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朱光潜美学体系的四维特性
朱光潜的文艺思想与美学理论体系(尤其前期体系)，是颇具特色的。其建构体系的路向是：以“出世一一入世”二极性人生态度(艺术形而上学)和现代多学科的实证知识(心理、生理、文学、历史-一一艺术生理学)去融汇西方哲人学说(康德、克罗齐、尼采、叔木华、布洛、立普斯、谷鲁斯，后期则是马克思主义)。纵横交织，层次分明，使之成为一个五彩缤纷、斑谰驳杂的理论体系。它像磁石一样，吸摄着当年年轻一代的心。即使是过了半个多世纪的今天，这个体系的磁力效应，也并不减色当年《文艺心理学》《诗论》，仍是难以匹比的美学入门书。几十年来，不管是怎样的风云变幻，其读者群有增无减，这证明了这个五彩缤纷、斑斓驳杂的理论体系确是一个“谜”。
朱光潜建构体系的独特心灵历程，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寻求出路的一种艰难卓绝的尝试。为了追逐人生与学术之谜，他经历了怎样的艰辛历程呵!翻开中国现代史，有谁曾不辞劳苦，从东方的香港到英伦三岛、巴黎、意大利，乃至莱茵河畔，前后度过十四年的大学生活?有谁能从飘缈的哲学玄思到精确的鲨鱼解剖.和用熏烟鼓和电气反应机测试心理反应，进行过张力距如此遥远的大脑训练?有谁曾有如此多种多样的兴趣，从中国的儒道释哲学到西方哲学(理性与非理性)、文学、艺术、心理、生理、符号逻辑，从中国诗学到西方诗学，最后用美学范式把以上万花筒式的学术成果统摄起来，成为以“情趣”为焦点的一家之言?有谁能以少年的身份熟练地使用非母语系统进入西方学术之林，并以自己的力作(《悲剧心理学》)引起西方学术界的注目?……凡此种种，只能使人惊讶、叹绝这种用西方的“火”煮自己的“肉”的学术胆识和规范，和用中国人的“灵”去灌输西方焦土的精神超度，从及二者的结合，令我们叹为观止。因此，朱光潜当年寻求人生出路的这种艰难卓绝的尝试，不管是在现代思想史上，还是现代文学史上，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这是“五四”.之后，“中国学术、文化向何处去”的一种探险一与解答!我们必须把朱光潜的文艺思想、美学体系放到这个高度上，才能拨开历史的乌云，客观地展示它的光辉。
朱光潜早期的文艺思想、美学体系(以《文艺心理学》《诗论》为象征)，不是一维的单一结构的学说，而是多维的理论体系，其间错纵地交织着：深刻而玄妙的哲人学说，严肃而豁达执着而超脱的人生态度，渊博而多向的学科知识，精当入微的叙述方法与行云流水式的语言表达。这里的哲人学说——二极性人生态度(艺术形而上学)——多学科的实证知识(艺术生理学/审美筋肉论)——语言表现与方法论，构成四维度的多面体的理论体系。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大有“不识庐山真面目”之妙。
所谓“哲人学说”，指这个体系的哲学一美学构架、逻辑起点的从属和继承关系。其前期的哲人学说，是以克罗齐的直觉说为核心，一方面渗入西方现代哲学美学诸派学说，如布洛的距离说、立普斯的移情说，谷鲁斯的内摹仿说等等，另一方面，又渗入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儒道释哲学精神和中国古典诗文的神韵、意蕴，具有转型时代中多向吸纳、兼容并包的大师心态，其焦点集中在审美认识论(心一物关系)上。其后期的哲人学说，则在扬弃前期哲人学说的基础上(也许有人怀疑这里的“扬弃”关系，详情下文展开)，以马克思恩格斯创始人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形态，即原生形态)，为后期追求的目标，同时吸取黑格尔、歌德、维柯等人的哲学美学观点，完成了人生观与学术观的双重变革，建构了马克思主义形态的美学体系，其焦点由审美认识论移向审美实践论(主体论或人学本体论)，成为一代美学宗师。
所谓“人生态度-一一艺术形而上学”，是指这个体系的艺术特质。朱光潜一生都在追求艺术的性灵，提倡“人生艺术化”和“艺术人生化”，并且认为：在人生与艺术之间有一个中介环节，即“情趣化”。人生的情趣化，就是人生的艺术化(宇宙人情化);艺术的情趣化，就是艺术的人生化(艺术植根于人生)。这便构成一种“人生一情趣一艺术”三一式结构的宇宙论模式。朱光潜早期深受尼采的影响，把人生的魂灵抬到艺术的祭坛上：“艺术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本来的形而上活动”①，“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人生和世界才显得有充足理由的”②。在前期哲人学说中，他以“艺术人生化”去消解“孤立绝缘”的直觉说，使他营造的美感内在结构在“直觉说”线上得到伸延和完善。在后期哲人学说体系中(主客观统一说中)，一切均以“艺术”为中介环节，完成“人一自然”的双向过渡。艺术形而上学，把他的人生追求与哲人学说融合起来，于是他便成为：既是青年的导师，又是现代学术泰斗，一身二任，熠熠发光，可望而不可及矣!
