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传统、文化和文明认同

如果说国家认同有着丰富的内涵，那么一个民族共同体的传统文化则是构成国家认同的核心。对于中国灿烂的农业文明和文化的叙述是纪录片 《舌尖上的中国》构建国家认同的重要元素。片子中有黄河流域 8000 年种植历史的糜子，长江流域 7000 年的水稻，起源古吴越时期的糯稻，2000 年历史的垛田; 有 4000 年历史的大闸蟹，2000 年历史的海参; 有流传了 3000 年的岐山哨子面和同样久远的云南尼西黑陶厨具; 有起源于 2000 年前的豆腐、豆制品，有相似发酵原理下古法流传下来的酒、酱、酱油、泡菜，还有各种传统腌制、风干、酱泡等食物保存方式; 有对酸甜苦辣咸五味调和的讲求和色香味形器的追求……所有这些都是中国千年农耕文明下饮食文明的积淀。

片子将这些文明作为背景，前景则是人们对于祖先文明的传承和坚守。如果说诺邓老黄父子承袭古法用井盐制作火腿，方兴玉将豆腐坊传给女儿，金顺姬返乡学习腌制辣白菜，尼西黑陶后继有人等是对传统的继承，那么青年粽工用 36道工序包裹嘉兴粽子，香港阿千坚持手工制作腊味，阿植苦心经营的 300 年家族鸭脯店，郭老婆婆守着 400 年老店不离不弃，阿刘对古法制盐的执着……这些无疑就是一种坚守。正是在这种背景与前景的交织中，我们获得了对于传统和文明的认同。

围绕东方的传统文化构建国家认同，是纪录片 《舌尖上的中国》的一种文化自觉。片子展现的人在食物获取、加工制作过程中的态度、行为以及人们的日常饮食习俗，无一不在表达东方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概念，包含了和谐、和美、和顺、圆满、调和、合作、平衡、顺应等，是东方重要的文化价值观。它体现在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内在心理等方面，根植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舌尖上的中国》在文化层面上力图体现“和”的思想。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 “地不分东西南北，靠山吃山、靠海吃海; 味兼容酸甜苦辣，顺应自然，适者生存”。第一集 《自然的馈赠》最集中地体现了东方文化中敬畏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保护自然就是保护自己的天人合一的思想。片子里藏民们采摘松茸，遵守的是山林的规矩，采拾之后自觉掩埋好被破坏的土壤，便于松茸再生; 对于依靠竹林生活的刨笋人，轻刨轻取不伤根则是世代相传的操守; 查干湖的冰湖捕捞者，尽管冒有生命危险但仍恪守猎杀不绝的古训，将五年以下的鱼放归湖中。片子中还展现查干湖祭湖、远洋捕捞队队长妈祖庙祈福的段落，这些故事表达出了东方文化中人和自然的关系。《自然的馈赠》播出后，媒体人李鸿谷认为可以 “把它视为对现代文明的一种反抗，以及漠视”。在第七集 《我们的田野》中，则更多地讲述了东方文化中因地制宜、顺应自然、利用自然的智慧。比如，贵州下尧村的鱼鸭放养在稻田里，形成了一个绿色生态圈; 黄海獐子岛人工播种的海洋牧场，既收获海珍也保护自然，是人与海洋的合作; 江苏兴化的垛田，使用堆积的淤泥作为土壤种植芋头，芋头辅助粮食，解决人多地少的问题。这些因地制宜的变通，是中国人的生存智慧，体现了顺应自然的东方价值观。同时从《舌尖上的中国》整体编排上看，第一集讲自然的馈赠，第七集讲我们的田野，从自然开始，最后回到自然中，从餐桌回到大地，这也能感到创作者要表达的 “天人合一”的东方价值观。在腾迅新闻一篇题为 “《舌尖上的中国》文化魅力的新开掘”的文章中，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孔令顺说 “我们从片中看到了包容、质朴、安然的中国原味”。

