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日本政界的“非主流派”政治家无法忍受日本对美附庸地位,更无法忍受部分主权被剥夺的法律安排,他们主张“自立”以及与美“对等”。鸠山一郎(即鸠山由纪夫的祖父)、岸信介(安倍晋三的外祖父)时期就曾积极主张修改日美旧安保条约,谋求日美“对等”。虽然“对等”没能实现,但通过修订安保条约,日本在新安保条约中争取到三项利益,即:日美新安保条约规定了美国保护日本的内容;认定美国不能随便对日本国内的民众运动进行镇压;如果军事基地有变动必须与日本“事先协商”。这是“民族派”(或曰“鹰派”)政治家与美国周旋的结果。自民党执政以来,修宪、重新武装一直是右派政治家的夙愿,但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吉田路线”成为战后日本政治的主流。“内政本位”成为日本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外交安保没能成为政策议论的核心。战后体制在20世纪80年代曾受到中曾根政权的挑战。随着日本的强大,美国开始鼓吹“日本威胁论”。1985年“广场协议&r

dquo;签订后日元升值,日本经济从此一蹶不振。冷战结束后,日本对美国的离心程度加剧,走向“正常国家”成为新的国际环境下日本追求的国家战略目标。日本开始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力求成为政治大国、军事大国,并通过多做“国际贡献”来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改变战后国际社会对日本的安排与限制。

　　这些诉求都是在右派政治家的活动中、右倾文人的煽动下以及右翼组织的街宣声中一点一点地向前迈进。90年代初的“PKO法”、90年代末的“周边事态法”以及2003年的“有事法”,使日本完成了防卫政策上的“三级跳”。由此,日本自卫队走出了国界,日美同盟的作用范围也从地区走向了世界。日本防卫政策从以专守防卫为特征的“基础防卫”转变为具有进攻性的“动态防卫”。“反恐特措法”的制定更使日本获得了“借船出海”的机会。野田内阁上台以来,日美联手拉拢亚洲国家遏制中国“出海”,并使日美同盟急速向“日美网络同盟”发展。在日本政治体制由“内政本位”向“外交安保本位”转变的过程中,日本内政也正发生着急剧的变化。以“55年体制”崩溃为先导的“平成维新”正是世纪之交日本社会变革的重要标志。

　　1993年,单独执政38年的自民党下野,八党派联合政权诞生。2009年民主党夺取政权,日本“改朝换代”,两大政党制初见端倪。民主党上台伊始,对外主张“与美对等”并构建“东亚共同体”;对内主张“刷新行政”,革官僚的命。结果首届民主党政权鸠山内阁在外有美国的打压,在内有官僚的掣肘,不到一年就被迫辞职。接任的菅直人内阁开始修正民主党的既定路线,他一边拉近对美关系,同时放慢国内行政改革的步伐。不幸的是,他遭受到千年一遇的特大地震以及海啸核泄露事故的打击,一年后也辞职。目前的野田内阁一边倒向美国,一边在联手扩大对华“遏制力”的过程中获得美国的信任,以图在“武器出口三原则”和“集体自卫权”的行使上有所突破,并伺机修改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