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西方学者西奥多·赫斯伯格曾认为，城市化进程的研究应该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城市环境是怎样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化的”，二是“什么样的社会经验同城市环境的不同方面相关联”，三是“影响环境和社会变化的机制是怎样的。”① 在当今世界中，由于“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都市群”，以及与之有家族类似性的“国家首位城市”与“国家级城市群”、“区域中心城市”与“区域性城市群”，集中了全球、国家或地区主要的经济社会资源与精神文化资本，直接决定着“城市环境”的发展变化与“社会经验”的再生产过程，因而恰好构成了“影响当今世界环境和社会变化的机制”。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城市化进程正在被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都市群”为中心的都市化进程取代。正确理解与阐释城市化进程的当代形态与内在机制，对于我们理性认识人类历史进程、理解当代世界的主要矛盾与问题，以及处理现代社会遗留下来的各种环境与精神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都市群”为主题的“都市化进程”②，不仅将人类社会提高到新的历史水平与发展境界，也直接改变了城市化进程的传统模式与基本特点。如果说，传统城市化主要冲击与影响的是农业经济与农村社会与文化，那么，在都市化进程中，农业地区与农村社会将退居二线，作为低级形态的城市社会与文化首当其冲，成为最主要的革命对象。特别是对农业社会负担沉重、依然需要借助城市化机制，但已不可避免地卷入全球性都市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由于“城市化”与“都市化”同步到来，因而一个最基本的困境即“一仆二主”，在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中，处理得好是双赢，是自身的跨越式发展;而如果处理不好，则难免“顾此失彼”乃至于陷入更为复杂的矛盾网络中。但无论如何，清醒地意识到什么是“影响环境和社会变化的机制”，科学地把握与处理它所带来的有利条件与不利影响，是能否走一条具有本土特色与当代意义的新型城市化之路的重要前提。

与城市社会学一般对“城市化”与“都市化”不加区别，甚至于将“城市化”与“城镇化”混为一谈不同，我们之所以把三者严格地区别开，主要原因在于它们代表了人口、资源与资本等社会发展要素的三种不同流向，这在直接引发当今世界政治、经济与文化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的同时，也在更深刻的意义上改变着人类的历史实践进程与日常生活世界。以城市化与都市化的影响而言，城市化主要针对的是农村人口与农业地区，表现为农村人口与农业社会资源向城镇、城市、都市空间的匀速流动，其结果正如恩格斯所说：“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工业一起改变了自然界，结束了人们对自然界的幼稚态度和行为”。③ 借助于先进的现代科学技术与高度发达的工业文明，现代人在城市中真正地成长为不依赖大自然而生活的巨人。但另一方面，作为城市化核心要素与手段的现代科学与工业文明，在创造出巨大的物质文明与理性文化系统的同时，也给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埋下了严重的生存危机。如现代科学与理性精神对“温情脉脉”的农业文化传统与精神生态的解构，如高度发达的现代科技与工业对自然环境与资源一次性的恶性损耗，这两方面的问题集中体现在“城市病”或“城市危机”中，使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遭遇到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作为城市化的升级版本与当代形态，都市化进程的直接对象则是普通的乡镇与中小型城市，意味着在城市化进程中聚集于这些空间的人口与资源向中心城市、大都市与都市群的进一步集中，并表现出速度快、规模大、不均衡等新特点，构成了一个更加复杂的社会发展进程。都市化进程不仅使传统的“城市病”与“城市危机”更加尖锐与激烈，同时也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许许多多的新矛盾与新问题。这些问题与矛盾往往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种族、宗教等相互缠绕在一起，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与综合性。但另一方面，作为人类社会发展高级阶段的大都市，由于自身积累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与优秀的人力资源，所以也为人类从根本上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与当代新问题提供了资源与基础。

