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众多，这是中国社会的基本国情，也是西方在初识中国时所产生的第一印象。对于这一印象，西方旅行者、商人、传教士以及学者等均多有阐述。 下面是编辑老师为大家准备的关注北京人口问题。

从他们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西方对中国人口问题的认知。当然，这种认知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中西交流的深入，在18世纪中期，西方对中国人口的看法也发生相应的变化。同时，也应看到，这种变化是同西方人口思想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

有关中国的人口情况，西方早在公元2世纪就已经有了模糊的认知。那时希腊人开始注意到“赛里斯”国(指中国)的幅员辽阔、物产丰富，乃至提到“赛里斯人每天、甚至每时每刻都在生育”。这里明显有了中国人口多的第一印象，但是所有的这些印象大多来源于道听途说，或在此基础上所产生的天马行空的想象。

直至13世纪，西方与中国之间的接触有了实质性的突破。蒙古大汗为开疆拓土，金戈铁马，一路西行，兵锋直抵维也纳城下，引起欧洲的一片恐慌。然而，这次欧亚大陆远东与极西的直接交锋，带来的不仅是刀光剑影，更是商旅往来的频繁及东西高层间的第一次对话。越来越多的商人、传教士、旅行家往来于东西，带回了遥远的“契丹”与“蛮子”省的有趣消息。为满足欧洲民众对异域的窥奇心理，众多游记作品也应运而生。着名的《马可·波罗行纪》就诞生于这一时期。除此之外。还有《柏朗嘉宾游记》《鲁布鲁克游记》《鄂多立克游记》等诸种作品相继问世。而所有的这些游记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描绘在大汗统治下的国度，人口繁多、资源丰富、兵强马壮，人们生活安定富足。这样，中国人口就自然而然地同物产、兵力联系起来，三者间形成了相互的因果关系。人口多而强盛的印象对于此时的欧洲游者来说印象是如此之深，以至于即使在他们涉及“贫穷”一词时，也是在为这种强盛进行论证。如鄂多立克在惊叹于中国人口之众后，提到：“那些沦为贫乏穷困者受到很好的照顾，给以必要的供应。”

蒙元时代所形成的繁荣印象并没有被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中西交通阻隔所中断，15世纪末哥伦布的远航就是在马可波罗游记的激励下进行的。同样，有关中国人口繁多、富足安定的认知在16世纪依然延续，但该世纪来自西方的拜访者却有了一些新的发现：

一方面，这个国家的人口并不都是富足的，西方的旅游者开始关注到大量贫困人口的存在。伯来拉发现，“这个国家靠海的地方人烟稠密。因此你每走一里就会看见一些城镇和客栈，丰足地供应各种物品。致使他们平安地在城镇生活。但住在外面的却很穷，到处人太多。”克路士也注意到小船上的穷人，“他们在船上养小猪小鸡，还有小的可怜的园子，他们就在那里过穷日子和栖身。”不过，出于对中国的敬仰，他最后还不忘提醒道，“这些穷人在衣着方面不像葡萄牙穷人那样破破烂烂。”

编辑老师在此也特别为朋友们编辑整理了关注北京人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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