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审美权力”引起了学界一些关注。与审美权力假设力求在文艺领域内以至文化社会学层面对当代艺术的审美拯救功能及审美文化的社会控制的肯定相应，“国家美学”重视审美的社会性特征及日常生活在审美权力生成和发育中的重要意义，重视当代美学研究与社会进步、国家发展的内在关联，从“重写中华审美意识”出发，主张后现代语境中大众文化的品格提升和价值创构。
康德的“审美无利害”论曾经使相当多的中国学人认为审美是不与现实功利目的相搭界的纯粹精神活动。其实，康德对“审美无利害”论的强调是囿于形而上层面对人的先天审美能力的肯定，是对审美过程中审美主体的非功利状态的彰显;“审美无利害”论实则指审美直觉过程中人的审美能力的瞬间状况，而不指涉审美活动在个体心境意绪层面和社会政治层面所引起的情感愉悦和精神升华。实际上，康德不仅肯定了审美活动对人类精神世界完整性的价值功用，还将审美活动视为陶冶人类心灵必不可少的手段，其思想具有现代美学审美功利主义的一种潜在内质。
审美是一种能引起愉悦情感的活动，人为了寻求审美状态中的那种迷离隐约或激越深远的愉悦而从事审美活动。审美的功利目的不是审美与功利的简单相加，而是指以审美手段获得精神愉悦或情感超越的目的或者说是审美本身所内蕴的功利目的。审美功利主义思想在王国维和蔡元培等身上已经得到鲜明的呈现。如果说王国维的“无为而为”还只是对康德“审美无利害”论的误读，那么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的呼吁则是对审美功利主义思想的大力张扬，是中国的审美现代性话语的一种启蒙。
如果说西方审美现代性是基于康德审美无功利性哲学命题之上的对日常生活及其意识形态的否定，是对科学理论的认识-工具理性的深刻质疑和对感性的审美经验的礼赞并且否定、批判和颠覆多于建设的话，那么，中国的审美现代性则因缺少现代性语境，自王国维对西方美学“审美无利害”的误读开始，就有相当程度的现代性企求。王
国维意在张扬现代理性的“感性启蒙”，以审美的否定和超越为现代性推波助澜。同是受康德和席勒的审美“纯粹性”的影响，蔡元培所倡导的“纯粹之美育”虽有西方审美现代性对审美独立性的强调的感性的一面，但他的“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强调审美在社会政治意义上的审美功利主义思想，则具有通过审美介入社会政治的强烈愿望。
与康德的审美判断狭隘地集中在理智化的形式特性上不同，美国著名实用主义大师杜威强调“恢复审美经验同生命的正常过程之间的连续性”，强调艺术应成为“以其统一的生命力的形式服务于人的整体”。对杜威来说，所有艺术，都是生命有机体和它的环境之间交互作用的结果，是一种包含能量、行动和材料重新组织的经历与活动。虽然美的艺术已经日益变得更为精神化，但有机的底层，仍然保持为胎动和根深的基础，仍然保持为一种使生命得到极大增进的情感能量的持续来源。更重要的是，艺术通过增进鼓动和激发我们的直接经验，从而帮助我们“实现自己所追求的无论什么样的更长远的目的，来以全方位的方式满足生命体”。
正如伊格尔顿所指出的，审美一方面重建个体和总体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又把社会统治更深地置于被征服者的肉体中，并因此作为一种最有效的政治领导权模式发挥作用。审美影响社会政治是因为它作为独特的意识形态形式具有的情感渗透和沟通能力，审美总是通过禁忌、仪式和时尚等审美制度因素渗入日常生活。日常生活是审美权力得以生成、发育和流转呈现并实现个体与社会间审美关联的基源性领域。一方面，人们的日常生活在很多情况下不同程度地淡化了凝重的政治功利性而趋向于灵动的美的境界，对某种政治动机和政治因素起到软化和消解的作用;另一方面，日常生活中个人选择的自主性和自由性，使霍克海默所谓“内化的压抑”成为个人在其私人生活空间中获得美的享受;日常生活为社会性个体开辟了相当自由的境域，并为“整个生命体”的感性丰富性提供了现实条件。审美权力作为一种具有弥漫性社会功能的感性知识话语，必然存身于当代政治、经济、文化以至大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审美权力除了着重于文学文化领域的审美强势话语外，还应包括主流意识形态塑造下的民族凝聚力、受主流媒体控制的当代知识话语、作为审美制度而呈现的禁忌仪式等，甚至还包括关系人们日常起居的世俗化欲求中的消费时尚。
审美权力假设强调立足现实，强调在艺术审美的内部规律与社会人生外部条件的共时性中彰显话语强势，因而具备对当代各种审美文化现象以至更其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的独特阐释能力。作为多元文化语境中的话语努力，审美权力假设的理论生长需要自己走出狭隘纯粹的文艺圈子，走向更为广阔的日常生活领域以至建基于其上的当代审美文化、社会交往、国家政治等领域。审美权力假设需要在新的历史语境中思考日常生活，思考自己与审美文化、社会交往以至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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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基于审美意识形态的特征及审美权力由文学文化领域向大众日常生活的强力渗透，当代国家形态及国家文化建设中审美与政治有着密切关联。一方面，国家美学通过渗入并借助国家权力强势介入社会政治现实和国际文化交流，从而实现“重写民族审美意识”的强烈愿望，具有积极入世的功利诉求;另一方面，国家美学以区别于强势政治权力和狭隘官方意识的审美权力话语形式介入公共空间，从而弥合集权与无政府的矛盾。国家美学将自己的根本目标定位于协调社会发展与个体审美欲求之间的冲突，寻求自身合法性基础上进行“和而不同”的文化“对话”，以求得人际、国际、人与自然间的整体性的动态和谐。