所谓“审美感受(多学科的实证)一一艺术生理学”，是指这个体系的近代审美倾向(审美筋肉论)，它把玄奥的哲人学说，灵妙的“人生一一艺术”关系(艺术形而土学)，落实于实证的心理——生理特征上，同时又把艺术生理学(审美筋肉论)广泛应用于诗学理论中，开创了美学——诗学的全新领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因此，艺术生理学既是朱光潜美学与诗学的交汇点，又是他学贯中西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关于这点尚未引起学术界的应有注意，下文专章论述)，在中国美学一诗学史上，没有任何人可以和朱光潜相比的，艺术生理的领域至今都是他独占的高峰。
哲人学说，构成这个庞大体系(前期与后期)的轴心，艺术形而上学(“人生一情趣一艺术”宇宙论模式)成为这个体系的形上观照，艺术生理学(审美筋肉论)，成为这个体系的形下实证，它同时突破这个体系的界限，伸延至诗学领域，完成了独特的诗学理论建构。以上可说是朱光潜理论体系的三个不同维度。但是由于朱光潜的理论体系(各种论著)，超越纯学术线性思维，处处是妙语机珠、情趣横生，渗透着语言和方法论的神奇魔力，令人爱不释手，这便构成了这个体系的第四维。因此，我们姑且把朱光潜的庞大理论体系称之为四维理论体系。面对多面体的理沦体系，必须具备相应的多面视角，否则便是“盲人摸象”了。
我们以上的看法是想当然，还是根据事实的?
根据之一在中国现当代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人、一家学说，曾经像朱光潜的“唯心主义”(或朱光潜-唯心主义)那样，充当众人的“靶子”曾受到随心所欲的人的批判，任何人都敢于批判朱光潜，都以批判朱光潜为荣，甚至可以导出一个公式：凡能批判朱光潜的人，都是唯物的、进步的、爱党爱国的。中国的极左思潮裹夹着“封建社会主义?”(马克思)的恶浪，点燃了熊熊大火，企图把朱光潜的“唯心主义”(朱光潜-唯心主义)及其论著的一切“遗毒”烧掉，……然而，朱光潜其人、其书、其事……却是“烈火金钢”。他犹如一位身经百战谙熟一切套路的老拳师，任从对手拳打脚踢他都轻轻一挡让对方自讨苦吃，翻了筋斗之后默认出手幼稚、低劣，败下阵来。愿意回头的，便拜他为师，不愿意回头的，便终生吃亏。直截了当的说，就是：朱光潜的理论体系，很难一打就倒，一批就臭(准确地说，应是打不倒，批不臭)。其中的奥秘是什么?就在于这个理论体系正如一个高大的丰碑，它有四个宽阔而结实的维度，面临四面八方，吹风刮雨，只能飘洒其中的一面(一维)。因而，它总是光照四方，风吹雨打不动摇。朱光潜理论体系所经受的严峻的历史考验，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个体系内部结构的谨严与合理，它是具有相当普遍性的历史——文化现象，而不是低能理论家的虚构或胡说八道。
根据之二，是另一位大师朱自清先生的认定。朱自清在《文艺心理学》序言中对该书作了精僻的评论(推而广之，也可看作对朱光潜体系的评论)，择其要点如下：一、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学术领域。“他这书虽然并不忽略重要的哲人的学说，可是以‘美感经验’开宗明义，逐步解释种种关联的心理的，以及相伴的生理的作用，自是科学的态度。在这个领域内介绍这个态度的，中国似乎无先例”。二、学术情趣化。“你想得知识固可读它，你想得一些情趣或谈资也可读它;如人宝山，你决不会空手回去的”。三、超群卓尔的叙述方法与语言表达。“这部《文艺心理学》写来自具一种——‘美’，不是‘高头讲章’，不是教科书，不是咬文嚼字或繁征博引的推理与考据，它步步引你入胜，断不会教你索然释手”，“全书文字象行云流水，自在极了。他象谈话似的，一层层领着你走进高深和复杂里去。他这里给你来一个比喻，那里给你来一段故事，有时正经，有时灰谐，不知不觉地跟着他走，不知不觉地到了家”。