二

现代科学与现代工业是城市化进程的核心要素与主要机制，这两者既有明显的区别，也有十分密切的内在联系。具体说来，现代科学体系是城市化模式的内在精神资源，现代工业系统则是其外在实践方式，它们密切结合，在200多年的城市化历史进程中，对人类的主体世界与客观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是人类社会与其传统形式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根源。西方学者罗斯托曾指出，传统社会发展的动力在于“使用从牛顿物理学衍生出来的各种技术”，而“采用并提高了从牛顿以后的或现代的科学中衍生出来的技术”，是现代社会发展加速的主要原因。④ 而现代社会的发展最直接的标志是大城市的繁荣，所以说，现代科学与工业文明也是人类城市迅速发展的最重要的主客条件。如西方学者指出：“古代的城市受气候、功能和时间的共同影响，是一种社会性的产物。这种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适合当地条件的技术、风格和建筑样式，他们既反映又指导了社会模式和当地文化的特质。然而，工业技术的发展使得原有的限制变得较为自由。非本地的建筑材料用船从远方运来：沙地或花岗岩地区到处竖立着大理石表面的摩天大厦;常绿森林里停靠着各式房车。在全国各地的郊区都可以见到一排排类似中西部特色的农舍和新英格兰时期的建筑风格。标准化的写字楼随处可见，全然不顾当地的气候条件，然后通过供暖和空调系统来弥补这种有意的忽视。大众流通系统用高昂的代价把各种不宜存放的食物运进雷同的城市里，摆放在相似的超市中，随顾客带进公寓，在相似的厨房里享用，不考虑地区之间的差异，不考虑地理条件的不同，不考虑季节和气候因素，甚至也跨越了国家的界限。”⑤ 由此可知，尽管在社会学家看来，“导致今日西方城市生活方式的具有高度组织性的技术社会是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而成的。”⑥ 但实际上，正是借助于现代科学与工业文明的成果，现代城市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内涵上都与其传统形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其结果是以现代科学为内在生产观念，以现代工业为主导性实践方式，最终建造了一种既不同于传统乡村、也不同于传统城市的现代城市生活方式。

正如未来学家托夫勒所说，“工业化的繁荣昌盛，不止于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它还是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思想方式。”就思想方式而言，“它与农业社会的价值观念，神话传说和道德标准在各方面都发生了冲突……对上帝，正义，爱情，权力和美，都重新赋以新的定义。它焕发出新的概念，新的见解，新的推理方法。它打翻了并且取代了古老的关于时间，空间，物质，和因果的观念。”就生活方式而言，是产生了一种新的“工业现实观”(indust-reality)，“工业现实观是工业化的产物，它贯穿在工业化一切观念意识形态之中，指导我们去认识和理解这个世界。它是为第二次浪潮文明，为这个文明中的科学家，企业家，政治家，哲学家和宣传家使用为前提而形成起来的。”⑦ 现代工业不仅为现代城市提供了如钢铁、水泥、玻璃等建筑素材，由于它本身还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因而对传统的农业文明及其生活方式的影响是全面的与彻底的。以现代工厂为例，它已不单纯地是一个空间场所，作为城市化进程的基本象征，从它出现的那一天起，本身也构成了一种朝气蓬勃、富有生机与魅力的新生活方式。如著名的前苏联歌曲《山楂树》所唱——

歌声轻轻荡漾在黄昏水面上，

暮色中的工厂在远处闪着光，

……

轻风吹拂不停，

在茂密的山楂树下，

吹乱了青年钳工和锻工的头发。

哦，那茂密的山楂树白花开满枝头，

哦，你可爱的山楂树为何要发愁?

在这里，爱情的主角已不再是传统的贵族与骑士，或者是偶尔来乡下的贵族与庄园里的农家子女，而是被替换为“青年钳工和锻工”。在某种意义上，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主体的精神生活在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变化。当然，工业化过程也有血腥与苦难的记忆。以上海为例，如薛毅就不同意李欧梵对上海都市文化的所做的解读与阐释：

