精神结构。李贽以童心拒绝了后天的心性修炼、认识活动、理性培养以及必要的艺术经验和审美感性，在理论上不免显得偏颇和背谬。

通达而辩证地运思，童心的确是治疗成人的功利思维和经济眼光的一剂良药，是拯救社会和改良人心的重要精神工具之一。人唯有守护自己的童心，不让世俗的尘埃沾染精神的镜面，才可能明鉴世界和自我。丰子恺在《关于儿童教育》中写道： 儿童对于人生自然，另取一种特殊的态度。他们所见、所感、所思，都与我们不同，是人生自然的另一面。这态度是什么性质的呢?就是对于人生自然的“绝缘”(“Insulation”)的看法。所谓绝缘，就是对一种事物的时候，解除事物在世间的一切关系、因果，而孤零地观看。使其事物之对于外物，像不良导体的玻璃的对于电流，断绝关系：所以名为绝缘。绝缘的时候，所看见的是孤独的、纯粹的事物的本体的“相”。……绝缘的眼，可以看出事物的本身的美，可以发现奇妙的比拟。

丰子恺揭示了儿童的审美心理特性，主张艺术创作应该借鉴儿童思维，或者说，艺术家应该保持童心和童话意识，拉开与现实世界的距离，唯有如此，才能获得美感和艺术灵感。从当代美学视角看，后现代的信仰重建，应该涵盖童心的守护，而童心守护则必然包括对于童话的复活。我们并不是提倡一种文学的文体，而旨意在于恢复成人内心世界的童话意识和童话思维。复活我们遗失久远的纯真和透明，寻觅早已舍弃的与自然为友、万物有灵的体悟方式，唤醒人们沉睡的审美直觉和迟钝的诗意幻想，让儿童天性中的善良仁爱的精神浸润在每一个成人的心灵，抵御市场经济下的消费社会不断刺激人们增长的感性欲望，消解现代人日益强化的追求权力的野心和蝇营狗苟的利益阴谋。

与童心密切相关，现代人失落了寓言思维和寓言精神，单纯的逻辑推理和理性分析已经大大削弱心灵中的诗意存在，语言和文本的表述越来越机械、刻板，成为千篇一律的模仿性和复制性东西，我们听到和看到的讲演、写作大多数属于索然无味的应用文体裁。即使是有部分文本刻意地模仿寓言方式表达，也显得矫揉造作，生硬得让人难以卒读。因此，当代美学呼吁在后现代的历史语境重建寓言思维和寓言世界，帮助沉湎于技术理性和实用理性中的人们恢复对于世界、自我的诗性直觉，感受到古典时代曾经璀璨奇妙的“寓言”之美，同时领略寓言之中的深刻智慧和机智幽默。但丁将他的《神曲》看作是一部“寓言式”作品，他说：

为着把我们所要说的话弄清楚，就要知道这部作品的意义不是单纯的。无宁说，它有许多意义。第一种意义是单从字面上来的。第二种意义是从文字所指的事物来的;前一种叫做字面的意义，后一种叫做寓言的，精神哲学的或奥秘的意义。

