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实现有序的政治改革和有活力的政治稳定，邓小平在彻底抛弃无序的群众运动和大批判方式的同时，积极倡导以民主和法制的方式实现政治改革。无论是政党行为，还是公民的个人行为，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进行。在新旧体制交替时期，如果政治改革绕过社会合法性的环节，越过民主和法制，即使目标正确，也会使各种社会不满集中化和政治化，从而引发政治动乱，中断政治改革。据此，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政治目标。

三、邓小平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式选择

一般说来，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式有两种，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渐进式改革与激进式改革，两种改革方式的差别在于：1、渐进式改革是部分的逐步展开的过程，激进式改革则是总体推进的改革;2、渐进式改革是先在旧体制周围建立起新体制，造成两种体制并存的局面，使人们有一个比较的过程，逐步改革旧的体制;激进式改革则在一开始就对旧体制进行改革，以此为新体制的成长铺平道路。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的体制改革，“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7页。)“匆匆忙忙地搞不行”，如果那样搞“一定会出现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5页。)，要坚持渐进式改革。

邓小平的体制渐进改革思想，包括务实主义的观念模式、试验性的方案选择、迂回式的改革发展战略这样几个方面，它们构成了体制渐进改革思想的基本特征：

1、务实主义的观念模式。这种观念模式的实质，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具体的实践中找出改革的积极因素加以扶植。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个别地方搞起来以后，邓小平对这一新生事物大力宣传，认为“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这一点很重要”(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6页。)，并将这种“原生”的因素纳入到社会主导体制中来，将“群众意愿”转化为党的方针政策。我国在改革之初并没有确立一个一成不变的目标模式，改革目标是不断随着改革的推进、深化，随着主客观情况的变化而不断地得到修正、调整的。邓小平著名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思想，从实践的角度看首先具有目标论的意义，表明了具体的改革目标的可变性和可调整性。

2、试验性的方案选择。任何一种大的改革措施，都经历了小范围内的反复试验，取得了经验，在群众心里有了准备以后才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避免了全局性的失误。采取经过试验、再行推广的制度供给方式，比较明显的功利之处就在于降低政府因知识的不完全性而产生失误的可能性。在没有经验可供借鉴时情况下，从某一个点或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开，可以通过边试验，边纠正，避免犯大的错误。同时，先试点，后推广，可以避免抽象的意识形态争论，通过实践来统一认识。在改革之初，思想僵化半僵化的状况还相当严重，人们对一些重大的改革措施存在不同看法，如果试图通过争论来统一大家的认识，几年、十几年也未必成功，把时间都争论掉了，什么都干不成;相反，通过大胆地试，思想较快地得到了统一，步子反而加快了。从1979年开始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1983年基本完成，从1979年4月邓小平提出“还是办特区好”，到1988年4月13日建立海南省大特区，都是经过不断试验，逐渐地统一了人们的认识。

3、迂回式的改革发展战略。这主要是指在体制改革过程中，先从难度较小的方面入手，然后逐步向难度较大的问题过渡，由局部性改革逐步扩展到整体性配套改革。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为第一推动力，改革从农村向城市逐步推进，农村改革的经验被运用于城市改革，而城市改革从企业经营机制到价格体系，各方面都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在市场发育程度普遍较低的中国，我们首先选择与港澳台临近的城市和地区，选择过去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沿海城市和地区率先进行改革，采取优惠政策，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以推动全局性的改革。这种逐步推进的格局，是同地区推进的改革和经济发展格局相结合的。实践证明，这一发展战略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

四、邓小平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贡献

(一)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模式的新开拓

对当代中国来讲，首要的问题是如何推进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政治发展。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从1949年选择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后正式开始的，直到80年代以前，中国基本上沿袭了前苏联所确立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在建国初期，这一政治模式对于迅速稳定社会秩序，团结全国人民集中力量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业化以及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但在历史进程中它的弊端也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就是：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应该有什么样的政治发展?这不但牵涉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而且是对当代人类社会政治发展道路选择的回答。对这一重大的命题产生了三种不同的回答。一是坚持传统社会主义政治模式，否定对它的改革和创新;二是由否定传统社会主义政治而否定了整个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政治发展的轨迹也就另外铺在了资本主义的路基之上;三是邓小平提出的以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改革来促进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

第一种回答，似乎是要坚持社会主义，但由于在思想上否定社会主义自身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改革完善，实际上也就葬送了社会主义。事实证明，否定了改革，并没有能够坚持社会主义。第二种回答是以资本主义的政治发展取代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即重弹西化的老调。第三种回答要求社会主义政治的新发展，通过体制改革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8页。)邓小平政治发展理论的一个重大贡献就在于此。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起，中国开始了政治发展的崭新进程：既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对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模式实行了全面深刻的改革，它同过去的以及当代的其他社会主义改革比较起来具有完全不同的属性。

正是在这种基本认识的基础上，中国采取了渐进式的政治发展模式，在体制改革的起点、程序、方式等一系列问题上，既坚持了原有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又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使得中国的政治发展不仅跳出了传统社会主义的樊篱，而且也没有沿袭资本主义政治发展的老路，走的完全是一条独创的新道路，它所提供的最为重要的时代价值是：社会主义的传统政治模式在经历了早期的辉煌和随后的磨难之后，能够以自身的改革来实现新的飞跃。这种新的政治发展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比资本主义政治发展付出的社会代价要小得多。这就意味着像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完全可以通过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来实现伟大的历史性跨越，走出一条比资本主义政治发展更好的实现现代化的政治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