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群体就是这样一个被污名化的群体。特别是在改革开放早期，其群体形象常与脏、盗窃、随地吐痰等词语联系在一起。一些人将城市卫生环境较差、偷盗事件频发等现象的原因归结到农民工身上。更有甚者，一些媒体在对该类现象进行报道时，片面地对农民工进入城市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行大肆渲染，而对正面影响及农民工的劳动成果鲜有提及。在对事实的选择性强调和忽略间，媒体报道对农民工的形象产生了极大破坏。

近些年来，伴随着学界的关注及媒体界自身的反思，正面报道和中性报道取代负面报道成为对农民工报道中最重要的内容。但人们的刻板印象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拉扎斯菲尔德的“选择性接触”假说认为：受众更倾向于“选择”那些与自己的既有立场、态度一致或接近的内容加以接触[3]196。所以，农民工群体的形象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善。

二、资讯时代农民工媒介素养教育的必要性

城乡二元制社会结构、农民工自身经济基础薄弱等固然是以上问题产生的重要因素，但其媒介素养的高低以及政府、媒体对其的关注程度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特别是媒介素养教育，它虽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其作用和效果应该引起社会的重视。这些问题使农民工的媒介素养教育显得必要和迫切。目前国内媒介素养教育的对象主要集中于青少年学生，而对一些弱势群体的媒介素养教育也正越来越多地引起社会关注。对农民工进行媒介素养教育的意义和必要性主要表现在通过媒介素养教育农民工能够更好地获取信息、争取话语权以及政治参与等。

在获取信息方面，媒介素养的提高能让农民工对新闻及各类媒体有大致了解。这能帮助农民工更便捷地使用各种媒体以获取生活和工作所需的信息。媒介使用的熟练程度对受众获取信息会有直接影响。通过媒介知识的学习，农民工能够利用网络等新工具来获得并筛选信息，以及对广告和新闻的关系有更好的认识，认清广告的真实面貌，以使自己不被虚假广告所欺骗。

在争取话语权方面，通过自身媒介素养的提高，农民工能更好地参与到媒体的新闻报道中去。相对于获取信息，这是受众利用媒体的更高层次。通过媒体发出自己的声音并获得舆论支持和相关部门的关注是农民工维护自身权益的重要方式。社会公平需要媒体的监督，但媒体监督很多情况下是建立在利益受损者主动向媒体提供相关线索、信息的基础上的。所以农民工在提高媒介素养后能更好地通过媒体保护自己的利益，或者是在权益受到损害后能够努力争取和反抗。更重要的是，其能够在争取利益的同时还能保护自身的生命、财产安全不受威胁。

政治参与是受众自身政治权利、社会地位方面的表现和实现形式。而现今情况下，农民工对政治的热情还较低，对社会政治也很少有机会发表看法。这与社会发展的趋势是不相符的。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需要每一个成员的参与和表达，而政治参与便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对时政的关注可为农民工提供最新的国家大政方针、政策等信息，特别是和农业相关的新闻。

三、农民工媒介素养教育的思路和方法

综上所述，对农民工进行媒介素养教育具有重要意义，但和对青少年进行媒介素养教育相比，农民工的媒介素养教育更加难以开展。首先，农民工因为工作的缘故，很难抽出大段时间来对媒介知识进行系统的学习。其次，农民工居住较为分散，不易于集中进行教育和学习。再次，农民工在组织难度上要高于青少年，其更难以动员，教育效果也难以评估和追踪。最后，农民工的文化素质一般不高，这也加大了对其进行媒介素养教育的难度。笔者认为，针对农民工的媒介素养教育，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第一，政府应在农民工媒介素养教育中起带头作用。作为社会的管理者，在关注和帮助弱势群体方面，政府理应有所作为。农民工作为弱势群体，特别是在国家对“三农”扶持不断加大的情况下，不仅在经济方面需要国家的政策支持，在“软件”方面同样需要政府积极出台相关方案和计划。例如政府可以设立专项资金对农民工进行媒介素养教育，在农民工聚集区建立公共媒介设施以方便其接收信息。另外，作为一项基础性内容，政府应继续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提高义务教育的质量。受教育水平的高低对媒介素养有重要影响。因为受教育水平相对较高，新生代农民工对新兴媒介表现出更愿意接近的态势，而且其更有能力去学习和掌握这些新的媒介形式，这就为其接触和利用媒介获取信息打下了基础。

第二，社会公益组织和志愿者可以参与到农民工的媒介素养教育中。公益组织、志愿者作为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可以深入到一些农民工聚集区或者是劳务输出地开展针对农民工的媒介素养教育活动。

第三，学术界应保持对农民工媒介素养教育的关注和研究。一方面，学术界对某个问题的关注和呼吁能唤起相关部门的警醒和注意。另一方面，学术研究能为相关问题的解决提供更好的实践路径并为政府的决策提供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