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要确立农民是党和国家执政基础的地位。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七大口头报告中指出：“所谓人民大众，主要的就是农民”，“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没有一切革命”(《毛泽东农民问题理论对新农村建设的现实意义》张加磊 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6年第06期)。我国农民人口数量目前仍远超过城镇居民，且城镇居民大部分为解放后迁入的农民，农民理应成为国家主人，国家意志应体现农民的诉求。我个人不赞成把农民称作“弱势群体”，农民作为国家的主人，其基本权利当然包括与城镇居民一样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权利，而不是救济和施舍的对象。确立起农民是党和国家执政基础的地位，是我们解决农民问题的立足点、出发点，理念达不到这个程度，就很有可能再次做出损害农民利益的决策或行动。

二是要建立公正合理的农产品价格形成体系。理顺农产品价格是解决农民问题的基础。应当利用当前互联网已高度发达的条件，尽快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农产品市场，清除市场壁垒，利用市场来及时发现和校正农产品价格并反过来指导农业生产。国家应制定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通过建立工农业产品间合理的“平价”比例来保护农民的利益。农产品最低保护价应以瘠薄土地农产品生产成本为基础，否则不能解决土地撂荒问题;最低保护价还应逐步包括通货膨胀和缩小城镇与农村间收入差距的因素，否则在基数悬殊的情况下，同样或者农村略高的增长比例仍会使城镇居民与农民间生活差距越拉越大。从经济学角度看，农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大都小于1，农产品单方面提价有利于社会总供给，对社会总需求不会产生抑制作用。此外，国家还应利用好WTO关于农产品的“绿箱”、“篮箱”规定，继续加大对农民的补贴扶持，从多个方面入手来提高农民种田积极性。

三是加快开放城镇户籍。农民进城是任何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必备条件，还没听说过哪个国家因为农民进城而对这个国家经济发展带来危害的。因为中国农民的情结在于故土难离，所以只要农产品价格能做到随着工业品和居民收入水平同步提高，就能够有效抑制农民盲目进城的冲动，就完全可以让农民自己选择是否进城，而没必要做指标、缴税年限等方面的限制。建成小康社会的难点和重点在于解决好农民问题，最大的内需也在9亿农民，尽快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加快直至全面放开户籍限制，并逐步做到进城农民可以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样的基本住房、子女就学、养老医疗、社会救助和工资福利等保障权利，将会有力地拉动内需，并为我国工业化提供充足劳动力资源，弥补因进入老龄社会而减少的“人口红利”，很可能会给我国经济提供一个长时间较快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四是要加强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政治清明和干部敬业公正清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整个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形成产生着重要影响。各级党政机关和涉农部门应当认真贯彻落实“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引自十八大报告)的要求，做到凡是涉及农民切身利益的决策都要充分听取农民意见，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做法都要坚决防止和纠正，多谋农民之利，多解农民之忧，解决好农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主动化解矛盾，密切党群干群关系。要加强农村思想文化建设，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农村社会思潮。“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毛泽东八届二中全会讲话)，不能干什么只盯着钱、想什么都从自家利益出发，否则农村的和谐稳定、农业产业化、现代化均无从谈起。在农村核心价值观的确立、农民道德素质的提高和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上，各级党组织尤其是乡镇党委、村党支部应当发挥更大作用。

二、农业基础薄弱与可持续发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