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自费希特倡导实验美学以来，美学虽力图“走向科学”，注重实验、研究审美心理，但终究未能“科学化”，她始终以丰满人性为旨归，以人本质的提升为最高境界。作为人类终极目的，美存在于人类主体的实践活动中。在此，实践是有着“能动”内涵的人的感性活动，亦即人的自由自觉的对象化活动，它是人文背景下价值理性统摄认知理性而对人之人性圆满丰富的提撕。在此，“人文”并非一个事实的世界，而是价值和意义世界，这一意义世界赋予事实性的自然和社会以人学本体论内涵，它必本真地对事实性的自然和社会“存在者”具有一种超越性的批判态度，故此它寓于现实又超越现实，在批判中不断把人类自身推向前进，为人类健康合理发展提供导向;质言之，它对于人类事实性的生存活动提供本体论的根据和原则。“美学更普遍的对象是人文生存性的现实审美，它是主体内在体验的动态时间性过程，而艺术审美则是这一过程的形式符号化亦即积淀的静态结果，审美只有从艺术审美的对象静观还原于操作行为的主体体验，才是生存(人文本体)论的。”[1](P2)只有这种立足于马克思劳动审美观而非康德—克罗齐超功利的感性直观的审美观，才为人文学科提供制高点。美学在马克思那里有着深刻的内涵，“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不仅揭示了趋真、向善、审美之间的内在联系，而且突出了人在自然和社会面前的主体地位。审美创造作为内在总动，成为人类不断扩大再生产、“自然向人生成”的伟大进程中的精神条件和动力。它不但不是以掠夺剥削自然为旨归，不是把自然作为征服对象的工具理性之实践，而是达到人与自然的一种和谐，一种主体间的和谐。它是人与自然共在此中之时间性的呈现、在场。“美的规律”成为人类生存发展的最深刻的内在规律之一，它体现在一切人类有创造性的发展历史的伟大实践中。美成为衡量人类自由自觉活动水平的直接尺度，由审美才可憧憬共产主义这种克服一切分裂的社会理想形态。在理想条件下，人的全部谋生活动都内含人文意义。锄头在作为生产谷物的手段过程中逐渐凝聚为特有的文明尺度，从而锄头扬弃了作为手段的有限目的而获得了尊贵的目的地位。主体在运用科技工具改造、协调万物的新型生存方式中实现了自己的人性本质，锄头及其科学技术在此承载人性自我实现的过程中便具有了人文意义。所以在海德格尔眼中，锄头主要不是人满足一己私利的工具，而是汇聚天地人神的场所，是使此在进入存在意义的路径。正是这种深刻内在的人文价值使美学在人类历史进程中起着导航作用，并在实践活动中克服技术的非人性效应，为人类开拓出意义世界，为人类的技术生产提供宜人尺度，并协调天人关系，使人类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二

技术美学作为美学的分支，较之于一般美的哲学的思辨，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应用性。可以说，技术美学就是美学参与社会历史实践活动的体现，它使技术活动艺术化、审美化，直接体现了美学的“效用”。人文性之于技术美学并非外在附属而是深蕴其中，故此技术美学才会在生产实践中具有人文导向，才能保障技术美学的人文学科属性。因此，技术美学并不仅仅表现为产品静观的功能美上，而是在产品的宜人性而非对抗性上观照人的本质力量。技术美更表现为在生产产品的技术操作过程中人的身心愉悦满足和带着极大的兴趣、热情投入机器操作，与外在环境处于平等友爱之中，而非掠夺式的开发，这主要体现在工业设计中根据宜人尺度对人—机遇面关系的处理。所以技术美应成为人类整个技术活动过程中自觉追求的目标。尤其在文化整合的创造活动中，要把社会伦理的审美文化的和生态的因素纳入设计中，在对技术美的自觉追求中领悟到社会前进的目的性、人文性;通过物的组合秩序实现生活环境与人的和谐，通过提高生活趣味引导人的生活方式的变革，通过物与人关系的体验展现人性的提升历程。

