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有关中国人口众多原因的讨论

早期西方游者在谈及中国人口繁多时仅限于描述，还未有意识地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分析。耶稣会士最早有这方面的意识，但他们论及最多的解释就是中国人的勤劳与俭朴，而这又很难说清楚其是人口繁多的原因还是结果。直到18世纪，诸多西方学者加入其中的讨论，才使这一问题的解释变得丰富起来。

(1)弃婴引发早婚

耶稣会士对中国溺婴习俗的鞭挞无疑使西方学者印象深刻。孟德斯鸠、狄德罗、魁奈等诸多思想家都将之纳入自己的分析视野。大卫·休谟也在他所发表的论文《论古代国家的人口稠密》中，用溺婴习俗来解释中国人口繁多的原因。他论证道：“中国是当今之世弃婴之风盛行的唯一国家，却是我们所知道的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人不满二十岁就结婚，要不是他们有一种十分轻易摆脱孩子的办法，早婚之风就根本不可能那么普遍。”亚当·斯密同样认为：“结婚，在中国是受到了奖励的，但这并不是由于生儿育女有出息，而是由于有杀害儿童的自由，在各大都市，每夜总有若干婴孩被委弃街头巷尾，或者像小狗一样投在水里。”

马尔萨斯也认为中国有早婚习俗，因为中国鼓励婚姻，这一方面是为了庙堂里的祭祀，另一方面则出于繁衍种族的考虑。不过，在认为中国的弃婴合法化大大加快了人口增加的同时。他更相信弃婴习惯有助于抑制早婚所引起的人口过剩。

(2)环境决定生育力

孟德斯鸠是环境决定论者，这一思想也被他用于分析中国的人口问题。他无疑认为中国的气候环境同妇女的生育能力之间有一定的关联性。“中国的气候异样地适宜于人口繁殖。那里的妇女生育力之强是世界上任何地方所没有的。最野蛮的暴政也不能使繁殖的进程停止”。马尔萨斯虽不是很赞同孟德斯鸠对中国妇女生育力的假设。但是，他也注意到土地肥沃，气候温和是孕育众多人口的一个温床。

(3)崇拜农业与稻米产量高

马尔萨斯认为除了土地肥沃与鼓励婚姻外，崇拜农业也是造成中国人口众多的原因之一。中国王朝一开始便对农业予以极大鼓励，把人民劳动引向尽可能多地生产粮食。而此种粮食主要是指稻米。早在16世纪，西方游记作者就已经发现稻米产量同人口数量之间的关系。而18世纪学者在对此认知加以认同的基础上，又将之同畜牧业、产谷业进行对比，以解释中国人口众多的原因。亚当·斯密就曾经比较过产米国与产麦国的粮食产量，认为产米国的粮食更为丰富，人口也多得多。马尔萨斯则最后对这些观点进行了总结，“产谷国的人口比畜牧国人口更多，产米国的人口比产谷国的人更多”。

(4)贫困有利于繁殖

16世纪的旅行者已经注意到中国的穷人，而耶稣会士则对中国人口过多引发的赤贫进行了大量的描述，这影响了启蒙时代的学者对中国人口的认知。如魁奈就曾接受杜赫德的观点，将中国的贫困归因于其人口过量。显然在他们看来，贫困是繁殖过量的结果。然而对亚当·斯密而言，贫困却有利于繁殖，这就将果转为因。他所举的例子虽然无涉中国，但考虑到斯密曾对中国的人口进行过详细的考察分析，这一普遍性的结论在他看来无疑也适用于中国。

2，有关中国人口问题的其他讨论

人口问题是18世纪西方思想家们关注与探讨的重要课题之一。正是通过此种激烈的讨论，科学的人口理论才最终确立，其标志是1798年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发表。由于中国的人口众多几乎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因此在许多学者的叙述中都将中国人口问题纳入其讨论范围，并将之同****主义、军事实力、历史发展等联系起来，成为其形成自己观点的重要依据。