综观以上三点即可看出，那正是针对朱光潜的四维理论体系而引发出来的金玉良言。朱自清当年的见解，可谓一语中的，石破天惊。朱自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散文大师和学贯中西的文化思想家。他和朱光潜的关系亲如兄弟，非同一般。他对朱光潜的学说体系，体察入微，领悟深切，作出了极为准确的评价，这为后人读朱光潜的书指出了一条正确的路。然而十分可惜，此一大师对彼一大师的“拳术套路”、“魔法变形”的珍贵告诫，却被后来的人们忽略了，或被极左思潮所淹没了。人们只能束缚于伦理、意志上的评判，一叶障目而不识泰山了。请看50年代一位著名理论家对朱光潜理论体系的评价：“朱先生的学问，骤看起来好像是很渊博，他兼收并蓄了诸家的学说，他旁征博引了许多东西，似乎也能够头头是道。但是如果认真地把他的所有著作研读一下，那我们就会发现他的学说像用许多破烂的碎布勉强联缀成的破布片”，“当然，我们也承认，朱先生在过去旧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中，还算是比较用功的一个，他所涉猎的知识范围也相当广泛，在某些个别问题上，也有一些见解。但这一切并不妨碍我们作出这样的判断：就是朱先生的整个美学思想体系，是敌视中国劳动人民的、反动的、剥削者的美学思想体系”③。这是50年代对朱光潜美学体系带有代表性的评价(当然也并不否认当年有许多问题实属学术探讨)。当年大批判(大辩论)的共同特点是：一、调子很高，吓唬人的大话很多;唱来唱去的大调基本相同。二、“如果认真地把他所有著作研读一下”，却很少有人做得到，“认真”不起来，至于能研读朱光潜的“所有著作”者，谈何容易?例如你没有全面研究过克罗齐的心灵哲学，你怎么去评价直觉说的得失?你要评价朱光潜的“出世一入世”说，你没有研读过尼采的哲学美学著作，又能谈出多少见解?就是那本用英文写的博士论文《悲剧心理学》在中国恐怕也很难觅到，所以谈“认真”研读朱光潜的“所有著作”的话，不是谎言，也是大话。且听朱光潜当年的灵魂感受：“人家要封闭我的唯心主义，我自己也就非尽力封闭唯心主义不可……我自己咧，口是封住了，心里却是不服。在美学上要说服我的人就得自己懂得美学，就得拿我所懂得的道理说服我。单是替我扣一个帽子，尽管这个帽子非常合适，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单是拿‘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的口气来吓唬我，也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因为我心里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还只是研究美学的人们奋斗的目标，还是待建立的科学;现在每人都挂起这面堂哉皇哉的招牌，可是每人葫芦里所卖的药都不一样。”④批判者与被批判者之间根本对不上口径。50年代对朱光潜的大批判(“大辩论”)之后，历史证明：朱光潜前期的学说体系，是很难做到一打即倒，一批即臭的。道理很明显，批判者所面对的是四维体系中的一维——哲人学说(而且又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对于其余三维(艺术形而上学/艺术生理学/语言表现与方法论)，根本无法交锋，即使是对其一维中的哲人学说，也仅能划分一下唯物、唯心，指指点点而已。原因在于批判者的知识结构、理论库存与批判对象相比，实在难以相称，怪不得朱光潜在80年代的回忆中说：“五十年代的那场大辩论，有些题目(即范畴概念)是可笑的”⑤。其实，“可笑”的事还多着呢!朱光潜回忆中的评价，我以为是很有份量的。
“打打杀杀”的学术史早已过去!真正的学术沉思，早该来临!面对一代美学大师朱光潜的四维体系，应谈具有怎样的视界，才不至于成为“盲人摸象”，或隔靴搔痒?这是本书写作的总契机。