有此技术美本体提供依据，在自然向人生成的历程中，自然就不再隐蔽它的本质，而向人敞开，此时的人如海德格尔所言，从极度的自我纠缠中，从自我中心(人类中心)论与形而上学主体论的束缚中拯救出来，不再是自然的霸主，而是存在的牧者，在这种“弱化”的形象中，人并没有遭受损失。相反，由于更接近了存在的真理，具有了开放的胸怀而更具有了人性：不再是执著于物质欲求而索取自然算计大地的人，不再是抛弃精神家园高唱技术突飞猛进凯歌的人，不再是陷于为物所役而痛苦呻吟的人。技术美本体提供的“人性化”尺度，在具体操作层面就不能局限于静态的产品实体，而要注重技术行为和使用过程的设计;设计中要满足各方面的利益，体现设计者的个性和尊重工人在劳动中的创造性，尽量合理地利用天然材料，注意解决废旧产品回收防止环境污染、加强生态意识;设计产品的系列化和组合化，以满足不同层次消费者的需求;根据生活需要确立产品的寿命。由此设计就会带来生活观念的转变，如托夫勒所言：“今天世界上正飞快地发展着另外一种看法：进步再不能以技术和生活的物质标准来衡量了。如果在道德、美学、政治、环境等方面日趋堕落的社会，则不能认为是一个进步的社会，不论它多么富有和具有高超的技术。一句话，我们正在走向更加全面理解进步的时代。”[2](P365)对于现代生活而言，汽车给我们带来了便利，但现代旅行穿越的湖光山色远不如中古时代“古道西风瘦马”般亲切感怀。人没有了物质匮乏的痛苦，却导致精神世界的空虚、无聊，随意调侃，MTV、肥皂剧，当下的文化快餐都缺乏对生活的深刻体验和执著追求。人没有了往昔曾经的沉重、苦涩、质朴、厚重，有的只是表面的潇洒、亮丽，内心的深刻茫然。

技术美学形下部分的设计因其人文价值的关怀，而不再迷恋于技术，不再沦为工艺学的一门技术。它不单单注重产品功能的完善，外在包装和环境的美化，而是从深层动机上对技术非人性的遏制，协调人—机关系，在参与生产的技术活动中全面理解丰富技术的内涵，因为只有不丧失内在目的和人文关怀的生活才是真正人的生活。如果人受技术支配，就会丧失作为人类本质的时间性。“科学既从外物界去掉绵延，则哲学必得从内心界去掉空间。”[3](P156)科学(技术)注重的是当下的空间占有，以人的有限目的为目标，它遭遇的是人的有用性，呈现为占有性的空间意识，这表现为技术强制性的展现：无休止膨胀扩张，对自然的掠夺开发(人既是霸主也是奴隶)。在此强制性的技术活动中，人类只有在时间性中才能展现的本质被消解;在技术操作中，人类的时间被空间机械所碾碎。操作成了惟一，此时的语言也成了信息处理的冰冷空洞的符码，人成了高速运转的螺丝钉。伴随人类时间性的丧失，人类的思维能力、感觉能力、理解力、想象力都会弱化甚至萎缩。而人文哲学则穿越空间指向绵延升华出本真的时间，寻求人生的境界，追问存在的意义。它关注的是人的生存状态，追求的是人性的丰富饱满适得其所，使分裂的世界重获统一。哲学向着那“一切伟大中最伟大者”的开端处回归，此时的人不再是主、客二分之主体，世界也不再是客体表象，而是有着丰富内涵的构成着的圆通感之现象、在场。这是包含技术美学在内的人文学科所追求的本真境界。工业设计对技术的全面理解就应是以技术美本体提供的人性尺度为依据，在技术活动中不断丰富建构技术美学的内涵，不断向着自己的美学本根回返。可以说，工业设计与技术美学是在技术美本体制衡下的一种互动关系。作为技术美学形下部分的工业设计，为美学提供形下的直接经验。技术美学的形上价值又为之提供规范和人文导向，二者相互支持，共同发展。技术美学因以哲学(美学)为学科基础，以形上价值的人文内涵为根基背景，使其不断受到美学的规范(当前技术美学因缺乏形上规范而日益狭隘化);同时，技术美学特别是形下的工业设计在技术活动中协调人—机关系，遏制技术非人性效应，制衡天人关系，使美学不停留于抽象的思辨，在技术行为中激活人的丰富的审美感觉、想象力，在人的全面发展中显示其“效用”，又体现了一定的可操作性，三者关系如图所示：

