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作品中的中华人文精神，十分关注普通小人物的命运和心灵、人 性的优美丰富和价值意义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这正是其作品的价值所在.

汪曾祺在《自报家门》中说：“有评论家说我的作品受了两 千多年前的老庄思想的影响，可能有一点，我在昆明教中学是 案头常放的一本书是《庄子集解》。但是我对庄子感极大的兴 趣的，主要是其文章，对于他的思想，我到现在还不甚了了.

我自己想想，我受影响较深的，还是儒家……我觉得儒家是爱 人的，因此我自诩为‘中国式的人道主义者’。” 人道主义即为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是作为Humannism 的译词而被广泛使用的，它在中国新文学初期有以下几种译 法：学衡派胡先骕在1922年评论《尝试集》是译为“人文主义”; 周作人在1919年初的《人的文学》中译为“人道主义”;梁实秋 在《现代文学论》中则将其译为“人本主义”。其实这三种译法 恰是西方人文精神的三个重要阶段：人文主义——人道主义 ——人本主义。然而，“人道主义”原本是人文精神在一定历 史条件下产生的新内涵，是人文精神的一个重要表现阶段，是 强调对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新发展，但它现在在中 国好像具有独立存在的含义，可被看作是人文精神的代名词.

人文精神指关怀人的精神，其核心应该是人，它是对人的关 切，有对普通人、平民、小人物的命运和心灵的关切，也有对人 的发展和完善、人性的优美和丰富、人的意义和价值的关切.

中华人文精神就是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各种文化所形成的 基本的文化精神和优良品格，其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 行为方式和价值理想，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主导性文化 精神。中华人文精神以人为本，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表 现出的“天人相与”观，有助于保持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在对 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表现出的人伦秩序和“安老爱幼”观， 有助于保持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和和谐;在对待人与自身 的关系上表现出的自省意识、价值自觉和修身养性，避免了人 的肉体和灵魂、感性和理性的分裂。自幼受中国传统文化熏 陶的汪曾祺在创作中很自然地表现出这种中华人文精神，这 也就是他自称为“中国式的人道主义者”的原因.

虽然汪曾祺在刚刚步入文坛是受过西方现代主义派的影 响，但是进入文学创作成熟期后他毅然回归了现实主义文学 传统。纵观其创作全貌，他的小说背景主要是他的家乡江苏 高邮、昆明、上海、北京、张家口，因为他在这几个地方呆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