其次，面对朱光潜七百余万字的论著、译著，如何去评论它?采取何种评论方式为最佳方式呢?这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也是本书未动笔之前苦苦思索的问题。
评论一部著作或一个理论家，应该说是一个探险过程。“评”无定式，允许多种多样，方向相反，往往异道同归。但结合目前情况，似乎也只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基本上按照中国传统型的评点方式，或者说是变形的扩大了的评点方式。这种方式要求作者走到哪里，评论者也追踪到哪里，作对应性的评论;或者把作者的论著内容作大体上的分门别类，适当归纳，再作对应性的评论。这种评论方式缺少相对独立的解释框架，不能把“芜杂”的对象重新铸造一遍，使之成为一个新的存在物。这种评论方式既有优点，也有缺陷。其优点是，细致周到，密而不漏。在研究的起步阶段，这种研究方式的存在，似是在所难免。其缺陷是，要处处跟着作者走，作者说了什么，也要随之评论什么。这样，势必造成两种难堪情况：一是大量重复作者的原话难以避免，离开作者原话就会失去评论的依据，这样则会话语重叠、篇幅冗长，对不熟悉原著的读者，尚可读下去;但对已熟悉原著的读者，则会感到异常疲备。尤其是论述朱光潜，如果评论者的文笔欠佳，与朱氏距离太远，则难以卒读。二是难于从原著中超拔出来，自行布局、构筑，作出评论者的“一家之言”。尽管评论者下了较深的功夫，对原著十分熟悉，掌握了不少材料，论之有据，言之确凿，亦间有智慧的火花闪烁，但终未能燃成熊熊大火，失去融成一体的良机。把这种评论方式称之为评点式评论，似属冤枉，因为它多少也越出了传统评点的限度与范围(如归类、醒题，使用了不少现当代美学的新范畴概念与方法等等)，但由于原著“磁力”效应太大，致使评论者难以拉开距离，所以在其大脑中也难以形成对应于原著意蕴闭限的简括解释框架，只好如此“就范”了。
第二种方式，在充分熟悉原著的基础上，熔铸新的解释框架，超越评点方式，从“我注六经”，走向“六经注我”(也许这种说法很不妥善，只取其主观统一性而己)。按照现代诠释学的观点，读者对文本的诠释，是有相当自由度的。只要遵循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需要，则可以作出不同历史时代的“客观”评论。评论者在充分熟悉原著的基础上，抓住其深层的脉络走向、各类关节点，及其对应张力，像面包师做面包过程一样，水泼粉上，又拌又搓，弄成意向中新的一团(马克思叫做“先验结构”)。这样，便能做到“纲举目张”，说长道短，“不似其人而胜似其人”矣。
如果说，第一种评论方式近似恩格斯所说的“历史的研究”方式，那么，第二种评论方式则近似于“逻辑的研究”方式。历史方式的好处是：它是“历史发展”的“自然线索”，顺序、层次一目了然，“这种形式看来有好处，就是比较明确”。但是这种“历史”方式又有突出的缺陷，“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如果处处跟随着它，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进程……这就使工作漫无止境”。逻辑方式，则是一种排除了历史偶然事件的理性结构，或理性运演系统，“逻辑的研究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⑥。当然这里的“历史”不就是评论的“原著”，但却有比较合理的类同性。至于“逻辑”方式，则更具有与“解释框架”的类同性。因此，笔者认为，评论一部作品、一派学说、一个理论家(作家)，也可大别为两种方式：历史方式与逻辑方式。所谓历史方式，就是按照原著的历史顺序、层次，遵循其“自然线索”进行评论，既不压缩，也不跳跃。所谓逻辑方式，是一种对原著充分把握的“思想进程”，摆脱了各种“偶然性”的干扰，是一种完全成熟的“典范形式”。