朱光潜认为：“寓言或象征是中世纪文艺创作与理论的一个指导原则。就但丁的这一段话看，中世纪文艺创作者所用的思维可以说是寓言思维。寓言思维是一种低级的形象思维，因为感性形象与理性内容本来是分裂开来而勉强拼凑在一起的，感性形象还不一定就能很鲜明地把理性内容显现出，所以它还带有神秘色彩。黑格尔就把东方原始艺术称为象征型，把基督教时代艺术称为浪漫型，其实就中世纪这个阶段来说，说基督教的艺术属于象征型，也许更符合实际些。”显然，朱光潜对于寓言的阐释不尽合理。由于受到黑格尔的影响，他认为寓言是低级的形象思维形式，也是不完善的艺术表现方式。其实，黑格尔有关寓言的美学观念，属于传统形而上学对于寓言和寓言思维的偏见，是“逻各斯中心主义”在艺术哲学上的折射。众所周知，远在但丁的《神曲》之前，古希腊的神话、悲剧、史诗都运用了“寓言”的方式进行表达，即便是哲学——这一旧形而上学认为的人类思维的最高样式，也是常常喜好选择“寓言”的方式来言说深奥的道理。柏拉图的对话录充满了寓言式的象征和隐喻，充满了修辞的比喻、暗示、夸张、反讽、背谬等趣味，一方面使哲学平易和亲切，让一般人易于接受和理解，另一方面使文本诞生美感和诗意。中国的先秦诸子普遍喜爱以寓言的方式进行论辩和说理，特别是庄子，极其娴熟地借助寓言的感性外衣隐喻深邃精辟的思想，或把深刻的道理化解为简单的故事，启迪人思，既容易被大众接受，也可能诞生丰富的美感和意趣。稍稍索一下文学史，可以看到单纯的寓言文体也获得极大的成功，其艺术成就已经超越历史和地域而成为永恒的经典。伊索寓言、庄子寓言、拉封丹寓言、克雷洛夫寓言等就是如此的美与艺术的经典寓言，至今影响着我们的思维和生活。

从另一个思想角度看，寓言思维不应该被贬斥为低级思维，它和神话思维、知觉思维、意象思维、直觉思维等其他诗性思维一样，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甚至是高于理性思维的思维形式，至少它们丰富和弥补了逻辑思维或抽象思维的缺陷和不足，提升了人类思维的境界。在当今的文化语境中，必须呼吁重新认识寓言和寓言思维应有之意义与价值，必须振兴一度衰微的寓言文体和寓言意识，复活僵死了的寓言思维和寓言精神，拯救被理性思维和逻辑分析压抑得苦闷的心灵。让我们的眼睛充满惊奇和情感色彩，头脑像古人一样充满想象力，和大自然的动物和植物对话，和山水云彩共同呼吸。在内心里模仿每一种生命形态和非生命形态，感受它们的情感和意义。由此建立和世界之间的审美关系，使我们单纯的理性认识、积极进取的世俗生活放射出诗性的光辉。

三、民族与传统

在全球化的历史语境，当代美学忧虑之一就是华夏民族的文化特性逐渐淡化和丧失。面临着西方文化后殖民主义时代的挤压，我们的确存在着民族文化和价值传统逐渐被蚕食的危险。有鉴于此，当代美学主张在新的语境重建民族信仰和对于传统进行再度反思。

自“五四”高举反传统的非理性旗帜，以及后来连续的政治动荡和外忧内乱，历史伤痛和社会的剧烈动荡交织在一起，华夏民族的文化根基已经摇摇欲坠，面临被颠覆的危机。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对于传统文化的彻底弃绝，令传统知识分子一度陷入绝望的境地。尽管在新时期瞥见几许传统文化复兴的曙光，然而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汹涌浪潮来临，科技和商品的有力结合，传媒和教育理念共同存在着认识的偏颇与误区，青少年对于民族性、文化传统等归属感和认同感已经越来越淡薄，文化和传统的复兴重新陷入危机。所以，当代美学提出重建民族和传统的信仰，既是出于历史和当下的思索，也是瞩目于长久的未来。