在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上海地图的主要空间意象是外滩建筑、南京路上的百货大楼、霞飞路的法租界，百乐门歌舞厅，以及供富人消费的跑马场与情人们幽会的电影院。“这是一张摩登上海的地图。这是享受的上海，这是消费的上海，这是让人惊奇的上海。这里有一些人的温柔乡，让他们由衷赞美上海的多情，上海的现代文明，上海的高雅艺术……但穷人在哪里呢?摩登上海地图没有标明穷人的区域。穷人从河道上漂过来，一条是苏州河，一条是肇家滨，然后上岸，住了下来，肇家滨岸边，也有让人新奇的建筑，叫滚地龙。就是拿木棍和草席搭的小窝棚。工厂在哪里呢?浦东有工厂，北面的杨树浦有工厂，我们应该记得夏衍有一篇著名的《包身工》，说的就是那里日本人开的纱厂。……所以，如果要描绘一张完整的上海地图，仅仅标上外滩、南京东路、霞飞路等等是不够的，应该把苏州河以北、西区、浦东等穷人的居住地和工厂所在地也包括进来。同时还要考虑城市和乡村这个问题。”⑧

不管是历史的幸福与苦难，还是今天重构的精神传统与城市记忆，它们的原始发生都深深植根于现代工业生产方式中，高耸云端的现代工厂也曾是影响现代人生活与情感的中心，这都是无可置疑的事实。

与人类任何历史与社会进程一样，现代工业文明有明显的二重性，一方面，它是一种巨大的发展、进步与解放，但由于这是以巨大的牺牲为代价为前提，所以也为人类进一步的发展、进步与解放设置了巨大的障碍。对于工业文明而言，这主要是对自然环境与可再生资源的严重污染与毁灭性消费，并成为影响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头等大事。以人类赖以生存的氧气为例，人类人均每天消耗360升氧气。根据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研究，1993年到2000年，大气中平均每天减少224亿吨氧气。主要原因是由于石化燃料和燃烧需大量消耗空气中的氧气。同时由于森林砍伐和海洋污染，使氧气的供应源也在逐渐减少，一位日本学者曾做过这样的测算，“就在你一眨眼的瞬间，全球大气中减少了710吨(50万立方米)氧气。这些氧气可供140万人用1天。”⑨ 另一方面，以对大自然的巨大消耗为前提建立的城市社会，却并不是一个安静、和谐、适合人生存的新家园。以城市生活环境为例，“各种车辆涌入城市，占据了城市的外部空间。摩托车使城市的街道变成对人们健康和安全的威胁，这样的交通通过自我毁灭的方式破坏了快速交通的本义。城市广场沦为停车场，街道两边挤满了停靠的车辆。人们无法躲避空气污染所带来的危害，这种状况已经引起了新闻媒体的广泛关注和评论，但缺少法律方面的评论。机器产生的废气仍然到处可见，大多数城市被笼罩在有害的空气中。而且，由于噪声是看不见和摸不着的，也不能通过摄影的手段加以记录，人们常常忽略它的危害。然而声音无所不在，我们无法逃避。交通的嗡嗡声，除草机的声音，空调运转的声音，通风系统的声音，荧光灯的声音交汇在城市之中。尽管城市居民不得不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但这样的环境是令人讨厌的，人们不能避免且难以忍受。”⑩ 以中国的城市环境为例，据《2005年国家城市环境管理和综合整治年度报告》显示，全国城市的空气污染问题突出，有43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低于国家三级标准。这其中还有7个国家环保重点城市。同时，全国城市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为0的城市有178个，占“城考”城市总数34.84%;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为0的城市有130个，占“城考”城市总数25.59%。在这些指标中，内蒙乌海、云南昭通、广西河池、甘肃陇南、江西萍乡、陕西商洛等6城市有5项以上指标在全国地级城市中排名居后，被列为全国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工作较差的城市。(11) 这也是各种回归自然、抗议与批判城市文明之声，在当代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汹涌澎湃的根源。

在度过了短暂的黄金时代以后，传统的城市化之路遭遇到的困难同时表现出来，一是由于理性的片面发展严重扭曲了主体的心理与情感世界，二是由于工业生产的异化恶性损耗了大自然的环境与资源，这两方面加起来，内外交困，使传统的城市化进程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在巨大的现实压力与困境面前，曾经作为城市化进程主要经济支柱的现代工业，更是深深陷入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生存危机中。