本书的主观愿望是企图采用逻辑方式，在适当的地方结合历史方式。当然，采用逻辑方式(抽象为一种解释框架)，会有一贯性的“思想进程”，但也难免有些地方过于粗疏、乃至于个别内容的遗漏。这是要请读者原谅的。然而，“任何历史都是现代史”，因此我也不必顾虑什么了。
2 朱光潜美学体系的当代意义
对朱光潜理论体系的匆匆巡礼，使笔者感到阵阵乐趣。以上五章所论述的问题，无疑地，是朱光潜理论体系的大厦，但是掩映、衬托这个庞大体系的，还有许多灿烂的背景、银幕，园林亭阁。一个体系，就是一片生机。
本书即将告一个段落，但是心有余音，不绝于耳，然而篇幅又不能拖得太长，只好把“余音”以提要的形式向读者交待一下，待以后有机会，再作论述了。
2•1 本书尚未论及的部分
本书尚未论及的有两大方面，一是《西方美学史》的意义与价值，二是译作的意义与价值。
《西方美学史》，学界一律称之为巨著，是填补国内空白之作。笔者以为其最突出的贡献有二，一是对原始材料的“摸爬滚打”功夫，确凿、真实、可靠，不依靠第二手材料，不道听途说。这是使“奠基石”坚固、耐磨，永垂不朽，对后来“建筑者”有不可估量的意义。二是“以论带史”、“以史证论”。《西方美学史》的写作，起步于五、六十年代美学大批判、大辩论的结束，朱光潜的后期理论体系也由过渡阶段的结束而转向体系的定型。理论体系由突破认识论局限向人学本体论方面转移，前期体系的四维度特性向“全面发展的人”、“自由的人”凝聚汇焦，理论体系的“夜航灯”高高悬起。《西方美学史》中的灿烂光辉，都由于“夜航灯”投射的结果，否则，这些“读书笔记”式的篇章则难以贯珠。《西方美学史》中指点了许多路向，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人学本体论的路向、自然科学的路向……。不难想像，如果没有《西方美学史》的指点、预示，很难会有80年代的“主体性”繁荣，和对“反映论”的质疑、扬弃。任何理论家建构体系的难点，最终的考验，是把自己的那套理论，移入严酷的历史事实之中，这是“逻辑”与“历史”的融合、一致。凡是没有经过历史“证伪”的理论，都仅是一个初步的假设。而《西方美学史》则是朱光潜把他的理论体系移入”逻辑—历史”框架中的一种尝试、如果《西方美学史》有什么缺陷的话，诚如作者自己在《序论》中之所言：“严格地说，本编只是一部略见美学思想发展的论文集或读书笔记，不配叫做《西方美学史》”。笔者以为这是实事求是的话要弄通“史”的内在逻辑线索，不是短时间的事;尤其是阐述历史的理论框架，如果不是由成熟体系中引出，那也只是一种随机性凑合没有历史价值。因此，《西方美学史》的重要意义是开拓性的工作及其启示，而不是完善体系的完成。
本书尚未论及的第二个方面是朱光潜的大量.经典性译作。要正面直接展开每部译作的内容、意义，是不可能的，一是容量太大，二是原作者的思想尚不等于译者的思想。最佳的切入视角，是译作在国内此时此地的影响，这既需要一番调查研究的工作，也需要概括性的宏观视野。笔者以为，中国现代美学界如果失去朱光潜大量美学译作的滋养，那无疑地是温室中的小苗。十多年前便有人风趣地说，中国现代美学的进展，是以朱光潜的美学翻译为标尺的：他翻译到那里，中国美学便进展到那里。这是一种庆幸，但也是一种悲哀。庆幸者，我们有这样一位“身经百战”不甘落后的旗手与大师;悲哀者先生仙逝，谁人补上?(更大的悲哀，是“自力更生”能力的贫乏，既缺少传统文化的奶汁，也缺乏西方文化的奶汁)
笔者持这样的基本观点：朱光潜自己的论著体系，展示两种类型的美感结构，即美感内在结构(前期)和美感的外在网络结构(后期)、两者构成一个跨度辽远的美感结构体系。美学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对“美感结构”的把握撇开“美感结构”的“高大难‘’性质.巧取捷经去侈谈时髦，充当“流行歌手”“影坛明星”实属不足取。认真阅读朱光潜的书，是中国美学起步的第一关。什么是逻辑起点?什么是理论框架?什么是高远视野?什么是方法论和语言表现?朱光潜的理论体系足可为范矣!