《舌尖上的中国》对于 “和”文化的诉求，在片子各集散落的民风民俗里比比皆是。丁村寿筵做成各种图形和饰有美好图案的面点、面食;岐山哨子面食材颜色的寓意象征 ( 如蒜苗的生机勃发、胡萝卜的红红火火) ; 各地过年的 “更岁交子”，这些象征符号展现出中国人追求团圆圆满、和美生活的传统延续。

“仪式”是构建文化认同的一个重要路径。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认为，仪式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唤醒某些观念和情感，把现在归为过去，把个体归为群体。因为，一个群体的神话乃是这个群体共同的信仰体系。[12]( P45)《舌尖上的中国》里村筵、寿筵、家宴就是一种仪式，其作用在于构建认同。比如丁村寿筵，每桌要挑出最长的一根面条给寿星长者; 顺德重阳节村筵上大红桌椅和装饰，老人们别着茱萸，接受晚辈的红包; 在蒙古族家宴，最年长者最先接受晚辈敬献的美食。这种仪式化的传播，传递的是尊老敬老的东方传统价值观。中华台湾网采访的一位华人张小姐被片中表现出的中国人朴素的信仰而感动，认为“这是超越了美食本身”。

传统、文化是渗透在人血脉中的基因，是一个民族得以延续的根基。电视纪录片 《舌尖上的中国》通过几千年来食物的种植、获取、加工、制作以及饮食风俗和仪式的展示，唤起了人们对于传统、文化和文明的认同，从而向构建国家认同的目标迈进了一大步。

四、族群认同

族群认同主要指一国内各个民族的内部认同，是国家认同的重要根基。将不同族群的归属交织整合，把国内各民族塑造成为一个具有高度凝聚性的国家民族，是巩固和提升国家认同的最有效方式。[13]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在整个中国国土地域范围内，通过饮食揭示中国多民族的统一性，是电视纪录片 《舌尖上的中国》的主题之一。

《舌尖上的中国》的族群认同体现在选题的选择和策划上。在有限的篇幅中，节目实现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和族群的平衡。每一集片子都试图兼顾东南西北不同地域的食物，其中香港、澳门甚至台湾在内的地域美食无一遗漏，具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的饮食，比如藏族、维族、蒙古族、白族、侗族、回族、壮族、苗族、朝鲜族等，也都予以兼顾。

除了饮食差异，有针对性地寻找不同地域饮食的相似性，通过相似性的勾连达成一种整体性的认识，是节目内在结构的又一种思路。比如，《主食的故事》中北方的面条和南方米粉的联系，兰州拉面和广东竹升面的异曲同工; 《厨房的秘密》中藏族尼西黑陶炊具和云南土陶厨具的相似。片中也讲述了历史上由于人口、民族、族群迁移形成的不同地域食物的接近性。比如豆腐起源于中原，流传到西南形成当地的炭烤豆腐; 发酵而成的奶豆腐是草原民族的主要能量来源，800 年前忽必烈远征将此制作方法带到几千公里外的云南，因此白族便有了相同手法制作的乳扇。

当我们在每一集中都看到不同地域的祖国风光，不同民族的饮食风貌，感受到一样或相似的食物在滋养中国大地上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子孙时，国家认同就在人们心中不知不觉地扩散开来了。

综上所述，《舌尖上的中国》在时空布局的延伸、历史与现实融合、食物与人的关系、饮食题材与人文主题的结合、意义和消费的平衡、故事与表达的互动、信息传递与情感说服的并用以及国际化语境[14]( P122 -142)的运用等方面，体现出了我国纪录片创作的一个新高度。尽管片子中还有些不尽如人意处值得进一步商榷，比如，在铺垫不足下急于直奔主题的突兀和急躁，由于整体性把握功力和叙事控制欠缺而使得结论显得勉强和生硬，为强调意义过于频繁的重复和略显幼稚的手法流露出的人为痕迹等，但是瑕不掩瑜。在中国社会日益分化的转型期，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当大众传播和国家认同关系呈现出复杂的态势时，纪录片 《舌尖上的中国》的热播，体现了大众传播和国家认同的正面互动，诠释了大众传播对于国家认同意识形态构建的功能，为当代大众传播与国家认同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