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并不是只注意了经济意义上的世界历史,而是全面的世界历史发展,它不仅涉及经济政治方面,而且也包括精神文化方面以及与人们生活相关联的一切方面,是以经济活动的全球化为载体的涉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世界历史。马克思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人们的交往方式发生相应的变化,世界市场不断被开拓出来,“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P88)人们的思想观念等精神生产是同物质生活直接相联系的,是物质生活的直接或间接反映,因此随着经济活动和交往方式的全球化,人们的精神文化的生产也同世界的其它地方联系起来,“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1](P89)“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各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文学。”[1](P276)世界各民族和民族国家越来越在世界历史的意义上、在相互联系的意义上发展起来,以往的那种互不影响的发展状态被相互联系的发展所代替,整个世界的发展成为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发展态势。而这种发展的最终结果就是人类获得普遍的解放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在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的初级阶段,世界必定是一个逐渐走向和谐世界的过程,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人类才能真正获得完全的解放,只有和谐的世界才能实现共产主义。

二、毛泽东的中国革命与和平是世界革命与和平的一部分以及和平共处理论

毛泽东从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角度对世界历史的发展进行了论述。一个是关于中国革命的世界历史发展理论,一个是中国社会建设与世界其它国家关系的世界历史发展理论。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毛泽东是从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联系来看待世界历史的发展并进行理论阐述的,在中国社会建设和国与国的关系上,他坚持中国与世界其它国家的和平相处与交往,阐述了世界和平与中国的关系、中国与不同国家的关系。

毛泽东在1926年3月18日《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一文中将一国的革命与世界革命联系起来,他说“我们可以说:巴黎公社是开的光明的花,俄国革命是结的幸福的果———俄国革命是巴黎公社的继承者。”[2](P33)毛泽东多次强调日本侵略者不仅是威胁中国,也是世界和平的威胁,把世界上一国的革命与世界革命联系起来。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着重论述了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联系,他一再强调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的革命离不开世界的革命,世界其它国家的革命也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就是说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他认为中国的抗战也就是世界人民的抗战,是反对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他强调在帝国主义时代,中国的抗战如果没有世界人民的援助,那么要想取得胜利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并认为不仅中国的革命是这样,而且整个世界上其它国家的革命也是这样,只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与援助才能最终获得胜利,革命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的相互援助的事业。他提出了“中国、日本、世界各种反法西斯的势力是互相影响的,互相帮助的。世界和平不能分割,世界是一个整体,这是现在世界政治的特点”,[3](P133)“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3](P145)“中国革命是带有世界性质的”等等论断。毛泽东强调革命是这样,同样中国革命胜利后的社会建设也需要世界友好国家的援助才能顺利进行。在国与国交往方面,毛泽东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立场和和平共处的原则。对于中国处理与其它国家的关系上,毛泽东与周恩来等老一辈国家领导人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与其它国家交往。早在1945年《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毛泽东就写进了中国的外交原则,这就是“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谊这些基础上,同各国建立并巩固邦交,解决一切相互关系问题。”[4](P10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