朱光潜是一个双管齐下的大师，一手抓写作，一手抓翻译。他的翻译比自己的论著还多，从《柏拉图文艺对话集》、克罗齐的《美学原理》、到《歌德谈话录》、黑格尔《美学》，直至马克思《手稿》(片断)和维柯《新科学》，都是欧洲美学的峰巅这些连绵起伏的峰巅，连成欧洲美学的一片“风景线”……中国现当代美学，要开拓境界，要扎根深远，能离开以上的“风景线”么?朱光潜的翻译既为我们提供理论视野，又提供丰富多彩的“建筑”材料，成为学人建构体系取之不尽的源泉。
朱光潜的“论著一一译作”二者构成一个辽阔的理论圈，我把它称之为“泛理论体系”，只要我们遵循这个“泛理论体系”的轨迹去运转，则完全可以培育出高水平的美学理论家。中国美学要走向世界，应该首先超越朱光潜，但如果企图跳过朱光潜走向世界，那只能使自己吃亏、落后。笔者这个观点，并非耸人听闻。君不见，当今许多“走向世界”的人，不是对朱光潜的“泛理论体系”知之不多么?
朱光潜如果还活着，我想中国当代美学的路向一定有所偏移，就是按维柯《新科学》的底蕴阐发开去。维柯的《新科学》随着朱光潜的逝世，在学术界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没有发生过像翻译黑格尔《美学》那样的广泛影响，这是十分遗憾的!其实《新科学》给我们的营养，比当今搬弄的时髦要好百倍，这正如饮料矿泉水怎能比稻麦粮!
2•2 人生观与学术观双重变革的历史意义
“五四”之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纷纷谋求出路，鲁迅所引屈原诗“吾将上下而求索”确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心声“船坚炮利”轰开了国门，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都是不平凡的事件。
政治之途与学术之路的良好结合在“五四”后的现代中国，是极难兼而有之的，也即政治与学术的矛盾，成为历史的普遍性(也许搞文学创作的例外)。左派理论家，在学术上一般无建树;在学术上有造就者，又多是“洋奴”或“国粹”。中国1949年解放后，无疑地给知识分子展示了新的路向，能留在中国大陆而不跟随蒋介石潜逃者，都可说是经受过炼狱的人，都可说是对共产主义充满信心的人(尽管仍在怀疑中)。光是这一点，历史所作的评价仍是不充分的。就朱光潜来说，他抗日避难四川，担任武汉大学教务长时，逼于形势而就范，加人了国民党为国民党所利用过。应该说，这不是光荣的事，但朱光潜还想过到延安去过新的生活，与1949年毅然留在大陆，这是人生选择，两相比较，应该怎么去评说才公允?“我们都在大陆，你留在大陆，这有什么了不起?”“我们都不加入国民党，而你则加入国民党，这才是永远的污陷”。这种极左逻辑有损于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准确评价。
1956年中共八大会议上，周恩来说过，中国知识分子可以通过自己的专业学习，接受新的世界观，走向共产主义。在知识分子中不宜提倡空头政治。朱光潜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迈开了大步，向马克思主义之路奋进。他把人生观的变革与学术观的变革统一起来。30年代他提倡“人生艺术化”的时候，就说过“我是一个再造过的人，创造主就是我自己”。现在，他面临的仍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任务，如何完成“我是一个再造过的人”的艰难历程。他果断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于是为之奋斗终身。80年代到香港讲学时，他回答记者说：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把人生观的变革与学术观的变革结合起来，并取得成功者，朱光潜是光辉的范例，而且是绝无仅有的人。光是这一点，中国现代思想史就能添上不朽的一页。朱光潜的奋斗之路是有基础的，在方法论上说，他早就作出成功的尝试。30年代他引进克罗齐唯心主义直觉说，但他在人生观上，则执着于“人生艺术化”，突破直觉说，走到“艺术形而上学”的通途。人生观与学术观的结合，使他能以儒家实践理性哲学去突破抽象唯心主义。那时，他便深深体会到作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把人生观的变革与学术观的变革结合起来，将会开辟新的境界，带来新的生活情趣。这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信仰儒家哲学，倡导实践理性的一种胜利。