对技术美学的这种定位是本文立论的基点，结合海德格尔对“筑”、“居”的思考就会深化其内涵：“此思之冒险并不把筑看成一种艺术或构造技艺，它对筑的追问一直进入到一切存在着的东西所属的领域”。[4](P135)筑是人最切近的生存活动，把筑追溯到本体领域，提升到实践劳动这一源头，可以看出：作为谋生手段和导向居的途径仅是其表层涵义，其深层内涵则是具有家园感的本真生存，是蕴含存在意义的真理之所。筑的两种形式—作为培育的筑与作为修建房屋的筑——被包含在本真的筑——居之中。这样的居就是存在，就是珍爱、保存和照顾，就是让某物自由地在场，聚集天地人神，守护四圆，和平共处。筑的本质是“让……居”，只有当我们能居时，我们才可能筑，筑源于居。这与现代一切操作主义、行为主义相反，也与李泽厚、赵宋光学派强调工具动作的本体地位不同，作为居的筑不是由形下的工艺所决定，而是决定于形上的居。恰是居所蕴含着的存在意义的召唤使筑不停留于单纯的技术性操作层面，而是在此在的揭示中带出场，来到存在的澄明处，在天地神人的共舞中建构着世界。无论从建筑术还是工程学，还是把二者结合都不能理解筑的修造本质，在其源初意义上，筑的修造只是让其出现，即把制作好的东西作为在场的东西而带入已经在场的万物之中。设计作为对筑这种特定的“让……居”发出召唤的应答，是以四圆共舞提供的诗性尺度为依据的，不是人类自我中心的考虑，不是仅为了实用，把人的有限目的作为惟一目的，而是在技术美本体统摄下的此在的在场，是此在对存在意义的揭蔽方式之一，这才是设计的本真义。可见，设计是为物之物性显现聚积的一个场所，使物以上手方式在场，四圆统一又各显其性，四圆中的每一环都以自己个性化的方式映射其他三环，彼此照亮对方，相互作用，同时也映射自身，使每一环都自由地进入自身，四圆的这种统一活动便形成了世界。因此把世界理解为一切自然物的总体或人之集体的代名词都是错误的，世界是由此在的繁忙建构起来的，作为一种本质性的存在，世界看起来属于规定此在本身的特征的一些相互关系的一种结构，也即此在生活在、栖居在世界中。其中，每一种东西都要由作为此在的人放进这个相互指引的体系之中，以便它能够作为具有确定意义的东西而向人显现出来。这也是在时间性境域中使物物化、世界世界化的源初涵义。当人类成长发明了筑之工艺却又迷恋于筑而无居时，就会出现虽居于豪宅而无“家”之感。这对技术美学具有重要警示意义：作为形上意义的技术美本体不能迷失于技术，而要回归本源，在对技术的遏制中，使四圆和平显现。在建构中相互聆听、应答，不断丰富强化技术美本体的内涵，并在其制衡下使技术美学的各部分处于一种互动关系中。今天工具理性在社会生活层面日益独断化，遮蔽了人的价值世界：“我们20世纪的世界观不知不觉地慢慢从理性思维的立场，滑向精神贫乏而又缺乏感情的思想立场，心灵极度空虚，最终变成了生硬的纯理性主义和极端形式化的技术主义思想。”[5]甚至哲学也科学化，在内容上拒斥形上思辨，形式上追求操作分析。现代人文运动的兴起有力地反拨着科学主义潮流，在此思潮影响下，技术美学向自己的本根回返，在技术生产劳动中不是简单地依照自然形式，而在于创造新形式，真正导引人类在创造性的自由劳动中使人生存状态审美化。马克思说，共产主义社会里的任何劳动，都将被提高到艺术的高度上来，劳动创造美，“劳动者的美感不是在消极静观中，而是在行动中产生的”。[6](P10)富于灵感的劳动不但产生高质量的成果，而且提供高尚的精神享受。这不单是一种美的愉悦，更是人、机、自然的相互制衡;技术美在技术操作中以其本体内涵面向未来，指引和支持人的创造意愿。从此，劳动是人的第一需要就不仅是理想，更是同工作中获得的深刻情感的满足和创造的愉悦感联系在一起的。

三

技术美是一个历史范畴。技术美不仅是当代的一种审美形态，也是人类始源性的审美形态。唯物史观把人看作是生产劳动的产物，即生产劳动创造了人，应把生产活动看作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7](P32)人类为了生存所从事的第一个活动就是同自然进行能量交换，而改造自然就必须凭借一定的技术手段、工具操作，这已为人类学所证明。今天被我们称作艺术品的也许就是当年古人从事生产活动的工具，其上凝结着他们的力量、智慧和汗水。马克思曾说过：中世纪的许多手工劳动是舒适满足的。战国时所生产的女俑至今仍充溢着爽朗、韵律、生动的美。强制性分工导致审美与劳动的分离，艺术遂成为审美的代名词，劳动徒剩单调乏味的技术性操作，致使生活在技术化时代的人们有居于荒漠之感。