(1)人口数量与生活资料

总体来看，人口数量与生活资料的关系是18世纪人口问题所关注的中心问题。人口数量与生活资料如何保持“均衡”，人口“增殖”是如何发生的?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成为当时讨论的焦点。18世纪以前的西方游记或书信在描述中国时。往往将土地幅员、物产丰富同人口众多联系在一起，其潜台词就是：“中国本身的财富就能养活自己。”这种人口与生活资料的相互适应实际上是人口“均衡”思想的早期萌芽。但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有关中国人口与资源之间的关系的看法逐渐发生改变，马若瑟神父认为：“尽管(中国)土地辽阔肥沃，却不足养活其居民。必须四倍于此的土地才能使他们生活如意。”这其中就明显含有“人口数量超过生活资料”的思想。而此种“增殖”思想正是魁奈在《中国的****政治》中最早阐述了的。魁奈在考察中国人口状况的基础上，认为“无论在哪里都是人口多于财富……人口的增殖总是超过财富的增长”。

(2)人口与政治制度

魁奈深受耶稣会士所阐述的中国形象的影响。他认为中国是已知的人口最稠密而又最繁荣的王国，但同样也看到“很少有什么国家在平民阶层中聚集着像中国那样多的穷人”。尽管如此，他还是对中国人口众多持一种赞赏的态度，因为他认为，只有在良好的统治下，一国才会有庞大的人口，因为****的统治只能破坏财富和人类。魁奈对中国政治的赞赏态度与伏尔泰是一致的，在伏尔泰看来，只有政治秩序井然，法律通行，人口才可能大量增长。人口数量繁多成了验证中国政治宽和的一个参考系数，伏尔泰还因此热情洋溢地将人口称为中国的第三奇迹。魁奈此种思想主要建立在对孟德斯鸠观点的批判上。孟德斯鸠认为中国是一个以恐怖为原则的****国家。它的不断增加的人口迫使政府必须关心让土地的生产足以维持人民生活。因此中国的****才给人一种温和的假象。

(3)人口与军事力量

在早期有关中国的描述中，人烟稠密往往意味着国力强盛。这除了社会经济的繁荣外，还包括军事力量上的理解。如1338年佛罗伦萨小级僧人马黎诺里(Marignolli)奉使远东，曾多次惊叹于中国的“户口之众、兵马强盛、国库充实”。而18世纪西方学者则对中国人口与军事间的关系看得却不再那么密切。

笛福首先提出了质疑。他在1719年发表的《鲁滨逊第二次漂流记》中认为，“中华帝国号称二百万的军队不仅什么也做不了，而且正在摧毁这个国家，并使自己挨饿。其百万大军连我们的一个步兵团也打不过，见风而逃。虽然在数量上不是以一挡二十，但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只需三万精装德国或英国步兵，以及一万骑兵，我们就可以打垮整个帝国。”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的军队纪律涣散，并且缺乏战争技巧与勇气。

休谟的观点则稍微委婉一些。他强调中国由于建造了着名的万里长城，还由于人口极多，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安全保证的，至少看上去有安全感。“因此，中国人总是非常忽视军事训练，他们的常备军不过是些最差的国民军”。魁奈也曾谈论过中国的海军，认为其水手虽多，但航海技术远不如欧洲国家。

(4)人口与中国的停滞

西方游者在初次接触中国时，总会对中国庞大拥挤的人口感到惊奇。于是在其游记或书信中，他们总会不耐其烦地对这一现象进行或多或少的描述。从13到18世纪，众多游记作品几乎都无一例外地讲到了中国的富庶与人烟稠密。亚当·斯密无疑也承认这一点。但是，他从这贯穿了500年的描述中注意到这样的情形，“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稠密状态的报告。与500年前视察该国的马克波罗的记述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于是，他得出结论，“许久以来，它(中国)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

有关中国停滞的观点并不是亚当·斯密的专利。在18世纪，许多学者都从各个方面对之进行了论述。比如，对中国颇有好感的伏尔泰认为，在科学方面，中国人还停留在欧洲200年前的水平上。而赫尔德则强调孔子思想的限制作用，认为它是一副枷锁，在这幅枷锁的束缚之下，“中国人以及世界上受孔子思想教育的其他民族仿佛一直停留在幼儿期”。

由以上的分析可见，有关中国人口问题的讨论贯穿整个18世纪，而其中有对之持肯定赞赏态度的，也有对之持否定鄙夷态度的，还有持中客观分析者。但总体来看，否定分析占据上风，人口众多成为中国经济贫困、政治****、军事衰弱、社会停滞的促因。狄德罗更是对人口过多深恶痛绝，他总结说：“过多的人口是各种社会罪恶和政治罪恶之源。人口过多是解释中国人偏好农业、饥荒频繁、叛乱不断、有溺婴习俗、科学和艺术不能进步、普遍****的普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