传统文化如何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这是巨大的历史课题。朱光潜的奋斗之路，给我们展示了许多成功的经验，足可借鉴。笔者近年多次在学术会议上提出，不要滥用“马克思主义”一语。按科学史惯例，任何学说在历史上的发展都可以分成三个不同的阶段，一是其创始人建立学说阶段(原生形态，或经典形态)，二是后来续承人按时代要求和现实需要加以选择、整合的续承阶段(次生形态，或传统形态)，三是在现当代社会中的保持与应用阶段(再生形态，或当代形态)。“马克思主义”在历史上的发展，也经历了这样的三个大阶段：经典形态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学说阶段)→传统形态阶段(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等人的继承阶段)→当代形态阶段(“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阶段)。在现当代社会中，只要你愿意，谁都可以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如此一来，问题就会弄得非常复杂，本来一个学说从创始人的经典形态到承继者的传统形态，便已经发生变化(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再走向“当代形态”那就更加纷纭复杂了。打倒四人帮后，学术界曾提出过一个口号：“回到马克思”，但后来却没有贯彻到底。如果不划分历史阶段，分别把三种形态的内涵弄清楚，尤其是把创始人的经典形态的内涵弄清楚，要准确地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看来不大可能。在学术上使用“马克思主义”概念与政治指导思想上使用“马克思主义”概念，是有区别的。前者必须从三分形态中寻求其内在发展线索，而其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形态应该首先是研究对象。没有弄懂经典形态，而去侈谈其他形态，甚至连自己也轻易地摆进去(学术界这样人不少，在50年代批判朱光潜时，他就非常反感那些动不动就以“马列主义认为”的和口号)。认真而仔细地读过朱光潜著作的人，将会十分明白他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指马克思、恩格斯创始人的哲学。他所说的，发现马克思主义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也主要是针对其创始人的哲学体系而言的。50年代人们指责朱光潜歪曲了列宁的“反映论”，或者说是贬低了列宁的反映论。但朱光潜一直到逝世前都坚持自己的看法，“自从在维柯的《新科学》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两方面下了点功夫，我比从前更坚信大吹被动的‘反映论’，对哲学和文艺都没有多大好处”⑦。1983年在香港讲学回答记者采访时，也毫不讳言，“经过研究马克思一系列原著，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不但不否认人的主观因素，而且以人道主义为最高理想，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终于要统一成为‘人学’，因此我力闯片面反映论，强调实践论，高呼冲破人性论、人道主义、人情味、共同美感之类禁区’，⑧。“反映论”在国内学术界是被等同于“认识论”的。从哲学史和美学史的发展过程看，认识论都有局限性，必须突破它才能有新的发展，难道“反映论”(因为从属于列宁)就没有局限，不在突破之列么?很明显，这是政治干扰了学术，把学术置于奴婢的地位，这一点是朱光潜晚年所力争纠正的，1979年他修改《西方美学史》的序论部分，意图即此。他在“序论”中说：“我坚决反对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之间划等号”，要落脚到“政治≠学术”的观点上来。
话又得说回来，以上的问题是相当复杂的，应当认真讨论，实事求是地分析才能弄清是非。但朱光潜所信奉和推崇的“马克思主义”，应当说，主要是经典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说得更具体一点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哲学，其中尤以马克思哲学为要。今天的青年人一听说“马克思主义”便大为摇头。这责任谁来负?一是青年人本身，他们也许从来就没有系统地读过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不知道经典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有多大的底蕴、有多高的学术价值，而是道听途说、因而被时髦的浪潮所掩盖住了：二是“马克思主义”概念被不忠实的信徒败坏了，马克思在世时，他就愤怒地宣布过“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个教训是够深刻的了。在现当代中国，要谈知识分子走马克思主义的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还要做许多“正本清源”的工作。但不管怎样，朱光潜所走过的路，确是值得认真总结的。