我们对技术美的理解是基于现代人文哲学立场，对传统人类中心论的批判，它既有其因人而异的自为性，也有其为己的自在性。对技术美的深刻理解不能停留在外在颜色、形态、对称性等感性直观形式方面，它有别于对艺术美的非功利关系的鉴赏、观照，而是要融入到包含着与人的存在密切相关的自然规律和伦理规范的内容中去，把趋真、向善、审美有机统一起来。人作为操作行为的主体，其对技术美的体验是与整个活动的和谐舒适，产品功能美的完满实现，以及人的整个生存状态的审美化密切相连的。技术美不像艺术美的体验那样仅与审美心境紧密相关，其审美体验中充满着智力结构中多种知识的综合作用，尤其那些技术性知识如发明、程序、模式、结果等，使人从中感受到人类自身的创造之美，体悟到它给人类诗意生存和整个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之美带来的博大精深的含义，感受到人通过技术美展现而达到的人与自然相互支持和协同进化的“亲和性”关系。因此技术美学所体验到的内容就是内在于人的生存状况，使人在参与建构世界的过程中体悟到审美提升，它不是独立于人的彼岸的绝对本体，而是与人生存息息相关的鲜活的此岸世界。它打破狭隘的人类中心论的囹圄，以其个体的虚怀旷德去契合人生、自然、社会，发挥人的参赞化育作用，克服人和自然的对立，使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分裂，努力过一种值得人过的美好生活。基于此的技术美学给人类精神家园的重建提供了物质根基和普遍意义的价值规范，它以其人文性，与生态伦理学、绿色环保运动一起推动人类变革，重建一种人和自然和睦共存、共同进化的合理社会关系。

四

技术美本体内涵的丰富性须从技术与劳动(工具)、技术与艺术、技术与语言三个维度进一步阐释。

技术在其现实形态上呈现为技术性、工具性，但技术并不等于技术性，也不单纯是一种工具操作。技术在人和自然的能量交换中，以工具的形态呈现，从而工具尤其是制造工具、使用工具成为人类区别于其他一切生物种族的基本特征。以工具形态呈现的技术把人和世界联接在一起，技术合理地成为劳动的逻辑骨架，劳动作为人类生存的第一基本活动，其本质“恰恰在于生物反对环境限制的生物学斗争”。[8]人作为一种二重性的存在，劳动的谋生受动性始终无法勾销，于是人类发展了这样一种劳动观念：劳动是操作工具的技术性活动，因而劳动动作比意识更为本源，意识是被劳动动作决定的产物，这种观念忽略了两个基本事实：其一突出了劳动的形下一维，强调动作的操作性，割裂了与目的性的内在统一关系，动作一旦脱离目的(动机)必然带来异化，人就会失去精神体味而降为完成动作的工具手段(如“机器手”)。其二忽略了今天是以艺术品的方式受到观照的原始人的工具，既是技术的成果，又是艺术的成果。可见工具除却技术性之外，尚有丰富的艺术性涵义。艺术的构思往往推动技术成果的实现，而艺术珍品又无一不是借助于高超的技术去克服许多困难才得以实现的。二者相互支持、促进甚至相互蕴含，才使技术水平和艺术水平得以提高，达到共同前进的目的。因此，技术的丰富性使其作为劳动的逻辑骨架时不能仅作技术性理解，劳动也不能仅重形下受动谋生一维。技术不但有其工具形态呈现，更有其使用过程的展现。本真的技术恰应包含人的审美目的的维度，虽然其操作过程是在必然王国领域，但作为目的本身的自由王国并非出现于劳动终止处，而是内在地蕴含在劳动之中，更确切地说人类经由劳动的意义阐释由必然趋近于自由领域，“自由更确切说是人的活动的产物……只有当人类完全能支配劳动，只有当劳动包括了‘不是单单的谋生手段’，而是成为人生第一需要这样的可能性，只有当人类已超越了自我再生产的每一个强制，只有这些时候，才能为人类活动本身作为目的扫清社会道路”。[8]技术美概念的提出打通了技术与劳动的障碍，技术成为劳动最坚实的内核，劳动成为技术的外延。在技术文明已发展为整个人类命运的普遍技术化的关联世界里，海氏的“冷静”和“向着秘密敞开”对我们的技术美学建构不无借鉴价值，即必须首肯技术之于我们的劳动谋生性的正当性与必要性。然而，绝不能仅限于这种首肯而忘却甚至僭越劳动的形上目的而绝对化为技术主义。故而在技术美本体统摄下，劳动内涵与技术及其技术行为的过程趋于一致，这是技术美学作用于必然王国却又能导引趋向自由王国的内在根基。