对于民族和传统的守护，固然包括一系列和一整套的宏大工程与宏大叙事，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维护精神世界中的理性和情感的双重信仰。信仰的建立是事情的第一步和首要的步骤，这就是我们必须在理性和情感上坚定地信奉华夏民族和传统的合理性、合法性，和其他民族和文化一样，它们具有天赋等同的价值和尊严，同等的意义和美感，它们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力和责任。与民族和传统逻辑相关的首先是语言文字，海德格尔所声称的“语言是存在的家园”这一语言本体论思想应该被我们借鉴。守护民族和传统的第一步，就是建立对于华夏语言文字的信仰，相信汉语言文字和其他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具有同等的审美性和合理性，不再以汉字不适应信息化、不适合现代传播工具为借口，不再以汉字存在着难以辨认、不容易书写为理由，贬低和轻视汉字，随着汉字的现代化和信息化的技术逐步完善，我们更有理由维护汉语言文字的尊严和优美，嘲讽曾经甚嚣尘上有关汉字拼音化的一厢情愿的幼稚设想。其次，守护民族性的信仰，包括对于民族的物质文化和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的有意识地遵循。除了宗教、艺术、伦理、制度等重要的精神文化之外，礼仪、饮食、衣饰、建筑、器具、风俗，甚至姿态、表情等细微的文化质点都构成存在者的民族标记和象征符号，我们都应该在适度地范围里给以尊重和仿效。再次，民族性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一个民族在漫长历史中形成自己的节令、节日、庆典和禁忌。都深深地烙在每一个人的心理，成为他们不可分割的精神信念和情感寄托，成为民族成员审美记忆的重要因素之一。即使是已经被科学完全证明属于虚妄的禁忌，也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它们构成精神文化的合理性法则，而不是科学的无情证明。最后，种族和民族的生物学标记，必须得到充分的尊重和爱戴，例如面貌、肤色、发质、身材、基因等，不能以科学手段随意篡改，即使是流行的染发、整容等手段，也不能违背生命和种族的自然法则。当然，宽容地理解现代人对于外来文化的接受，尊重一切个人的文化喜好和选择，这是一回事;而对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的坚守和敬仰则是另外一回事。对于后者的情感倡导并不意味着对于前者的逻辑否定。

传统是一个民族维护自己存在的全部价值和理由，因为传统具有神话和乌托邦的性质，它稳定地构成了信仰的力量，而信仰是不讲任何理由和前提，它只要求信奉于它的人在全盘接受。有理由认为，一个完全脱离了传统的民族就是意味着它什么都不是，意味它陷入了真正的精神黑夜。换言之，它作为传统中的那个民族已经死亡，不再具有原初的意义和价值。 传统充溢着保守和稳固的气质，它有孔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执著心态。闪现一种“宁愿玉碎，不愿瓦全”的道德气节。然而，随着历史境遇的不断改变和技术的飞速发展，对于传统的否定性和颠覆力量也在不断地加强，传统往往沦落为顽固和衰微的悲剧象征，一堆燃烧过后的灰烬和夕阳下的断垣残壁。一言以蔽之，在许多人的眼帘里，传统成为苍凉和死亡的意象。可是，曾经嗤笑、宣称和预言传统死亡的人，传统在一次次顽强的复活之后，反倒嘲笑他们的专断、幼稚和愚蠢。传统具有类似神话英雄的生命循环的功能。“生命—死亡一复活”构成生生不息的灵魂轮回模式，传统像不死的火中凤凰。

一个民族总是习惯于保存自己的历史记忆，不管这种历史记忆是悲剧、喜剧还是正剧，也不管它给后代是充满感伤的乡愁，还是弥散着激情和幻想的彼岸期待，这种历史记忆沉积为世代相传的精神结构，它就是我们所信仰的传统一部分。传统的其他部分还包括制度、宗教信仰、价值观、道德理念、风俗、礼仪、节日、庆典、禁忌和图腾、迷信和习惯、艺术和审美等等，它们共同建筑了一个民族坚实稳固的精神大厦。

当代美学倾向于维护民族的文化传统、价值传统和美学传统。守望传统就是守望民族文化的根，它必须构成我们心灵的内在力量和永远的精神诉求。一个民族既可能在变革的洪流中新生，也可能在传统的轮回中新生，因为变革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于传统的螺旋式上升。传统是循环不灭的太阳，它照耀古老的华夏民族永远前行在未来的历史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