把人生观与学术观的双重变革统一起来，是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所面临的艰难的历史选择。就是今天的年轻学人，也回避不了这艰难的历史选择。无可否认，现当代西方文化、哲学以领先的姿态在人类面前炫耀发光，拒绝它无疑地是不明智的;也无可否认，在西方文化、哲学与东方文化、哲学对比较量的时候，中国传统文化、哲学，显示了新的生机，新的锋芒，一味沉醉于“文化自我”之中，也不是聪明的选择。当前，思维的套路是：中西结合。至于怎样结合?突破口在哪里，这是相当渺茫的。笔者认为，还是从“基底”部开始，这个“基底”部不必拉得太远，例如回到柏拉图、亚理士多德的地方，但有一个巅峰是不能跳过的，那便是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而其合法继承人便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所谓中西结合，我以为首先是选择结合的时段、对象。如果浮在20世纪的西方文化—哲学的喧闹声中，是得不偿失的。西方一位哲人说过，现当代西方哲学虽然学派林立，色彩斑斓，但归根到底都由康德—黑格尔主宰着，“不是康德专政，便是黑格尔专政”。此话有相当的道理。许多评论朱光潜的人，也深深觉得遗憾，时至80年代，西方思潮、方法论如洪水一般向中国境内泼过来，怎么朱光潜老是无动于衷，还在不断地讲“人性论”，不断的赶译《新科学》。道理很清楚，我们80年代所追赶的时髦，朱光潜在30年代便追赶过了，甚至赶过了头，成为“惊弓之鸟”。80年代人们热衷什么?可归结为一句话：埋葬绝对理性主义，把非理性主义抬上历史舞台。一切的新思潮、新方法都围此旋转，甚至连人的生命存在，也一并塞进“非理性主义”的货篮中。这一切“眼花缭乱”的东西对朱光潜来说，真可谓“司空见惯”了。尼采—叔本华—柏格森，弗洛依德—荣格，等等，变态心理学，深层心理学，鳌鱼解剖，符号逻辑……无不功夫到家，成为国内的先行者。就心理学论著来说，连国内心理学的权威高觉敷教授都赞口不绝，认为朱光潜心理学方面的论著是国内第一流的，甚至是最好的。非理性主义及其现代时髦是朱光潜胸有成竹而暂时“按下来”的东西，对朱光潜来说(扩而大之，对中国现当代美学来说)，大力宣扬非理性主义，拒斥理性主义尚为时过早。中国现当代美学的“弱不禁风”和“中气不足”，并不是起于非理性主义的缺乏，而是起于“理性主义”尚未直起腰来!我们的悲哀，是离柏格森—尼采太近，离康德、黑格尔太远。朱光潜所追求的，是重新扶正理性主义在中国的成长。不懂人性论，不知共同美;不知“人之所以为人”，“世界之所以为世界”，何谈哲学与美学?不说别的，朱光潜光是对马克思“论劳动过程”的考察和思考，那慧眼、那深度就足以令我辈学人深思与反省了!人活在世界上，就要和世界发生关系，世界来到人的面前，就要在人的面前展现自身。“人—世界(自然)”的复杂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要竭力揭示的关系，否则，人就不能活下去，世界也不能“合理地”存在下去。这首先就是理性主义所要解决的难题，非理性主义是无法承担这样的历史难题的。也无庸讳言，人类的非理性主义在历史上也有巨大的作用，但它只仅是作为绝对理性主义的一种“反动”与补充时，才显出它的历史作用。抛开历史条件与历史背景，孤立地提倡非理性主义，作为一种“标新立异”之说，尚属允许，但对于历史，却是“不负责任”。不理解这个思路，我们就不能理解朱光潜晚年之所作所为。如果我们责怪朱光潜“守旧”、“落后”，面对现代思潮无动于衷，那实在是太不理解朱光潜了。
朱光潜的人生观变革与学术观变革的艰难历程，及其深刻的内涵，我以为是有相当深远的历史意义的。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光潜一生最爱朱熹这首诗，其中尤以“源头活水”令他神往。对朱光潜来说，不管是人生观的变革，还是学术观的变革，其“源头活水”，都是马克思主义。准确地把握住这一点，对正确地评价朱光潜有极为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