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马克思为什么会错过拉丁美洲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以谋求解放为宗旨的马克思会对拉丁美洲解放事业的主要领导者如此不屑?更一般地说，马克思为什么会错过拉丁美洲?一般的解释是：在马克思写作此文的时期 (1857年)，对拉丁美洲独立战争还缺乏全面深入的研究，马克思所征引的资料包含了对玻利瓦尔的偏见，而除了这些资料之外，马克思又没有别的资料可以使用，结论是，马克思在使用这些资料的过程中不自觉地继承了当时流行的关于玻利瓦尔的偏见。这个解释有点让人难以信服。一个很大的疑点是：马克思在写作关于玻利瓦尔的文章时已经 40岁———古人所说的不惑之年———其思想已经完全成熟。马克思当时的主要研究工作是写作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这个 《资本论》的第一个稿本，这部手稿的基本精神是穿过资产阶级市场所呈现的 “自由、平等”的“人权伊甸园”的表象，进入资产阶级工厂这个 “人剥削人”的本质世界，揭示资产阶级社会运作的秘密。这样一个对欧洲社会的内里洞若观火的辩证法大师会被关于拉丁美洲的表象所迷惑吗?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

拉丁美洲学者何塞·阿里科 (JoséAricó)认为，马克思的观点实际上不是随波逐流，而是逆流而行。在马克思写作的时候，已经有很多声望卓著的欧洲人开始正面评价玻利瓦尔。也就是说，在当时的欧洲，马克思关于玻利瓦尔的看法不是在顺应潮流，而是在反潮流。马克思不是 “不自觉地”接受了来自其所征引的文献中所包含的偏见，而是 “自觉地”将那些正面评价玻利瓦尔的文献撇在了一边。这样一来，真正需要解释的问题是：马克思为什么要这么做?或者说，马克思为什么要 “故意”错过拉丁美洲?一个可能的解释是：马克思是一个欧洲中心主义者，认为在欧洲之外的世界所发生的事情没什么历史意义，因而理所当然地不承认玻利瓦尔的解放斗争的价值。按照这个解释，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原封不动地保留着来自黑格尔的基本区分：“历史的人民”与 “没有历史的人民”.欧洲人是历史的，其他人是非历史的。只有欧洲人是理性的民族，其他人都是非理性的民族。理性的欧洲人占据着世界历史的中心位置，欧洲人是 “主人民族”,具有绝对的价值，所有其他围绕着欧洲这个中心旋转的人都是只有相对价值的 “奴隶民族”.只有欧洲才能创造历史，欧洲之外的世界只能跟着欧洲走，无力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关于欧洲南边的非洲，黑格尔认为，由于根本就没有意识到 “精神”的存在，“黑人对于人类总是怀着十足的轻蔑”,只有 “肉体的狂热”而没有 “精神的狂热”。也就是说，非洲人连被称为真正的人的资格都没有，历史在这里无从开始。关于欧洲东边的亚洲人，黑格尔说： “受制于欧洲人乃是亚细亚各帝国必然的命运;不久以后，中国也必然会屈服于这种命运。” 也就是说，亚洲曾经占据的位置已经为欧洲完全取代，亚洲只是一具昨日的躯壳，只有服从于今日欧洲的 “精神”,才能重获生命。关于欧洲西边的美洲，黑格尔则断言：“亚美利加洲乃是明日的国土。”

言下之意，今日的美洲还缺乏 “理性”,只有接受欧洲的 “启蒙”之后，只有到 “明日”,才能进入世界历史。只有欧洲 “基督教世界乃是完成的世界;原则已经实现，所以日子的结束已经变得圆满了……基督教世界在它自身范围以外，没有任何绝对的生存，只有一个相对的生存，这是已经给它在本身克服了，它唯一关心的地方便是要明白表现，这种克服已经完成”.最终，精神的太阳在信奉新教的日耳曼民族之中找到了自己的家园，历史就此终结。

在 《共产党宣言》中可以比较明显地感觉到与此类似的观念。在 《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各文明国家”的联合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这些 “文明”国家主要是指英国、法国这样的欧洲国家，特别指德国：共产党人现在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国，是因为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是因为德国将在整个欧洲文明更进步的条件下，具有比 17世纪的英国和 18世纪的法国更发展得多的无产阶级去实现这个变革。所以，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一定要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显然，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不在 “文明”世界的范围之内。无产阶级革命不可能发生在欧洲之外的 “野蛮”世界，解放人类的崇高使命只能由欧洲来完成，因此，玻利瓦尔领导的拉丁美洲解放事业也就没什么意义。

但阿里科并不接受这个有点过于简单的解释，原因在于：写作 《共产党宣言》的马克思和写作《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马克思不是同一个马克思。阿里科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在 1848年前后发生了一次 “决定性的转折” (virajedecisivo)，这个转折的标志就是关于爱尔兰问题的著述。在 《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市场的扩张已经到达顶峰，即将迎来无产阶级革命。但 1848革命的失败表明，情况并非如此。马克思由此而转向对资产阶级社会更深入的探究。1851—1862年间，马克思为 《纽约每日论坛报》所写的一系列文章就是对资本主义新发展的具体分析。在这些文章中，马克思的视野真正变成了 “世界主义”,我们从中看到了土耳其、印度、中国、俄罗斯这样的国家纷纷登场。到了 1858年，马克思已经转向了这样的观点：只要资本主义在殖民地国家和依附性国家获得进展，就不能指望欧洲社会主义革命能够取得成功.如今，不再是欧洲的变化决定着欧洲以外世界的变化，而是相反，非欧洲的变化成了欧洲变化的先决条件。这个处于不惑之年的德国犹太人已经开始突破欧洲中心主义的藩篱，真正地成了 “世界公民”.在 “爱尔兰问题”上，马克思的转变表现地尤其明显。马克思一度认为，爱尔兰的独立只能是英格兰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结果，也就是说，爱尔兰的解放只有在英格兰无产阶级的帮助下才能实现。

