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学习马寅初不能固步自封,而要体现与时俱进的精神。

任何一种理论都是历史的产物,其诞生有历史条件,也有一定的历史适用性。我们学习马寅初不能固步自封,而要体现与时俱进的精神。以数为本的人口观过渡到以人为本的人口观,最关键的就是要确立以权利为中心的新人口政策体系。具体来说,一方面需要适当“还权于民”,另一方面需要适当“赋权于民”,权利的保障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并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基本前提,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家庭的幸福发展、人口的优化发展和社会的和谐发展的目标。同时,还要投资于民、造福于民、发展于民。

时至今日,我们面临的已经是“后马寅初时代”的人口问题,需要解决的不再是简单地论证人口控制的必要性,而是要为适度、有效的人口控制和均衡、持续的人口发展提供最新的科学支持,与此同时,也是进行必要的历史反省、对生育率急剧下降所付出的代价进行补偿的时候,该认真考虑和对待计划生育弱势群体的生存权利和发展权利,规避人口发展的风险,补偿人口控制的代价。

首先,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需要在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积极探索“人口调控”的理论和方法。

未来十几年,我国人口总量仍将保持持续增长的态势,我国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相对不足的基本国情没有根本改变,特别是育龄人群中还存在着非意愿的怀孕和计划外的生育现象。符合民意、尊重民权、保障民生的“计划生育”依然必要。但到了低生育率相对稳定的时候,我们需要实现适度的低生育水平,生育计划要回归权利、回归家庭、回归人文,适时提出“城乡通开二胎”的人口新政,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以及人口和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口已经成为开放的人口,影响人口发展的人口学变量并不局限于人口的出生和死亡,也包括了人口的流动和迁移。在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下,人口流动特别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跨地区的流动大量增加。目前,全国流动人口超过2个亿,其中80%以上是农民工,而农民工的主体是处于生育旺盛期的育龄人群。人口的自由流动和迁移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是转化人口压力为人口推力、激发人口活力的重要社会机制,如何防止人口城市化的“拉美陷阱”和“大城市病”,如何促进城乡的协调发展,如何促进人口的合理分布和有序流动,如何解读“属地化管理、市民化服务”的经验和“科学化管理、均等化服务”模式已经成为新时期的重要议题。

其次,我们不仅需要“生育计划”,而且需要“生育关怀”。

虽然我们在降低生育率方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但事实是计划生育群体和家庭还面临着很多的困难。如独生子女父母的现实困难和后顾之忧问题;独生子女夭折伤残家庭的救助和关怀;“计划生育老人”的养老安全问题,计划生育手术后遗症人群的经济补偿问题等。目前人口计生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不能完全满足公民避孕节育、性和生殖健康以及家庭发展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