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改革、开放的时代，一些人痛感 于自己的落后，目光紧盯现代的西方，以为 西方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以为这就是现 代精神，于是再度掀起了西化的浪潮，这在 我们思想界、学术界都有广泛的表现。就以 文学研究来说，不久前读到钱理群的短文④， 谈及80年代他与同行提出“20世纪中国文 学”的观念。这一观念不在于文字表达本身， 而在于对其所作的阐述。倡导者对这一观念 的解释，在后来文学史的编写中发生了众所 周知的影响，但是在学界是存有不同意见的.

80、90年代的现实生活逼人反思。短文作者 认为，这一概念本身无需改变，但是根据20 世纪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现今必须对其涵 义做出新的阐述了;同时承认这一观念的提 出，正是受到当时“西方中心论”影响的结 果。对于一个学者来说，修正自己观点是常 有的事，有的公开申明，有的暗中进行，有 的暗中修正了还得表现自己是一贯正确的.

短文作者要修正自己的观点，这已是实事求 是的表现，但还和盘托出了思想来源，特别 是承认受到西化的影响，却是要有勇气的。说 实在，我读完这篇短文后，深为作者坦诚的 学风所感动。西方中心论，在我看来，就是 这位学者在80年代所理解的现代性，而今对 现代性有了新的认识。西方一些学者说，当 代西方社会已进入后现代社会，现代性已经 过时。80年代中期，此说传到了我国。到了 90年代，我国一些年轻学者把西方学者的理 论搬过来就用，高唱在我国的文化、文学中， 已走向“现代性终结”。其实，这是又一种西 化论的搬弄了，或是一种真正的“抄袭”、 “模仿”了J警惕、批判与避免现代化带来的 破坏性后果，跨越它的陷阱，我以为这并不 会导致现代性的终结。我们要分析西方学者 对于现代性的不同的解释与批判，但又不能 局限于他们对现代性的所作的阐述。同时，我 们也不能重蹈现代迷信所制造的现代乌托 邦，来构筑我们所需要的现代性.

从现代性的历史进程来看，现代性是一 种被赋予历史具体性的现代意识精神，一种 历史性的指向。在各个发展阶段，现代性的 内涵有着共同之处，但又很不相同。一些学 术思想问题，在彼时彼地的提出，看来有违 那时现代性的要求，而不被重视，甚至还要 遭到批判;而在此时此地，则不仅与现时现 代性的要求相通，而且还可能成为现代性的 基本组成部分。例如，对于“五四”后的多 次学术思想的争论评价，我们从现时的现代 性要求出发，可以说与“五四”时期的要求 在总体上是一致的，但又是不完全相同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辛亥革命的一次深人， 文化上的真正革命。这场运动，意在进一步 摧毁封建制度，击溃旧的文化传统，走向更 为彻底的现代化。其批判的准则，则是民主 主义、科学主义思想，部分则是刚刚传入中 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这些思想形成了“五 四”时期的现代意识精神，其指向表现为这 一时期的现代性。这时期的任何文化现象，在 新文化运动面前，在“五四”时期的现代性 面前，都将陈述自身存在的理由，而受到检 验与被取舍。提倡白话文，是我国文学叙述 的一个转折;而当时的国学研究的倾向，与 其时倡导的科学精神、人文精神相悖，妨碍 了新文化运动的推进。稍后的《学衡》派、 《甲寅》派，继续反对文学话语的改革，他们 保卫旧文化，批判新文化，声称白话文学不 算文学，对改革派极尽嘲弄之能事。毫无疑 义，他们自然是时代的落伍者了.

“五四”运动的功绩在历史上彪炳千秋， 当时对旧文化所采取的激进态度，从促进历 史进步来说，实属必要。但是也正是由于其 激进性，绝对性，使得新文化与传统文化之 间横亘一条裂痕，这也是事实。一些学者不 承认有什么断裂，认为继承得很好，这也是 一种意见。我们一面为要赶上时代的发展，摆 脱落后愚昧的局面，觉得只有从外国人那里 寻找榜样与药方，否则似乎就难以自立。另 一方面，特别是在“五四”运动几十年之后， 由于我们中断了与传统的联系，总是使我们 觉得在文化传统上飘零无依。说是我们有几 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但又不断挞伐古代文 化以致焚烧古籍，让人看不见、摸不到的优 秀文化传统不知究竟在哪里，从而造成人们 文化、精神的贫困。这就是我们近百年来特 别是近50年来的心态，虽然近20年来的情 况有所改善.

在20世纪即将告终之际，百年来发生的 种种事件，今天以历史的整体面貌出现在我 们面前，这无疑可以使我们获得一种历史的 整体感。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历史的评价 已可以不囿于一时一事，可以在历史的联系 中了解它们，而成为一种整体性的评价。现 代性也即现代意识精神，具有了更为宽阔的 视角、宽容的气度。对于过去革命的文化思 想的方方面面，将在历史的整体中受到重新 的评价与审视，即使在过去被认为是保守的 文化思想也是如此。一切有利于当今文化发 展的因素、成分，都将被我们采纳、吸收;一 切不利于当今文化发展的因素、成分，将被 搁置起来。原有进步的现象，可能在与多种 其它现象的联系中，由于消除了一时一事的 孤立性，显出历史整体的敞亮而发现其中的 消极因素，甚至可能见到其走向反面的原因; 某些一直被认作是消极的历史现象，同样可 能由于消除了一时一事的孤立性，在整体的 相互的联系中，因历史面貌的敞亮而可以发 现其积极因素。这种现象，我想可以叫做历 史整体的去蔽现象。《学衡》派对新文化运动 的历史攻击固然不足为训，但今天看来，其 研究学术的宗旨，却具有了新意。它自称， “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 对于国学研究，其态度是“明其源流，著其 旨要，以见吾国文化，有可与日月争光之价 值;而后来学者，得有研究之津梁，探索之 正轨，不至望洋兴叹，劳而无功;或盲肆攻 击，专图毁弃，而自以为得也”。又说“本杂 志于西学则主博极群书，深窥底奥;然后明 白辨析，审慎取择……兼收并览，不至道听 途说，呼号标榜，陷于一偏而昧于大体也”⑤.

