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的思想精髓——兼爱，是由“侠”秉承并延伸着。兼爱因主张无亲疏近远的博爱而被儒家门人指责为无父、无君，并被诉以“侠以武犯禁”。然而，墨学中兼爱思想因建立起了一种“大同”的理想社会，代表着中国下层社会的利益与愿望，这也就决定了墨家思想的继承者基于社会底层团体。事实上，墨家文化已经演变成为一种精神寄托，那就是武术精神——“侠”。墨家思想主张兼爱而非攻即主张平等地爱众生而反对不义之战，而面对“春秋无义战”的残酷现实和封建社会地主贵族阶级对被剥削阶级的血腥镇压，主张兼爱、非攻的侠者为保护弱小必定是生存在自下而上的夹缝中，同时因为主张“非攻”，平息不义之战必然形成一种以暴抗暴的武装力量或组织，然而地主阶级强势群体作为当时的主流或当政者是绝对不允许第二种秩序的存在，因此武侠也注定成了受平民阶层爱戴而被封建阶级镇压的对象。

这种传统也在民间的武术社团中得到了继承。在古代，武术技术主要在民间下层社会中流传，这些人基本上又是属于那些“没有条件接收系统的文化教育的广大人民群众”，并且还受到墨子“恐人怀其文忘其直”思想的影响，因此，民间武校多身传口授而少著述，拳谱也多为口语化的东西，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墨家学派“无务为文”的特点。

儒家尚德不尚力，墨家给力下的定义是“力，刑之所以奋也”。墨家尚力非命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对后世武术技术的发展产生了影响。

首先，它符合下层人民的生活状况和受压迫的社会地位的需要，他们受剥削、受压迫，于是他们要与这样的“命运”抗争，这正是墨家尚力非命思想的核心。

其次，从某种意义上说，墨家的这种“尚力”的思想也和武术的技击技术特点相吻合，要在双方对抗的过程中战胜对方，就必须“尚力”以取得胜利。

在中国古代的伦理道德观念中，“义”有着十分特殊的地位，但是在那时，不同的学派对“义”的理解却有区别。墨家重利，并非重个人的私利，而是重利于天下的“利”。墨家重利与天下的公利的思想史与其“兼爱”的思想相一致的，在“义”“利”的问题上墨家独创的见解有着积极意义。

后世处于不同的社会阶层中的人对“义”的理解是有所取舍的。在上层社会，他们对“义”的理解，更多的取自于儒家的思想;而在下层百姓中，特别是在一些民间的社团组织中，则更多的倾向与墨家的观念。墨家对于“义”的理解—— “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精神被“侠”们所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