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海雪原》是在“敌”(匪)、“我”(解放军)对立分明的叙事结构中完成革命历史的讲述任务的。和《长夜》相比，《林海雪原》只保留了“官”(解放军)和匪的对立冲突，至于“官”的内部和土匪内部以及官匪之间既相互斗争又相互拉拢、相互转化的错综关系基本上被忽视和改写。可以说，《林海雪原》是对《长夜》的叙事结构进行减法的结果。与此对应，作者还要在敌我的阶级来源和双方形象的塑造上进行调整。我方人员杨子荣、少剑波、高波等人皆为“无产”阶级出身，他们身上也都凝聚着各有差异但同为美德的品质：杨子荣的“大智大勇”，少剑波的“机智多谋”，栾超家的“诙谐乐观”……敌方则成分复杂，“伪满官吏、警察宪兵、地主恶霸、盗寇惯匪、流氓大烟鬼”以及国民党残余军队，但他们的品质一律都有问题：凶残、狡猾……——这样的故事结构和人物形象和中国古代的“土匪”小说《水浒传》极其相似，只不过将“官”(以高俅等人为代表)和“匪”(梁山好汉)的行为和品质进行了置换。《水浒传》中梁山好汉行侠仗义，政府官兵则趁火打劫，于是官逼民反;《林海雪原》上则是人民军队处处为群众(林业工人、贫农、猎户)着想，土匪对群众凶残无比，于是官方胜利剿灭土匪。可以说，《林海雪原》就是改装版的《水浒传》。但这样的叙事结构必然带来对现实复杂性的排斥：“英雄们的事迹也绝非四十万字所能写完，有许多事情我把它删掉了，没有写进去。最近我见到过好几位当年一同参加过林海雪原斗争的战友，他们总是问我，某某事你怎么没写进去，某某事又为什么没有写进去?可见我还远没有把林海雪原的斗争表现得更完整更充分。”到底是什么事情令当事人难忘而又不便于写进英雄的故事里哪?战友的责问显示了曲波在阶级立场(政治考虑)、动人故事(读者考虑)和个人经历之间牺牲了后者、成全了政治和读者。

与《长夜》相比，《林海雪原》故事结构的改变紧连着叙事视角的转移。《长夜》的叙述方式虽为第三人称叙事，但与常规的第三人称叙事有所不同：叙述者在空间上虽然完全不受限制可以自由出入人物的内心，但作者却有意将叙事的任务交给“我”(小说主角，早年的作者)，而“我”的特殊身份造成了既站在土匪立场表达对他们的钦佩和同情，又不时游离土匪立场讲述他们的残忍和无情。《林海雪原》仍然采用第三人称叙事方式，但将叙事任务的权利交给了“我方”。除了保持叙述者在时间上完全受到限制，按事件的发展作顺时态叙事以保留传奇的“悬念”外，叙述者在空间上也是有所限制。对于“我方”和土匪方的外部行为，以“我方”为主，而且叙述者只在“我方”人员的内心出入。而让土匪一方保持内部的“沉默”状态。这样的叙事视角更易于将读者的心拉向“我方”，以达到宣传英雄事迹、教育人民大众的目的。

三、《红高梁》：关于“我爷爷”的后设叙事

一九八六年《红高梁》发表后，评论家雷达在《文艺报》刊文称赞它“救活了革命历史题材”，言下之意革命历史题材已经奄奄一息。同时，更多的评论家注意到它和美洲作家福克纳、马尔克斯等人作品的联系，惊叹其艺术上的革命和探索。稍后，张艺谋电影版的《红高粱》更是推波助澜，莫言及其小说《红高粱》红透了中国文坛。《红高粱》何以“发红”、何处“探索”，并用什么救活革命历史题材?

《红高梁》用来救活革命历史题材的“药方”主要有三个：一是叙事结构上将土匪故事放在国、共相争和打“日本鬼子”的历史背景的中心;二是叙事方式的巧妙运用;三是叙事语言上两种语汇系统的交错运用。通过如此多方面叙述“技巧”的调整，《红高粱》传达了对于民族的骁勇血性的那种理想状态的寻找。

故事的主线按照顺时序讲述“我爷爷”带领“土匪”伏击日军并几乎全军覆灭的过程，其间不断穿插“当事人”意识流的往事回顾和“我”(土匪后裔兼叙述人)站在“当代”(和读者同一时代)的事后评价。土匪头目“我爷爷”是纯正的贫农出身，其手下的“匪徒”们也都是穷苦出身。虽然叙述人一再提醒他们的“土匪”身份和“杀人越货”的行径，但“故事”却极少透漏他们是如何杀人并越货的细节。唯一详尽叙述的是“我爷爷”如何杀劫匪、抢劫“我奶奶”并与之高梁地里“野合”、杀死单扁郎父子夺其家产的过程，但都因为劫匪和财主自身的“不仁”(前者欲劫财劫色，后者利用财势为麻风病人“强”娶农家美丽女子)消解了“我爷爷”的凶残。而“我奶奶”高粱地中欢快的“呻吟”和之后与“我爷爷”的明来暗往也进一步“告诉”读者：“我爷爷”并非强霸民女。通过“我父亲”和“我奶奶”不断回顾和“我”的补充、评价，在读者心中逐渐确立、丰富了“我爷爷”的土匪英雄本色。与之相比，国民党军队冷支队则充当了事后打劫的角色。在国、共和日本人三方较量的历史背景中，将土匪放在叙事结构的中心，再利用“我”这个特殊身份的叙事人和“我父亲”、现当代文学的一个奇异主题叙事“我奶奶”等叙事视角的不断介入，从而完成了“我爷爷”这个连接《水浒》英雄传统的民间英雄形象。可以说《红高粱》是站在土匪的角度。重新讲述“中国抗战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