书写历史新篇章的重任只能由英格兰人完成。但从1867年起，马克思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英格兰工人运动是使爱尔兰人遭受剥削的一个原因。也就是说，英格兰工人运动是爱尔兰解放道路上的一个障碍。相反，爱尔兰的民族解放将是英格兰无产阶级社会解放的一个先决条件.“解放”可以发生在 “文明”世界之外，可以说，这是对后来列宁所说的无产阶级革命会发生在帝国主义锁链的薄弱环节这一命题的预告。

既然如此，既然马克思已经走出旧世界的狭小范围，站在了新世界的门槛之上，那他为什么还会错过在新世界上演的剧情?阿里科给出的回答是：马克思并不是不能在理论上一般地肯定拉丁美洲的价值，而是无法承认当时拉丁美洲各族人民的具体斗争。其原因在于，在马克思思考的时代，拉丁美洲呈现给人们的依然是一块广袤而空白的土地，不断地吸收着被欧洲资本主义浪潮驱赶的剩余人口，拉丁美洲各共和国的基础似乎只是统制性军事力量的存在瑏瑠.不像土耳其、中国、印度、俄罗斯这样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国家，拉丁美洲的本土传统不具有决定拉丁美洲身份的力量。来自欧洲的元素不断涌入拉丁美洲，拉丁美洲好像只是欧洲的遥远回声。不像印度、中国等遭受异族殖民主义统治的国家，拉丁美洲跟西班牙、葡萄牙拥有共同的种族、语言和文化血脉。换言之，当时，拉丁美洲的民族建构尚未完成，使拉丁美洲成为拉丁美洲的本质要素尚在形成当中。黄昏尚未到来，反思的猫头鹰无法起飞。

另外，阿里科指出，拉丁美洲具体的解放进程跟马克思所熟悉的 19世纪的欧洲大相径庭。在欧洲，国家是由民族决定的。在拉丁美洲，情况刚好相反，是国家权力在决定着民族的形成，玻利瓦尔代表的正是决定拉丁美洲民族形成的 “国家”.拉丁美洲独立战争是由玻利瓦尔这样的上层精英领导的，而且这个领导阶层不是 1789年法国雅各宾式的领导阶层，这个领导阶层没有群众基础，恰恰相反，很多群众是反对独立战争的.玻利瓦尔也不时表现出对群众运动的恐惧，担心群众将把拉丁美洲拖入无政府状态，而极力要把群众的能量导入自己对拉丁美洲未来的设想当中。这就是为什么玻利瓦尔不得不经常成为 “退却的拿破仑”:玻利瓦尔一方面需要群众的支持来反对西班牙，另一方面又害怕群众会葬送拉丁美洲的未来。也就是说，拉丁美洲独立战争不是一次广泛的代表群众意志的社会革新运动，相反，玻利瓦尔所代表的领导阶层想要控制住群众的力量.这样，玻利瓦尔式的解放进程就与马克思的解放观念陷入不可调和的冲突，这就是为什么拉丁美洲会成为马克思思考的 “盲区”.在马克思的概念中，国家由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不过是表象，本质隐藏在市民社会的运动之中;拿破仑不过是小丑，真正决定历史走向的是社会阶级。但在拉丁美洲，情况不是这样，玻利瓦尔试图决定拉丁美洲的民族形成，自上而下地将整个拉丁美洲团结成一个“民族”,完成葡萄牙王室在巴西完成的事业.虽然没有成功，但在大海中耕耘的玻利瓦尔显然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小丑，而更像是一个壮志未酬的悲剧英雄。马克思由于无法接受这样的拿破仑而错过了拉丁美洲。

看起来，马克思之所以错过拉丁美洲，还是因为在马克思那里残存着欧洲中心主义：凡是与欧洲解放进程———其典范是 1789年法国大革命———不同的解放进程都是非理性的。就像在黑格尔那里一样，对马克思而言，情况也是如此：“‘美洲’只因 ‘欧洲’而存在”,“只能是欧洲的延伸和反映”.非欧洲世界是与历史的创造无缘的。虽然已经与持雷打不动的欧洲中心主义立场的老黑格尔决裂，但马克思还是未能完全走出老欧洲人黑格尔的阴影。阿里科最终也放弃了这个可以称为潜在欧洲中心主义的解释。阿里科认为，马克思的著述具有 “非系统性”或未完成性这个根本特性。随着历史的进展，马克思的思想也在逐步进展。为了与历史共进退，马克思一再突破其先前完成的理论系统，这使马克思那里出现了诸多无法从其理论原则中推演出来的“离心点”,拉丁美洲独立战争问题就是其中之一。如果马克思活得更长一些，这些离心点也将进入马克思新的理论系统之中，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能够见到马克思在生前完成这项任务。因此，就像马克思一度对英格兰资本主义的进步性大加赞扬，而在英格兰与沙皇俄国合作时又加以斥责一样，马克思对玻利瓦尔和拉丁美洲的判决也不是盖棺定论式的终审判决，而是一种具体的历史的判决：当时的马克思认为，玻利瓦尔领导的拉丁美洲独立运动不是一种推动历史前进的运动，而是一种阻碍历史释放革命潜能的运动。引导马克思对历史事件作出其判断的终极准则是革命，能够推动革命的就是 “进步的”,否则就是 “落后的”。最终，马克思不是一个解释历史的理论家，而是一个意图改变历史的政治家、革命家。最终，也是政治的而非理论的原因，使马克思错过了拉丁美洲，因为马克思认为拉丁美洲不够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