自然，这些宗旨，提倡者其实并未能真正实 行，也难以实现，况且走到岔路上去了。但 是就这等主张而言，现今抹去其灰暗的历史 尘灰，则显出了其现代意识的精神;我们经 过几近一个世纪的曲曲折折，今天求索的也 包含这种精神与主张，无疑，它们可以成为 当今现代性的一个组成部分。历史中存在大 量的“盲肆攻击”，大量的“专图毁弃”，这 也是事实。盲目的滥肆攻击与随之而来的种 种反理性的毁弃，都被历史发展的现实需要 所毁弃了.

历史的整体性评价，是我们所主张的现 代性的思维方式，它承认历史发展中的激变 时期的一分为二的斗争的必要性，革命的必 要性，否则，新的思想、文化以及制度无以 自立，难以发展壮大;同时也主张新的文化、 思想一旦产生与形成，就应在批判、鉴别的 基础上，充分吸收旧有文化传统的精华，铸 成自身的血肉。一味斗争、只主张二元对立 的思维，导致了社会的灾难。当今的现代性， 应是一种排斥绝对对立、否定绝对斗争的非 此即彼的思维，更应是一种走向宽容、对话、 综合、创造同时又包含了必要的非此即彼、具有价值判断的亦此亦彼的思维.

文学理论的自主性问题与现代性 我国新时期的文学理论20年，是受到现 代性的策动，力求新变、不断体现现代意识、 精神的20年。由于历史、文化等等的原因， 这是在文艺理论上初步更新了文学观念、发 生重大变化的20年. 在文学理论中，探讨现代性问题，自然 不能把它与科学、人道、民主、自由、平等、 权利等观念及其历史精神、整体指向等同起 来，但是又不能与之分离开来。文学理论要 求的现代性，只能根据现代性的普遍精神，与 文学理论自身呈现的现实状态，从合乎发展 趋势的要求出发，给以确定。我以为当今文 学理论的现代性的要求，主要表现在文学理 论自身的科学化，使文学理论走向自身，走 向自律，获得自主性;表现在文学理论走向 开放、多元与对话;表现在促进文学的人文 精神化，使文学理论适度地走向文化理论批 评，获得新的改造.

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我国文艺界流 行的是“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从属于政 治”的口号。十分明显，这里的主体是政治， 文艺完全处于从属地位，文艺自身的主体性 完全被否定掉了。结果是，当“文革”政治 日益走向封建法西斯化，文艺、文艺理论、批 评也就堕落不堪了，一场又一场的政治杀伐， 总是从文艺批评开始。70年代末，从“文 革”的教训出发，在“解放思想，实事求 是”的方针指导下，提出以后不再提“文艺 为政治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而改提 “文艺为人民服务”、“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

这是一个及时的重大的变化，也是一个有力 的举措。我们在这里主要分析这两个“不 提”，因为文艺要成为文艺，首先要从其学理 上进行阐明，使文艺真正成为文艺自身，即 还其固有的自主性，文学理论同然.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就现代文学理论来 说，早在本世纪初，在梁启超的一些论著中 已提了出来⑥，这纯属一种理论性的探讨;20 年代有关这方面的讨论，也是属于这种性质.

后来这一理论就发展到“文艺从属于政治”、 “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结论，这在历史非常时 期也是必要的，而且也起过良好的社会作用.

从50年代起，这一理论逐渐成了一种政治规 定，成了一种体现一定政治要求的政策。于 是理论被简化成了政策，并要求政治、文化 部门、文艺家们都去贯彻.

照我们现在的理解，所谓政策，多半是 在某种理论指导下，保证某种政治、社会主 张得到实施而制订的一定的措施与手段，这 是社会权力、财富分配、再分配的各种规定 与限制。政策总是具有集团性，在其实施过 程中具有强制性。审时度势，因时、因地的 应时性、灵活性、强制性，正是政策的特点.

政策是一种权力行为，把文学理论与政策搅 混一起，政策就可能替代文学理论，遏制文 学理论自身的不断探讨与前进，消除理论自 身的学理与自律性。50年代初以后几十年 里，事情正是这样发展的。在我国文艺界，事 实上只有文艺政策而无文学理论，虽然文艺 界有的负责人以文学、文学理论的名义常常 发表讲话，进行种种总结，但实际上不是在 探索文学理论自身，而是独霸了这一理论话 语的解释权，严酷地、一批又一批地处理文 艺思想上的异己分子，文学理论被推入了 “风刀霜剑严相逼”的绝境，学理探索实际上 被封死了。一切与这一政策的规定有出入的、 不相呼应的理论观点、看法，都受到权力的 干预而备受摧残。政策与理论是不应混同的， 事实上也无法相混，但是权力可以使之一体 化。70年代末、80年代初，提出了在文艺中 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不再提文艺为政治 服务的口号，而代之以文艺为人民服务，为 社会主义服务，这说明过去几十年里，确实 把文学理论与文艺政策相混了，因为政策是 可以替代的，而理论的学理可以修正，但似 乎没有替代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