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一个更一般的角度看待以上四种认识，就会发现他们面临一个共同的棘手问题，即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需求评价、道德认知等价值冲突问题——因为无论社会发展到什么阶段，人与人之间总可能存在一定的认知差异性，或者说，认知多元化的存在是一个社会必然，解决这种由主体独立性引起的多元化冲突，是古今中外都必须面对的共同问题。在欧洲社会，为了解决冲突问题产生了一人一票的民主投票制度，以多数原则作为问题的解决方案，在许多场合中，这一做法都是简单而有效的。然而，遗憾的是，近现代的理论研究早已表明，正如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在《理性与自由》中所论述的那样，在有些场合，那些由于多元化引起的冲突问题，并不存在一个可以由多数原则所决定的社会选择函数。

中华文化就是一种和谐的文化，反映了中华民族崇尚和平、反对武力的传统。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形成了以儒家为主，儒释道三家共存的文化格局，是一个多种文化流派冲突融合的过程，因而，其中必然具有一些关于冲突问题的解决之道。然而，遗憾的是，无论是儒家的“中庸”观，还是道家的“无为”观，又或是佛教的“平等”观似乎都缺乏类似于西方社会中投票制度那样简单的数学统计模型，因而我们也有理由怀疑，中华文化的系列理论究竟是否具有可操作性?或者仅仅只是一种粗略的定性描述而无法实现定量计算?

二、从超公平分配到按需分配

在《Super Fair Distribution Based on Individual Preference》一文中提出了一种超公平分配模型，其结论是比较有意思的，大意是说：在资源分配过程中(无论资源是可分或不可分)，一定存在一个分配过程。

1.为了便于讨论问题，有意把需求冲突扩大到一种近乎荒谬的场合，比如关于C的需求描述;

2.由于以上讨论是关于一种不可分割的产品的论述，故引入了货币作为一般的协商手段(而对于可分割产品则并不需要引入货币)，同时，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假定存在货币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假设;

3.在人数更多的情况下，可以证明，相同观点的人组成联盟，有利于提高自身的收益。

以上的分析过程表明，超公平分配实质上实现了一个满足所有人需求的分配过程，换句话说，如果每个人都是平等的，那么任何一个人的需要都只能以社会平均值作为基本参考(当然，这里的平均值仅仅基于个体自身的主观的平均值而不需要依赖于公正、客观的权威评价)，进一步的，如果每个人都以社会平均值作为基本需求参考，那么超公平分配就是一种可以实现的按需分配。

三、从超公平分配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前文论述了超公平分配与按需分配的一些关系，下面再谈谈超公平分配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源。首先是一种参与者具有相同权利的平等观，而这恰恰是佛教所宣传的，即无论一个人的认知或偏好是如何的幼稚、偏执，他的需求与其他人都将被平等的对待;然后是一种推己及人的交往原则，这正体现了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精髓，其方案的执行过程也再现了儒家“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原则;再后，从管理者的角度看，管理者不需要作出任何自己的权威判断或者智慧处理，只需要把每个参与者的意见综合实施即可(即由计算机进行客观的演算)，这恰恰是道家所追求的“无为”之治;最后，从分配结果上看，其完美地暗合了儒家的中庸之道，是一种非常和谐的分配观。