如果说审美权力假设是对经典的审美非功利性原则的一种挑战，是对各种反权力话语泛滥、艺术标准“自说自话”局面的一种反拨，那么“国家美学”则是审美权力假设“重写中华审美意识”理论生命的自我生长，是基于跨文化交流中的文化身份问题及国家精神文明建设需要所作的学术探索。美学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以至大众日常生活有何关联?美学研究如何使个体人得到感性丰富性，如何使国家精神文明建设真正走上适应人的主体性需要的道路?——这些尊崇“块茎思维”的反权力话语避而不谈的“国家思维”问题，恰恰都是国家美学所着力关注和应予解释的基本问题。
作为一个与国家哲学、国家伦理以及国家主义等联系的重要理论概念，“国家美学”是主流意识形态所营造出来的一种审美权力话语。但如果把“国家美学”仅仅归结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产物，归结为官方政治意识或政治权力影响下的文化、经济意识形态的产物，而不考虑来自底层大众的深厚的群众基础和国家传统文化的积淀以及当代传媒话语的新情况和当代国家建设的新问题，那么，国家美学就很容易被混同为庸俗政治和官方话语。
“国家美学”首先要涉及的是“国家”概念问题。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国家定义为阶级统治的暴力工具，否则无法有效地解答今天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统治职能及社会管理职能。在这里，国家利益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虽然当今跨国贸易和国际文化交往日趋密切，全球化进程成为一种全面而深刻的历史必然，传统国界在某种意义上似乎在隐退，“国家”观念也似乎有被“地球村”观念所取代的趋向，但“国家”必然是极具现实意义和仍将在相当长远时间内发生影响的独特力量。
考虑到“国家”所处的个体主体与人类主体间独特的历史形态和理论地位，国家美学不只强调自身在国家范围内的现代性体系化诉求，还充分考虑国家体系内的个体主体性和国际间平等对话的国家主体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国家美学既注重“个体主体间性”，也注重“国家主体间性”。国家美学是借助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和国家—民族观念所建立起来的既关乎个体生存意义又关乎社会稳定、国家发展、国际局势以至人类命运的审美权力话语。国家美学重视社会个体的基本生存权利和个体主体的感性丰富性存在，也重视国家主体在国际政治局势中对霸权主义的权力制衡和对自身主体地位的维护。国家美学既需要重视作为主体人的个体性与社会性存在的整体性和谐，也重视传媒、政策等意识形态工具对民众日常生活以至跨国新闻传播实施强势审美拯救和主体身份抗争，而这方面恰恰是“民族美学”在当代文化媒介语境中无法做到的。“国家美学”具有能以政治、经济、文化等全方位优势，整合民族文化所有资源从而在全球化现代化语境中获得审美话语的综合拯救强势。“国家美学”强调审美权力中美学的渗入和美学对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各领域的解构和建构性意义，强调世界文化交流“对话”中的国家身份。
国家美学是一个源自深厚民族文化积淀而广泛渗入社会生活的意识形态体系。国家美学处于国家与审美体验的过渡性空间，具有向理性国家与感性经验两方面进行弥漫性渗透的能力，它处于来自国家理性与感性肉身等方面的挤压和塑形力量的缠绕牵系之中，但它更强调“美学”的感性批评精神。国家美学既是对民族国家主体性的捍卫，又包含着对民族国家主体性的反思、批判，它力求自己在国家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保持自我生命，通过审美颠覆、审美救赎和审美建构等手段以不同于政治话语、经济调控、法律制裁、道德谴责的独特功能对社会发生作用。它有弥合阶级矛盾、维护国家政治统治保守的一面，也有引领大众超越现世低俗没落走向新生激进救赎的一面。
我们认为，美学必须而且应该直面受跨国集团及西方意识形态操纵与诱导的大众消费文化，努力营造具有强势拯救力量的精神文化氛围，以具有“正面价值”的艺术审美产品满足个体的感性丰富性需要。国家美学应该而且能够以居高位者的宽容来关注、赏识以至兼容与其结构性指向的呈现出多样性审美解构倾向，从而在个体及社会的广泛领域里呈现自己一定时段、一定层面的强势“控制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