三

城市化进程主要影响的是农村经济社会与生活方式，如冯友兰先生曾指出：“工业革命造成了这一结果。它使东方靠西方，就像乡下靠城里一样。乡下本来靠城里，不过工业革命之后尤其如此。工业革命使西方成了城里，使东方成了乡下”;“城里彻底破坏了乡下的生活方式。尤其是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农民有麦，但他还要上城里买面粉;农民有棉花，但他还要上城里买布。在精神上也如此。所谓中国人往西洋留学者，实即是乡下人进城学乖而已;所谓中国人往西洋游历者，实即是乡下人往城里看热闹而已。”(12) 又如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描述的非洲社会：“乡下男女进城，发现人生原来另有一片天地——不管是本人亲身体验，或邻舍辗转相告——矛盾的是，第三世界的情况与第一世界部分地区一样：正当农村经济在城市的冲击下被乡民遗弃之际，城市却可能反过来成为农村的救星。如今大家发现，生活并不一定得永远像祖先那么艰苦惨淡，并不是只能在石头地上筋疲力尽，讨得那起码的糊口之资。在全球风光无限旖旎——但也正因此收成太少——的农村大地之上，从60年代起九室一空，只剩老人独守。”(13)

都市化进程主要影响的是现代城市经济与社会生活，在经济要素与生产方式上，以现代工厂为中心的现代城市工业首当其冲。

首先，作为城市化的升级版本与当代形态，都市化的主要特征是城市化速度更快，城市规模在更大的空间上扩张，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城市问题”，不仅在相当长的时期与相当大的范围内持续存在，而且还有进一步升级、更加严重的趋势，使原本已不堪重负的地球环境与资源无法承受。以工业生产为例，“法国在1910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间的29年里，工业生产仅增加了百分之五。然而在1948年到1965年的短短的17年里，工业生产大约增长了百分之二百二十。今天，对于高度工业化的国家来讲，年增长率从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左右已属平常。”(14) 与现代工业一同增长的，则是对各种自然资源的恶性损耗。以能源为例，已故的印度著名的原子能科学家霍米·巴巴博士在第一次国际和平利用原子能会议上就指出：“‘19世纪上半叶以前，每百年消耗的总能量不到半个Q(按：Q代表燃烧三万三千吨左右的煤所释放的能量)。但是到了1850年，比率增加到每百年一个Q。今天，大约是一个世纪要用10Q。’换言之，粗略算来，人类过去两千年所消耗的能量，大约有一半是在过去一百年间消耗的。”(15) 另一方面，城市规模的进一步扩张，也使固有的“城市环境”问题变得更加尖锐与突出。城市社会学家曾指出：“在出现了工业系统的早期城市以后，住房、商店和运输的发展，吸引了前所未有的大量人口。在旧城市中，祖祖辈辈居住在这里的固定人口，淹没在新来的人流之中，原有的邻里生活方式受到破坏性冲击。在很多城市里，由于人口急剧增加，食物、住所、卫生设施、医疗保健和职业非常紧张，供不应求，其结果是欲求受挫，疾病流行，营养不良，犯罪率上升，街道上混乱不堪。”(16) 但这只是“城市病”的初级形态。在都市化进程中，由于它造成了全球范围内人口与资源在狭小都市空间的高度与快速集中，因而其所带来的“都市问题”与“都市危机”也同样水涨船高，这不仅使资源与空间的争夺出现了国际化趋势，同时，都市问题也往往与政治、经济、军事、种族、宗教等缠绕在一起，远比传统的“城市问题”更加复杂与更加难以解决。