技术与艺术是时下技术美学研究中最常探讨的课题。原始技、艺合一，技、艺同为内涵丰富的现实感性活动，其分裂是强制分工的产物。我们讲技艺合一不是用外在艺术克服技术，而是在技术美本体的统摄下，克服技术的非人性及无限膨胀的同时，复原并扩大其本身的艺术内涵，从而使技术艺术化。在技术、艺术的互动发展中重获统一，一方面，艺术的构思推动着技术成果的发展;另一方面，技术的水平又决定着艺术的形式，从而在技术美本体的内涵中含有技、艺合一的层面。技艺合一不单是想象的问题，更有其现实能动的实践过程;技术艺术化、艺术技术化不仅是量的合一问题，更有现实操作者的主观素养、审美趣味、审美理想等质的问题。作为具体的艺术化的技术成果，因劳动者个体能动创造性及愉悦感的不同而有分别：这从青铜饕餮的威武狞厉与战国女俑的舒适明朗中均能得到体现，从帝王将相的墓穴与百姓的生活日用品中也能得到鲜明的对照。这就不是李泽厚总体规定个体、理性融入感性的积淀所能解释清楚的了，作为动力学系统的实践的过程远较作为静态结构的积淀物更重要。

始源技术居于在之近旁，是存在自身揭蔽与遮蔽的二重性运作的方式之一，在真理的途中是有其位置的，它不同于科学只达真理的半途。源初的技术是此在建构世界的出场(在场)方式之一，如同语言对世界的命名，是一种带上前来的和平的展现方式，这种“命名”不是认识论的，而是存在论(本体论)的，是物的显露、展现，是创造性的建构，而非形而上学式的言语符号。语言的本质是对人归家的呼唤，是存在自身的言说。人对语言的根本性动作并非说而是听，人须首先聆听道说，听此呼唤设法应答，才能转化成人言即说。语言的命名力量同技术一道参与世界的建构，世界世界化的生成过程也即语言“命名”的言说过程。语言的二重化本身就有使人遗忘其意义生成的一面而倾心于形式化，即所谓的信息化的危险。在技术时代简洁的符号操作即形式化的语言，与座架的技术相互切换，共同飞升脱离其源初内涵。技术美概念的提出不但是对技术的遏制，同时亦是对形式化语言的制衡。审美经验的直接体验性对技术(包括语言)的形式化不断颠覆，使其陌生化，不断从自然语言汲取养料，不断返回生成的源头，一次次回返，生生不息就不断有新鲜体验生成，就会不断打破定势(语言的僵化及技术的固定模式)而生出新意，重新参与世界的整合建构。正是在审美的导引下，语言和技术在审美经验中走向自新与发展，不断回归技术美本体。劳动、技术的运作同时就是语言诞生的过程，也就是劳动诗意化、技术艺术化过程。海德格尔“桥”之产生就是一个诗句的完成。语言的言语方式就是一种可能的生活方式，能够聆听、言说的人才能使存在澄明，进入林中空地，语言才能成为存在的家。语言以其自身二重性的运作参与技术对世界的建构。语言的命名必然伴随动作，从而语言与技术一道成为技术美本体内涵中不可或缺的因素。雷维认为，“在动物仅仅是劳累的东西，即应付事件的能量消耗，在人变成了劳动(并体悟、言说与聆听)”，“只要言语是构成劳动行为的一个要素，劳动本身就是所有言语行为中最本源的。没有‘命名能力’这个对行为的反思性自我认同，我们便不会有劳动，而只是劳累”。[9]命名(反思)使人从单一向度的劳累操作中解放出来，从阐释自身(现在)与憧憬未来两方面获得了意义，使人从辛苦恣睢中获得了提升。正是语言参与技术性操作才使人类扬弃了生物性劳作的无声性，劳动者鲜活体验中的一次次重新命名，才使主体从“劳累”含义上升到“劳动”意义。[10](P80,P93)而就雷维而言，意义的最本源的“命名能力”是劳动作为自身必要的构成要素，是语言赋予劳动以内容，而非流水线式的按纽操作，自动化式的电脑指令，以及“空洞无聊者”僵尸般沉默或形式化调侃。在形式化语言及技术性劳动普遍突出的情形下，如何打破劳作的无声性或形式语言的夸张性而葆有劳动的人文含义，是我们这个技术化时代不可回避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