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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多样性已成为全球化的内涵之一，那么，如何保持和维护多样性就不是简单的“民族部落主义”之争了。换言之，全球化与民族化不是对立的两极，全球化观照下的民族化才是充满活力的民族化，而充满活力的民族化将推动全球化的精彩纷呈和公正合理发展，于是，自觉审视和发扬民族精神，就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立足点。

有一首歌的歌词脍炙人口：“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以此来概括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化，恐过于表象，但却十分现实，这是中国乃至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应当采取的态度。如何在全球化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确认自己的价值定位，倘若没有一种民族大气，答案是否定的。什么是民族大气?这就是理性文化自觉基础上的民族自尊与民族自信，在邓小平的理论思想和人格风范中，我们深深感受到这样一种民族大气。

——赤子之心是民族精神的根源。邓小平以其求索、奉献的一生注释了他在为美国培格曼出版公司出版的英文版《邓小平文集》的序言中所写到的：“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当他成为祖国母亲的优秀儿子，也被世界所敬仰时，使我们真正感到“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自尊自信是民族精神的核心。邓小平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他多次强调要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自尊心和自信心，弘扬刚健有为的民族主体性意识，并在多方面作了展开。在现代化认识上，邓小平反对“全盘西化”。20世纪现代化进程已证实，现代化虽发源发展于西方，但现代化并不等于西化，中国的现代化要有中国特色，要根据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来规划中国的现代化步骤和设计中国的现代化内容，而非盲目地“拿来”。他指出：“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3](P2)“改革开放必须从各国自己的条件出发。每个国家的基础不同，历史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左邻右舍不同，还有其他许多不同。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但是不能照搬。过去我们中国照搬别人的，吃了很大苦头，中国只能搞中国的社会主义。”[3](P265)在现代化运作上，邓小平强调立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3](P3)只有这样，才能振奋整个国家奋发图强的精神。在对待外来压力上，邓小平从不屈服，从“不信邪”，“至于说我们穷呀弱呀，我们历来不回避”。但“在非常困难的时候，我们也敢于正视现实，用弱小的力量去面对强大的力量。中国尽管穷和弱，但需要中国自己做的事情，中国是敢于面对现实的”[4](P376)。中国人正是以这样一种民族气概，气宇轩昂地站在了世界大舞台上。

——理性自觉是民族精神的升华。邓小平从来就认为传统的民族精神是需要注入新的活力的，今天所倡导的民族自尊与自信，绝非是对老祖宗的简单重复，最大的不同则在于前者侧重于静态的、封闭的，而后者是动态的、开放的，从而使得民族精神散发出时代魅力。同时，邓小平也以冷静的思考告诉人们在全球化时代培养理性的批评判断能力和自我意识的重要性。全球化并非只是盛宴，它在给各国各民族带来机遇的同时也隐含着危险，从文化的角度看，全球化是融合与冲突互为交织的进程，其冲突的程度往往取决于民族与国家的利益，也取决于各自文化价值的力量权重。全球化意味着世界大多数国家其各自的特性将受到威胁，世界许多有识之士已日益觉察这一危机，“如果我们不把从先辈那里继承下来的东西传递下去，我们所能传给后代的东西就所剩不多了;而一旦全球化磨蚀掉我们传递传统价值的能力或意愿，我们将坐吃山空，变得退化。”[2](P62)因此，邓小平主张以科学态度对待外面世界，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分析、鉴别、批判，汲取有益的，抵制腐朽的，在错综复杂的国际交往与文化渗透中，保持自己的优势，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的毛病和弊端，推进自身的健康发展，最终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