其次，由于经济全球化，都市化进程的影响，并不局限于高度发达的城市化国家与地区，相反却是，对于城市化水平低而速度快、速度快而极端不平衡的后城市化国家与地区，由于同时面临都市化与城市化的双重挑战，以及由此引发的多重矛盾，使它们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危机更加严重。这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它们已不可能获得足够的资源与空间进行自身的现代化与工业化建设。以中国为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GDP翻了两番，是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但另一方面，这也是在能源消费翻一番的基础上实现的。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曾指出，中国到2020年的发展目标是再实现GDP翻两番，如果按照能源再翻一番的公式计算，“2020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量将达到30亿吨标准煤，其中，煤炭22亿吨、石油4.2亿吨、天然气2000亿立方米。”其他不说，仅以煤炭计算，“就面临四大压力。一是面临煤炭精查储量不足的压力。煤炭生产若达到22亿吨，需要精查储量1251亿吨，而目前尚未利用的精查储量仅为600亿吨。二是面临生产能力不足的压力。全国煤炭生产能力目前为15.6亿吨，考虑部分矿井衰老报废等因素，2020年前需要新增煤炭生产能力10亿吨。这意味着今后17年要建设百万吨级的大型煤矿1000个，接近美国目前的产煤总量。三是面临运输能力不足的压力。煤炭消费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但煤炭资源主要分布在北部和西部。这种分布决定了北煤南运、西煤东运的格局。按新增10亿吨生产能力中70%需外运考虑，要再建7条大秦线以及相应的港口。四是面临环境容量不足的压力。我国二氧化硫排放量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已分别位居世界第一和第二，其中90%的二氧化硫排放来自煤的使用。继续按目前的方式大量消耗煤炭和排放污染，不仅国内环境质量难以改善，来自国际社会的环境压力也会越来越大。”(17) 也就是说，如果仍然按照传统的发展模式，中国未来的发展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

再次，哪里存在着危险，哪里就有拯救。都市化进程在给现代工业带来巨大挑战的同时，也以更高层次的发展为当代城市提供了新的发展理念与工具。具体说来，在物质生产方式上，与以矿山开采、冶炼、纺织等传统制造业为主体的城市化进程不同，以高新技术产业、金融资本运营、信息产业、文化产业等为基本标志的后现代工业与商业，构成了大都市社会在物质生产与经济发展方面的主导性机制。以信息产业为例，这是一种“以无形的智力投入为主形成的特殊服务行业”，并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正在成为传统服务业的朝阳产业。在这些新兴的都市经济生产方式中，不仅最大限度地体现了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同时它们所创造的巨额利润上也是传统制造业无法比拟的。以数字创意产业为例，在传统制造业全面萎缩、陷入困境的当下，全世界创意产业每天创造的产值高达200多亿美元，而且还在以更高的速度迅速增长着。以中国高新技术开发区为例，如有“中国光谷”之称的武汉东湖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经过十多年来的发展，已形成以光电子信息为龙头，生物工程与新医药、环保能源、机电一体化等高新技术产业格局，其光电子信息产业不仅已成为武汉市四大支柱产业之一，同时在全球产业分工中也占有了一席之地。在都市化进程中，这个高新区的产值占全市财政收入比重，已从1991年的0.2%提高到2005年的5.04%，其中，光传输系统技术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光纤光缆的生产规模上升到全球第三位，国内市场的占有率达50%，国际市场占有率也迅速提高到12%。又如综合实力和创新能力跻身全国53个国家级高新区的无锡新区，它以占全省1%的土地、2%的人口，创造了2%的地区生产总值和财政总收入、3.5%的工业产出、7%的外贸进出口总额、8%的实际到位外资，高新区平均产出强度达到30亿元/平方公里。2005年，全区的高新技术产业实现产值755亿元，占全区工业总产值的62.4%;高新技术产业实现出口73亿美元，占全区出口总量90%。(18) 另一方面，作为当代都市最具经济活力的高新技术产业区，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经济财富，同时也成为吸引世界优秀人才的中心，如著名的苏州工业园区，2002年园区吸引人才1.5万人，2003年吸引3万人。(19) 高新技术产业区的基本特征即是在以最小的空间、最少的人口创造出巨额的经济利润，与占地面积大、劳动力资本大而实际产值不高的传统制造业相比，两者可以说是有天壤之别。

