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文学的一个奇异主题叙事，从而彰显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在各种语境作用下演变的轨迹。

“土匪”是中国现代文学中一个奇异的主题叙事，这是中国现代独特的历史文化语境的产物。土匪题材为新文学史上少见的题材，再加上土匪自身的复杂性和中国文学环境的特殊性，使新小说家选择土匪故事时慎之又慎。姚雪垠广为人知是因为六十年代的长篇小说《李白成》(李即明政府所谓的“匪首”)，殊不知他在四十年代的小说《长夜》就显示了讲述土匪故事的才华;《林海雪原》是革命出身的曲波在五十年代写作的一部著名的传奇性革命历史小说;《红高梁》是新时期探索性小说的代表性作品;《青木川》则是“格格”作家叶广芩挂职乡间的文学收获。正是因为这四部作品特殊的文学史地位和共同的题材，将它们放在一起论述更易于看出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在叙述方式上的流变，以及这种变化和其产生的社会、文化、文学语境的关系，从而彰显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在各种语境作用下演变的轨迹。

一、《长夜》——真实的“自传”

《长夜》是姚雪垠写于抗战时期的一部别开生面的作品，一九四七年由上海怀正文化社出版。小说讲述了作者在一九二四年冬天到次年春天大约一百天的时间在土匪中生活的经历，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而且，“在写作的时候，为忠实于现实主义，我决定不将主人公陶菊生的觉悟水平故意拔高，也不将贫雇农出身的‘绿林豪杰’们的觉悟水平和行为准则拔高。”“忠实的反映二十年代河南农村生活的重要侧面和生活在那样条件下的人物的精神面貌，是我要写这部小说的中心目的。小说中当然反映了我的世界观和我的思想感情，但是我决不背离历史生活的真实，故意加进去某些思想宣传。”豫西是有名的土匪世界，作者的亲身经历和追求写实的创作态度，使《长夜》为现代读者提供了一睹“真实”的土匪故事的机会。“从审美的角度发现‘真实的土匪’上。《长夜》可以和萧军的《第三代》并列为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两部奇特的书。”

《长夜》的真实感主要源于复杂的人物关系和人物形象的写实性描写。“在这部小说中，我写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农民因没有生活出路而叛乱。我写出他们的痛苦、希望和仇恨;他们‘下水’(当土匪)后如何同地主阶级存在着又拉拢又矛盾的关系，其中一部分人如何不得不被地主中的土豪利用;我写出来杆子与地方小军阀之间的复杂关系;我还写出来杆子内部存在着等级差别：有人枪多，放出一部分枪支给别人背，坐地分赃;有人背别人的枪;有人当‘甩手子’，地位很低。小说中所反映的社会现象，人与人的关系，阶级关系，正是我在少年时代曾经生活于其中的历史现实。”“一支人数较多的土匪武装，其阶级成分是复杂的：有真正的失业农民，有农村中的二流子，有离开军队的兵油子，有破落地主家庭出身的人;还有曾经受过招安成了官军，因打败仗或不得意而重新下水的军官。”正是这种“人与人的关系”、“阶级关系”和土匪内部阶级成分的复杂性，为读者带来了五、六十年代阶级理论图解式的作品所缺失的“真实感”。复杂的人物关系描写是建立在复杂的人性、性格刻画的基础上的，土匪头目李水沫、薛正礼和土匪赵狮子、刘老义都是令人难忘的“强人”形象。赵狮子在与地主武装红枪会、地方军阀马文德的交战中彪悍勇猛;对待“肉票”和反抗的农民则透着凶残，尤其是攻打胡刘庄时将其大舅、二舅枪杀的细节更是令读者触目难忘;而面对土匪头目薛正礼的母亲、妻子，他在亲热和调皮中流露出对家庭温暖的渴求。强悍、凶残、讲义气、重感情如此复杂矛盾的个性合于一体，显示了作者对特殊家庭(赵五岁即沦为孤儿，他母亲被其舅逼迫下自尽)、社会(兵荒马乱，强人盛行)环境下形成的性格特点的精确把握。薛正礼则沉稳精明、强悍机警、善良义气。他劝同村青年不要做土匪而自己又不得不为，他眼见土匪烧杀奸淫劝阻不成而又任其所为，他是一个集农民的善良、宽厚和土匪头目的精明、强悍于一体的复杂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