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国民性改造的历程及其现实启示，构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着重要的现实启示。

国民性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自然形成的，其大多数社会成员所普遍具有并重复出现的文化、社会心理及行为方式的特征总和。中国近现代国民性改造，即实现人的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之一。近代许多先进知识分子都对国民性改造进行了精细翔实的研究，提出了许多富有创建性的思想.在近代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形成了颇有声势的国民性改造思潮。认真研究近代先进中国人的国民性改造思想对于今天实现人的现代化和和谐发展，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着重要的作用。

一、中国近现代国民性改造的历程

谈到中国国民性问题，必须回溯到18世纪末期.随着大量的传教士、访华使团的到来，欧美等西方世界开始了较为集中论述中国国民性的时代。他们以感性认识为主要依据，较多地从负面来评价中国人.不少西方学者也以此为依据，分析中国国民性及其形成原因。19世纪末美国传教士亚瑟·亨·史密斯(明恩溥)对中国国民性的论述和归纳成为西方一个多世纪有关中国国民性讨论的终结.其著作《中国人的特性》(又译《中国人的素质》、《支那人气质》等)，于189o年在上海英文《北华捷报》连载，后由纽约一家公司结集出版。该书以事例为论据从生理、心理、伦理道德等三方面将中国国民性概括为26种性格特征.其中概括有忍耐、节俭、勤劳、坚忍不拔、持之以恒、知足常乐等优良品质，也包括拖沓、无所作为、逆来顺受、因循守旧、不求进取、缺乏同情、相互猜疑、缺乏诚信等国民劣根性.是第一部系统地分析中国人性格和文化心理特征的著作。此后，在20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西方人讨论中国的国民性，在特征范畴上都囿于明恩溥对中国人特性的概括。《中国人的特性》不仅广泛影响了西方人关于中国人的性格的见解.也影响了东方。

中国人对“改造国民性”的提出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带有很强的救亡色彩。I2l鸦片战争中国惨败的教训，惊醒了沉睡在东方大国梦里的部分先进儒家知识分子.他们开始探讨解决民族危机的方策。魏源、郭嵩焘等比较开明的地主阶级改革派知识分子开始注意并初步介绍了西方“开放”、“求实”、“重商求利”等近代资本主义的先进民族品格，对“闭目塞听”、“妄自尊大”、“粉饰虚伪”、“浮躁”等陋习进行了批判，提出了整肃人心风俗的思想，当然，他们依然主张以巩固纲常礼教为核心的封建伦理道德规范为根本方法，因此其改造思想仍然局限于传统道德教化的范畴。

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在中国.真正开始在物种竞争、民族图存的大背景下全面审视自身国民性始于严复、梁启超等晚清启蒙主义者。与魏源、郭嵩焘等地主阶级改革派知识分子不同，戊戌时期的严复、梁启超等资产阶级维新派已经认识到西方富强的真正社会基础是其国民具备了个人本位主义价值观、资产阶级伦理道德规范、行为品格和社会心理。严复并没有提出过“国民性”这一概念.而是将“国民性”表述为“国性”.他根据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赫胥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和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强调一个国家的强弱盛衰取决于每个国民的品性、素质.主张用“自由、独立、进取”等近代西方文明的理性精神替代以纲常礼教为核心的封建文化.并开创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理论。不仅为理想新国民设计了理想模式也为如何实现理想新国民提供了路径;但总体来看，严复对于中国国民的“程度”及能否彻底改造国民的劣根性持一种较悲观的看法。中国人当中比较集中地探讨自身国民特性问题始自梁启超.他明确提出了“国民性”概念，并从1889年开始，连续在《新民说》、《论中国国民之品格》、《论中国人种之将来》、《国民十大元气论》、《积弱溯源论》等一系列文章中集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粱启超以西方文化作为参照系.以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国民资格为标准.对缺乏国家思想、社会公德、权利观念、自由思想和自治能力等几千年封建文化积淀在中国国民心灵深处的劣根性进行了无情鞭挞。当然梁启超在批评之余也对中国国民性格中的优秀品质多加肯定。在此基础上。他重塑了理想新国民，认为他们应具备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独立的人格以及具有诸如为社会、为国家尽义务等新的道德观念、精神风貌，并积极探索和实践了教育、报刊、“新小说”、“新史学”等国民性改造途径。

在日益紧迫的民族危机面前.专注于改良的国民性改造方式无法取得实际效果。以孙中山为代表、留日学生为主体的青年激进知识分子，主张以民族、民权、民生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思想学说来唤起民众(知识阶层和部分新军)，并倾向于以一种更加简洁而迅速的方式——革命——来完成这种艰难的改造，但由于他们政治经验不足以及对革命的作用进行了过高地估计，以致造成了民国初期社会混乱及以后不久的帝制复辟。革命的失败.不仅没有打消孙中山继续探索的念头.还引起了他深刻反恩，开始重新考虑中国建设的新方略——《建国方略》，在这一新方略中他将国民心理建设放在首位。在认真分析国民性“利病”的基础上。孙中山认为国民应具备为大家、为国家谋幸福的新志向、高尚的人格、强烈的民族自信心、自豪感、社会责任感.以及积极进取、百折不挠的精神，并将振兴教育事业、宣传三民主义作为改造国民性的主要途径。

改良以及辛亥革命的失败.促使着激进的知识分子更加迅速有效地寻找改造国民性的方式。李大钊也主张中西文化互补，以西方民族精神来反衬中国民族心理的短处，甚至还进一步发展了当时盛行一时的民粹主义思想。但在新文化运动后期。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人，使他对国民性改造的目标模式、改造方式、改造对象等方面的认识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与资产阶级改良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开始主张“心物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强调“革心”与“革命”.改造国民性与改造社会必须同步展开。“革心”即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启迪民众。“革命”即指用阶级斗争的手段改变社会现状。李大钊提出的这一观点，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后改造国民性思潮的转向，成为以马克思主义观点观察国民性问题的奠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