由于这些原因，都市化进程直接导致了现代工业的边缘化。所谓边缘化，是指现代工业在都市化进程中丧失自身存在的合法性，与辉煌的后现代工业相比逐渐沦落为边缘与配角。现代工业是城市化进程的支柱产业，与之相应，是现代工业占据了现代城市的核心空间与地段，机器轰鸣的工厂、高耸入云的烟囱，成为现代工业城市最重要的城市地理景观，并为现代城市的迅速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与巨大成就。但在都市化进程中，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现代工业作为人类生活支柱的朝阳时代正在成为历史，不仅现代工业因其产业性质受到严峻的挑战，传统城市以工业、制造业为中心的城市定位也同样在劫难逃，这是工业化的城市空间在都市化进程中必然遭遇的现实命运。以中国为例，当代许多工业城市或城市工业空间的基本困境即所谓的产业结构调整，“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城市产业虽然在迅速发展，但仍然沿用传统的以高投入、高产出、低效率为特点的增长方式，加之市场机制不完善，致使我国城市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水平落后。……从第二产业看，工业所占比重过高，且自身素质不高：基础工业与加工工业的增长不协调，加工业的发展快于基础产业的发展，造成加工业供过于求;机械工业、电子工业、石油化工、汽车工业等产业的主导地位没有真正形成，不能充分带动经济的发展;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力比重明显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影响了工业的发展。我国城市第三产业近年发展十分迅猛，但仍相对滞后。目前，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和劳动力比重分别已达到50%～65%和60%～75%之间，而中国2000年第三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和劳动力比重分别仅占33.2%和27.5%，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和地区水平。”(20)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产业调整与都市化进程的内在密切联系。都市化进程意味着中国经济与世界的一体化，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象征，这本身也是中国必须促进产业结构更新，发展高级产业结构，走一条超越式的经济发展之路或城市化之路的重要推动机制之一。

现代工业城市或工业城市空间之所以在都市化进程中遭遇困难，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是工业用地与厂房占据了在都市化进程中急剧升值的都市中心空间，这不仅直接影响了更多人口向大都市、城市中心的迁移，同时新兴的后现代工业在发展中遭遇到空间资源的严重紧缺。二是传统工业产业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已远不能与以现代金融业、文化创意产业等为核心的都市新经济生产相提并论，占据空间资源的巨大，与实际产值的低下，是现代工业必须为后工业社会腾出地盘的根源。这两方面的作用相互交织，共同制造了现代工业这个城市化进程中的巨人在都市化进程中的悲剧命运。以中国为例，近年来几乎所有城市都集体参与了一个重要的活动，就是“工业大搬迁”。作为中国传统工业的基地的上海，由于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迅速发展，也就是说更早地迎来了自己的都市化时代，因而在这方面启动得比较早，“改革开放以前，上海的工业大部分布局在中心城区。直到改革开放后的1985年，其中心城区的工业企业数仍占全市的一半多，工业产值占全市的七成多。1990年代以来，上海中心城区工业转移疏解力度加大、速度加快、变化非常明显”，以中心城区工厂房屋建筑面积为例，“从1993年到2000年总共减少将近500万平方米，减少幅度为13.7%;其工厂房屋建筑面积占各类建筑面积的比重从25%下降到15.4%，下降了9.6个百分点，降低幅度达38.4%。”(21) 还有北京，在《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中，“标志性事件”是首钢从北京搬迁至河北曹妃甸。首钢是国有特大型企业，是新中国工业产业的象征，有近700亿元的资产总额、逾800亿元的销售收入。尽管如此，但由于不符合以“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制造业”为主要内容的新北京城市功能定位，所以只能从中心位置上退出。(22) 与北京类似的还有杭州。杭州自古就是一个消费城市，只是在现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才开始启动现代工业城市的发展程序，并形成了具有相当规模的杭州工业城市格局。2004年杭州市第二产业GDP占到53%，可知现代工业已经成为杭州市的支柱产业。但在都市化进程中，由于杭州定位于旅游休闲之都，与首钢的命运相似，杭州民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将其原料药生产车间迁往绍兴袍江，新光塑料有限公司搬迁至萧山所前镇，杭开电气搬迁至位于拱墅康桥的新厂区，杭州汽车发动机厂将迁至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杭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将迁至临安经济开发区，金鱼集团和松下家电也正忙于搬迁中。(23) 历经几十年建设而形成的“工业杭州”，将很快从新天堂的都市空间中整体地消失。

四

在某种意义上，最重要的不是对现代科学与工业做浪漫主义、人本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声讨与批判，而是在找到问题的根源之后，努力探索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式。因为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并不是对现代科学与工业加以全盘否定的理由，它们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对现代科学与工业的检讨与反省，只能是对其片面发展的疗救与关切。而当代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展开的都市化进程，恰好为现代工业在新形势下的升级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内在的生产理念与具体的实践方式。

与消极的边缘化命运不同，现代工业在都市空间中一个积极的出路是景观化。所谓景观化，是指工业生产空间同自己固有的“生产内容”与有限的“实用目的”剥离，在都市化进程中通过文化创意等审美生产程序使自身再生产为新的都市景观。如果说，前者可以用“暮色中的工厂在远处闪着光”作隐喻，那么后者则是“暮色中的工厂成了都市最美的风景”。以首钢为象征，尽管其工业功能正在消失或变得一无是处，但它30米或50米高的厂房、纵横的铁路、巍峨的高炉等占据的宝贵的都市空间，却正在成为以文化创意为主题的都市再生产的对象。据悉，一份名为《利用首钢工业遗产发展创意产业对策研究》课题近日正式立项，将研究2010年首钢整体搬迁完成后，在其旧址建立创意产业基地的具体问题。具体是以石景山区打造“首都休闲娱乐中心区”为背景，理清首钢搬迁后工厂、仓库、铁路、大型冶炼设备的布局、面积大小等资料，同时针对不同地块，列出适宜发展的创意产业细分行业。届时，首钢旧址内有望建起一个创意产业“梦工厂”。(24) 这是只有在都市化进程中才能出现的再生产过程。其美学原理可以西方学者德波称的“景象社会”(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为代表。在他看来，“景象既是现存的生产方式的筹划，也是其结果。景象不是现实世界的补充或额外的装饰，它是现实社会非现实主义的核心。景象以它特有的形式，诸如信息或宣传资料，广告或直接娱乐消费，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生活现存模式。景象是对在生产或必然的消费中已做出的选择普遍肯定。景象的内容与形式同样都是现存状况与目标的总的正当理由，景象也是这正当性理由的永久在场，因为它占用了现代生产以外的大部分时间。”(25) 另一方面，这对于美学学科在当代的发展也有重要的启示，也就是说，都市化进程也为美学研究与人类的审美活动提供了新的对象与思路，“传统美学谈及自然时仅限于自然之美，比如大块的乱卷积云，渐行渐远的山脉，静静蜿蜒的林中小溪和早春的野花等。但如果我们将自然的范围扩大到世间万物，美学的内涵也会随之扩展。因为如果审美的感知也将无处不在。19世纪末的艺术已经将表现对象从原先的优美、悦目之物大大拓展，从丑陋到怪诞、奇异甚至恶心，应有尽有。自然美学相应地必须打破自身防线而承认整个世界。所以，各种类型的环境中都有审美因素存在：田园风光有，商业区也有，工业区和山区湖泊一样。”(26) 都市化进程的审美再生产，一言以蔽之，即现代工业的实用功能衰退，与此同时带来的是其审美价值的生成。当然，这是一种与农业文明及其田园生活很不相同的东西。

现代工业不仅是人类一种宝贵的历史经验，同时也是工业历史遗留的重要的文化与物质遗产。它与都市化进程的关系是相克相生的，一方面，都市化进程直接否定了现代工业的传统存在方式，但与此同时也给它赋予了更恒久的文化与精神价值。正是在大都市的财富、人口与剩余时间的基础上，占据着庞大都市空间的废弃厂房才能现实地完成新生的历程，化腐朽为神奇，成为商业流通、文化创意与艺术生产的重要空间。甚至它那锈迹斑斑的各种现代工业细节，在都市人特有的精巧创意与艺术设计中，也都得以完好的保存。以后现代城市设计中的“3R”原则——即减少资源消耗(Reduce)、增加资源的重复使用(Reuse)、资源的循环再生(Recycle)为例，“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废弃的工厂可以在生态恢复后成为市民的休闲地，这不仅可以节约资源与能源，还可以恢复历史片段，延续城市文脉。如德国景观设计师彼得·乐兹(Peter Latz)设计的(Emscher Landscape Park)景观公园，就充分利用了原有工厂设施，在生态恢复后，生锈的灶台、斑驳的断墙，在“绿色”的包围中讲述着一个辉煌工厂帝国的过去。”(27) 以中国为例，如昔日烟尘密布的煤城枣庄，如今已成为“天蓝、地绿、水清、气纯”的“和谐人文”之城，主要原因即在于城市发展理念由工业城市向生态城市的转变，形成了独特的循环生态经济产业，“枣庄以企业为单位推行清洁生产，从源头上切断污染源。以行业为单位构筑循环链条，畜禽养殖行业形成了‘秸秆——畜禽——粪便——沼气——发电——照明取暖’循环经济产业链。在面上，形成整个社会资源的循环流动。作为煤城，煤矸石曾是一大害，现在建起了20多家以煤矸石为燃料的热电联产企业，煤矸石变废为宝，转化为清净能源，形成了具有枣庄特色的煤炭——煤化工——火电——建材循环经济产业链。”(28)

工业文明的审美再生产，正在成为一种全球性的都市生产方式。这方面既有国际上成功的范例，如德国西部北威州的鲁尔区，19世纪曾是德国的煤和钢铁生产基地，它支撑了德国150年的发展。“但是，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鲁尔区遭遇了‘煤炭危机’和‘钢铁危机’，不得不缩小煤矿开采的规模并减少钢产量。如今，鲁尔区90%的煤矿厂和炼钢厂都已经关闭，这块在工业膨胀时期吸引过大批来自欧洲其他国家的客籍工人的土地，几乎告别了大工业时代。然而，令人欣喜的是，废弃的厂区，并没有因此成为城市铁锈斑斑的伤疤，而是被州政府成功地与文化产业结合在一起，或改造成景观公园，或是休闲娱乐场所，或是工业博物馆，或是设计与艺术中心……甚至还形成了一条被称为“工业文化之路”的旅游线路，它连接了19个工业旅游景点、6个国家级博物馆和12个典型工业城镇，正如同一部反映煤矿、炼焦、钢铁工业发展的“教科书”，带领人们游历150年的工业发展史。”(29) 在中国也是如此。如南京市白下区，建于1967年的南京无线电七厂、1958年建的南京汽车仪表厂和始建于1958年的无线电元件四厂，正在改造为南京首个具备专业特色的创意产业集聚区。(30) 如中国近现代工业城无锡，在茂新面粉厂旧址上建设“中国民族工商业博物馆”、北仓门原中国蚕丝公司无锡分公司仓库成为艺术展示中心，永泰丝厂将建立无锡丝绸博物馆;古运河沿岸“米无锡市”遗址规划为开放式的蓉湖公园。(31) 北京的798厂，是50年代初由苏联援建，东德的技师负责设计建造的重点工业项目，本是国营电子工业的老厂区，正在成为北京城内的艺术文化新区。(32) 一个值得一提的人物是台湾人登琨艳，他在1990年代初来到上海，并最早意识到苏州河岸那些老厂房的价值，他先在苏州河边上租下了一个老货仓改造成设计公司。接着又将上棉九厂改造为滨江创意园区。由于他的贡献，2004年10月2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亚太文化遗产保护奖颁给了他。(33) 对于起步较晚的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由于都市化进程这个升级版本的出现，它们已无法再按部就班地走自己的“城市化”之路。以中国为例，由于是在落后的科学技术与产业经济基础上过早地迎来了都市化进程，因而受到的冲击更大、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一方面是现代化建设需要大力发展现代科学与现代工业，但另一方面，由于这是一条成本太高的城市化模式，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工业的“景观化”之路，无疑为中国在城市化与都市化的矛盾中实现自身的科学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路。

一切都不会消失，在人类历史上曾经起到重要作用的现代科学与工业技术，作为人类物质与精神两方面宝贵的财富与遗产，不仅不会消失，而且可以相信，还将会像古希腊艺术一样保有其“永恒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